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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哲学思考
网络时代的哲学思考一 牛顿方法论的超越
牛顿力学有力地支撑了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也使我国古代就已形成的“物生有两，体分左右，皆有二也”的朴素辩证法观念找到了近代科学解释。然而牛顿力学观察的是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质量和能量作为物质的两个本源特质的。人们很容易理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非此即彼，非我即敌的机械认识论观点就是这种思想方法的极端体现。
在整个工业生产力阶段，一方面人们依靠物料，能量构筑了烟囱、厂房、铁路和桥梁，另一方面，人们又在争夺物料和能量的斗争中力求用博弈思想方法战胜对手，战胜自然。也就形成了追求单一目标和单一因果链的简单化决策方法。
经济技术发展把人们推进了网络时代，人们遇到的诸多问题已经不可能在牛顿力学的单一因果链的思维平台上获得满意的答案，除了对立双方之间的力学作用之外，还必须考虑介质或信息的作用。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多样性的社会，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信息。黑与白，正与负，好人与坏人，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科学与迷信之间尚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认识的空间。一批综合学科应时而生，它表示人们力求超越工业时代的方法论，从多维模型、统筹兼顾的方法上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协调共生的组织体系。
工业社会盛行的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人与人对立起来，斗争与反斗争，压制与反压制，控制与反控制的思想方法已经使人类社会遭受了太多的报复。对立斗争的长期效果并不总是一个吃掉一个，而往往是两败俱损，由第三者或第三态主导局面。因此信息社会的哲学原则应该是使每个社会单元通过信息的协调作用，找到相对佳越化的生存空间，它至少要考虑三个最基本的要素而不是两个。比如主体，对象和环境，正态、负态和零态，宏观、微观和中观，客观、主观与媒介，信源、信宿与噪声等等。
一种三基元哲学思想正在孕育之中。这种哲学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三个具有正交完备性的最基本的特质构成，即运动不能由一个或两个规律加以说明，而任何第四个规律或者是某一规律的结果，或者是三种基本规律的交叉派生的产物。
比如热力学有三定律，机械学有三定律，生物学有三定律（变异、遣传、自然淘汰），现代交叉科学有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基本原理，彩色电视中有三基色原理。甚至一向作为计算机技术最基本的两进制码也有可能发展成三进制，有人已经证明，三进制才是最简单而且效率最高的运算方法。还有最具有挑战性的两个问题，一是物质是否由质量、能量、信息三个基本特质完整地体现，二是社会组织形态是否也存在，无序、有序、自序这三种极端模式。
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孤立系统从有序到无序的熵增演化规律，而人类社会作为开放系统则被普遍认为是沿着从无序到有序的熵减规律演化的，因为这个开放系统不断地从外界吸取能量。可是，让我们穿透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远非从简单无序到简单有序的单向过程，基于信息的自组织作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自序化发展方向。
达尔文时代的人们不可能预见自组织的力量，那时人们普遍认为生物进化只能服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把利剑。这正好说明那个时代的人对能量和外力的畏惧和崇拜。直到最近，科学才发现某些复杂开放系统在外界变化（信息）达到一定阀值时，就会自发形成一种有序结构。这就是说，有序化并不总是在力学规律下被强制形成，信息的作用可以使某些开放系统形成自发有序，我们称之为自序。
如果说小农经济是以质量为主导的无组织化的经济形态，工业经济是以能量为主导的强组织化经济形态，那么信息经济不是强组织化经济的继续，也不是半组织状态或者中间道路，而是一种以信息为主导的独立的全新的自组织经济。农业社会的突出特点是个性无序，工业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强制有序，信息社会的突出特点则是协同自序。一位美国学者尼葛罗庞迪曾多次重复他的自组织试验。他在报告厅要求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随意鼓掌，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掌声中过不了一两分钟就会形成有节奏的规律性掌声。他承认现代社会还有许多与这种自序状态非常不协调的东西，甚至在计算机网络里仍有大量有害的信息，但他坚信人类的协同自律能力，能够很快地消灭少数不协调的掌声，并将它们融进共振的旋律之中。
几百年来，不加节制工业文明正在把人类带进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误区，有些人对现实世界中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奉为真理。甚至告诫世人，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就是利己主义。只要你不违法，什么缺德的事都可以干，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因为通过人们利己行为的互动可以完善法制，也就是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就促进了社会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则是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只要不让别人抓住证据，杀人放火也可以逍遥法外，只要有钱，刺杀美国总统的富商之子也可由要人证明其当时精神处于不正常状态而无罪释放。如果承认这种博弈互动促进社会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或毁灭。即使把一个国家的法典修订的比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还厚，依然能够找到法律的空子。因为有一条重要的自然法则，就是管理者掌握的信息量永远小于被管理者掌握信息量的总和。人类要想避免自我毁灭，唯一的出路是自觉借助第三种力量。超越市场，超越政府，以社会协同为新经济时代的伦理原则。当务之急是建立全民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和道德监督）的透明管道，而网络及其产业就是这种管道的基础。
如果以上这种三基元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观念能够在现代认识论中立足的话，那么它是否能成为信息时代的哲学基础，并作为工业时代的一分为二哲学体系的补充和发展呢？恐怕还要经过更多人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创造。
二 信息与多样性社会
学术界对信息的定义不下几十种，站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层面上看，每种定义都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是从最本质的哲学意义上考察，应该只存在一种最接近信息本质的定义。直到目前，人们仍然没有停止对信息哲学本质的探求。
1948年，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仙农第一次用数学方法定义“信息就是不定性的消除量”。认为信息具有使不确定性减少的能力，信息量就是不确定性减少的程度。仙农关于信息的定义至今在概率性通信过程中仍然是有效的。我国一位学者曾撰文指出，现在人们正滥用信息概念，什么信息爆炸，信息膨胀，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按照仙农信息论的定义，不被受体所理解的信息并没有使不定性减少，也就不称其为信息，它无异于能量虚掷和感情的空抛。
其实，仙农作为一个通信科学家，所定义的仅仅是进入他的人工通信模型中的信息，也叫做认识论信息。而作为与质量、能量并列的一个哲学本源，人们并不满意仙农的定义。依照仙农的观点，消息如果不被某一受体理解就没有信息，如果被另一受体所理解就有了信息，那么究竞这一消息中包含不包含信息呢？为了找到哲学本质的解释，1956年阿希贝提出，信息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消息本身有没有变异度，信息就是被传递消息中的变异度。
从自然哲学层面上看，前苏联学者格卢什科夫把信息定义为“物质和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不均匀性的测度”。意大利学者朗格提出。“信息就是事物间的差异”。我国许多学者倾向把信息定义为“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我比较赞成朗格的定义，并且认为信息是事物可传递的差异性。它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可传递的差异性。差异越大，信息量就越大，没有差异就没有信息，不可传递的东西也不是信息。
在宇宙爆炸的一瞬间，即没有各类分子，也没有各种原子，很可能只有同种基本粒子组成的“宇宙之汤”。在这种混沌世界里是没有信息的，而在虽有多种元素存在，但又在某种强力作用下保持高度一致的世界里，也没有或者有很少的信息，只有在多样化的世界里才蕴育着丰富的信息。
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系统总是朝着熵值（熵＝热量/绝对温度）增加的单一方向发展，最后达到处处热量相等的热平衡状态，也就是最混乱的无序状态。一杯开水置于室内，它的热量就会向四周散发，直到与室内温度相同。要使水温与室温的差异恢复就得靠外力加热，也就是使熵再次减少。
在负熵可以增加系统内部多样性的意义上讲，负熵就是信息。但是如果靠外力加热使系统内部状态同构，就没有增加信息量，只有靠外力增加了系统内部的多样性才能增加信息量。 如果说是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电磁力和万有引力这四种作用力的约束使物质世界井然有序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客观事物中所包含的差异性即信息影响力使生命世界越来越走向协同自序。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牧、农业、工业阶段，正在向信息阶段过渡。从总体上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信息量也越来越大。但是工业社会的原则是大量生产标准化的同种产品的社会，高度集中一致的社会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信息量的增长，只有信息社会才能在越来越透明的环境中实现个性有序的多样化社会结构。
工业社会的哲学原则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和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强组织化原则，它强调共性，抹杀个性。这种组织原则在追求单一目标的群体活动中非常有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引证拿破仑的话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多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其主要原因是两军的组织程度不同，而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把信息定义为组织程度的量度。那么信息是否就是组织程度呢？如果我们得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就有会沿着工业社会兵营规律的哲学原则，在集中控制经济上越走越远。这一点在西方七十年代经济停滞，80年代东欧国家解体的历史事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信息社会的哲学原则是建立在非线性理论基础上的自组织化原则。它不是按照线性规律强制有序的社会，也不是无组织的处于混沌状态的社会，而是通过信息网络的作用使每个社会主体在相互协调的环境中经过不断地自组织来实现整体优化的社会。
一次，我去国家科委组织的一个高级培训班授课，在我前面讲学的一位控制论专家提出，我国经济总是在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过控制与欠控制的两极摇摆，最好的办法是缩短控制路径，找到最佳控制点。我在这次讲演中首次提出，集中控制的思想方法只适应单一目标问题，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只有使多个行为主体在信息相对透明的环境中实现自组织化，才能形成多目标经济活动的次优组合。现在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正是超越工业社会的哲学原则，对无序、有序和自序（自组织）三种基本组织形态的一次大胆探索。
现在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无序的社会是个性被抵消的社会，有序的社会是个性被抹杀的社会，只有协同自序的社会才是保持个性发展和多样化的理想社会。
三 论泰勒宝塔的倒掉
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杂文“论雷锋塔的倒掉” 以庆幸代表皇权的法海之塔对白娘子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统治的一朝崩溃。但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少的可怜的信息传播渠道仅作为皇权帮凶的时代，这种暂时的个性解放又能换来什么呢？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命运要么以流血失败告终，给后人留下对皇权的敬畏和更深的仇恨，要么新帝登基坐殿继续新一轮皇权统治。只有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的哲学思想体系相结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更新体制，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只有当信息上升为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并成为广大民众在生产和生活中赖以自组织的首要条件时，这种个性解放才能持久和有效。我们可以毫无政治偏见地说，在工业社会，资产阶级所宣染的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只不过是粉饰他们已获得的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地位的小把戏而已。美国一位大学教授无不深刻地指出，民主的本意应该是一人一票，可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反映在工厂和市场上，在工厂里是一股一票，在市场上是一美元一票，这不对西方民主虚伪性的一种最尖锐揭露和讽刺吗？
值得庆幸的是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孕育了新兴的信息生产力，它反过来要摧毁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促使工业社会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的宝塔结构正在倒塌。
在动力机器生产力阶段，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泰勒发明的宝塔型生产管理模式也许是最科学的组织结构。但它只能说是一种力学结构，而不是信息结构。这种结构是我们在兵营里或者中国历代修筑长城的伟大工程中见惯的结构。这种结构的要领是三三制，因为每个管理者的“力”，只能有效地控制三个被管理者。到网络生产力阶段，管理者的信息在理论上可以影响无限多的被管理者实现自组织。甚至在现代战争中，最高指挥部可以直接给每个战士下达信息指令，完成不同意图的战略组合，在这样的时代，继续这种宝塔体制，只会增加信息网络中的时延和噪声干扰。
技术的组织方式有时候比技术本身更重要。在网络时代，仅仅因为语言处理机、个人计算机的引入就称之为办公自动化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尽管会计不用算盘而改用计算机，秘书人员由处理文字档案到处理电子数据，其工作本质并没有变，由上级逐级下达命令的工作方式并没有变。真正的办公自动化在于信息联网。不论你是最高经理还是一个新职员，只要将工作岗位与信息网络联接起来，下级就用不着看上司脸色办事，而是按照计算机内存储的程序办事。许多现代化公司里，职员只要每天按照个人电子信箱里的程序完成任务，就可以几个星期不用见上级经理。这种分散而有序的管理模式也叫平面型管理模式。
如果将这种管理模式与中国秦汉时期修筑长城相对比，一种是必须严格依靠一种宝塔形的官僚制度，依靠强制力量完成最高指挥者的意志；一种则是扁平组织结构，以平等的信息交换方式，在透明的情况下实现共同的目标。
促使官僚制度终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监督和电子民主网络的建立。通过电视传播网络，领导人的各项重要活动均置于普通群众的视觉之下；热线电话也可以把市长和平民连接在一起。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的一场绯闻而引起悍然大波，差一点弄得身败名裂。
在欧洲一些城市，政府利用有线电视系统定期举行听政会，并与普通公众对话，每个市民只要家里有电视和电话，就可以直接向政府官员发问，并对全市范围的问题发表自已的意见。
在电子民主信息网络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把一些问题交给公众讨论。比如意大利讨论是否使人工流产合法化；法国总统为了使国会通过他的提案，也把法国教育体制问题交给公众讨论。当然西方政府的直接民主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由公众利用电子信息手段参于政府决策，毕竟是人类在社会公众事务中增进共识的一种进步，里面包含了最终废除官僚制，实现真正社会民主的形式上的手段与线索。
四 相互喂饭的长勺
即使最有政治偏见和历史偏见的人，只要他严肃地对待人类社会，就必须承认，最理想的社会依然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尚的人类道德仍然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协同准则，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技术环境有可能建立一种公共约束条件，形成全社区人员必须遵守，否则就受到制裁的刚性气氛，而不是靠个别人的自觉性去带动和感化周围的人群。
比如，一位皮鞋厂的厂主为了防止排污，自觉购置了污水处理设备，但他的皮鞋成本比同类工厂成本增加了一倍。别人卖25元一双，他要卖50元一双。长期卖不掉，工厂就得倒闭。结果是道德高尚者难以生存，留下道德低下者把人类带进一个无异于互相残杀的社会。
如果我们建立一套监测污染的信息网络和一支认真负责的执法队伍，将害群之马时刻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并使其难以生存，就可以保证大家在平等无害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在更广泛的领域，也只有建立这种无所不到的信息网络和相应的社会监督体系，才能使人类携手共进幸福的天国。
那么天国究竟是什么呢？有个故事说，某人死后先去了地狱。他看到许多人挤 在一起，中间一口大锅尽是可口的饭菜，但周围的人个个愁眉苦脸。因为每个人手里拿一个长把勺子，自己没有办法喂自己饭。于是，他又去了天堂，也看到许多人围着一口大锅吃饭。个个都是眉开眼笑。这些人用的勺子和锅里的饭菜与地狱里一样，所不同的是站在大锅两边的人都拿自己的长把勺子给对方喂饭。后来这个人又回到人间，他看到的是许多人围在一口大锅旁边争论不休。因为人们必须等待一位长者用长把杓子给每个人喂饭。 这个故事说明，天堂之所以优于地狱和人间，仅在于天堂有一个大家共同协作的环境，而信息网络正是人类赖以协同生产和相互喂饭的长勺。一个刚性约束条件是，工业商品是内聚的可占有的，信息则是发散的、可共享的。商品可以囤积居奇，信息不扩散出去就没有丝毫价值。
五 回归田园之梦
现代孤独症 大多过惯城市生活的人，一旦回到农村，那乡间小路，那小桥流水，往往给人清新、宁静的感觉，撩拨起人们返朴归真的强烈的情愫。其实这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如果真的要现代城市居民移居远离城市的僻壤，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人耐不得清贫，也不愿失去他们早已习惯了的现代文明。可与陶渊明老先生为伍者毕竟是凤毛麟角。
毋庸讳言，现代都市里的人，每天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爆炸性的信息和知识膨胀，伴随而来的污染与噪声，以及形形色色的犯罪，越来越产生一种孤独感。
当然，每个人所体验到的孤独感，在性质上，在深度和广度上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为什么身居车水马龙的闹市，反而倍感这种难以名状的孤独呢？我想这可以从信息论中找到答案。
前面曾经介绍过，信息不同于自然信号和人工符号。信息只是包含在这些信号或符号中的客观事物的差异性。然而，只有被人脑所理解的差异性，才能产生社会或经济价值。而不被人脑所理解的或者被人脑拒绝接收的信息，则仍然作为一种冗余的信息由各种信号和符号所载荷，继续寻找新的信息受体。客观事物日益多样化，信息渠道日益多元化，而我们人脑可用的细胞是个常数。这就难免产生信息溢出和外界信号不停地骚扰的矛盾。于是一种人海茫茫、知音难觅的现代孤独感油然而生。
在一定条件下，人若能够远离嘈杂的人群，独处一室，会觉得踏实许多。唐朝著名诗人王维的《竹里馆》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远离人群，与清风明月为伴，反而感到身泰心宁，安闲自得。
但是这毕竞是一种消极的回避现实，一剂自我麻药而已。如果利用这种短暂的信号“真空”，将大脑存储的信息很好地整理整理，剔除过时的和效用不大的信息，保留最有用的信息。甚至提高自己有选择接收信息的能力，把大量的规范化了的信息交给记忆工具，只把非规范的最有潜在价值的信息留给自己，那就不再会产生孤独。 因此，孤独感并不一定是坏事，一个人在孤境中往往是能够真正发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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