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
如果说在胡塞尔晚期思想中，现象具有了重要意义，那么随之就会有一系列提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会超出胡塞尔，普遍地以历史的可能性为主题。
第一个问题仅仅涉及对胡塞尔心处境的理解：什么样的动机决定了胡塞尔问题领域的转变？这位思想家——在他看来，从观点出发的事件是外在的；人们倾向于通过描述他的学识、趣味、职业以及他对严格性的偏爱把他说成是非政治的——出人意料地出一种对人类普遍危机的意识。他不再仅仅谈论先验自我，也谈到欧洲人、他们的命运以及可能的衰亡和必然的再生。他把自己的哲学放入历史之中并坚定地相信：他的哲学要为欧洲人负起责任并且只有他的哲学才能给他们指明革故鼎新的道路。他对思考历史以及历史中的思考并不满意，所以才为现象学揭示出令人惊异的使命：为新奠基——像苏格拉底和笛卡尔一样。
我们援引的著作——大部分尚未公开——来源于1935年至1939年。我们可以推测：胡塞尔在1930年已开始把他对自己哲学的理解与对历史（准确地说是指欧洲历史）的理解联系起来。1935年5月7日胡塞尔在维也纳文化联盟上作了题为“欧洲人危机中的哲学”的演讲；在这个讲演之后，他于1935年11月又应“布拉格人类知性协会”之邀做了两个讲演；他的全部未公之与众的手稿以一种大型论文的方式被冠名为《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其中前两个部分已于1936年在贝尔格莱德的《哲学》杂志上发表1）。除这本著作之外，以“危机”为题的手稿集还包括下列文本：维也纳演讲的初稿、这次演讲的推测性文本（一个修订稿）、同一文本的另一个更为完整的稿件、“危机”的全文以及各种尚未公开的文本，其中包括胡塞尔对同一主题的持续思考。
在这种思想上的全部努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德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的悲剧性进程推动了胡塞尔进行历史的思考。老年胡塞尔，作为非亚利安人、作为科学思想家，本质上仍然是苏格拉底式的天才和质疑者(Infragesteller)，在纳粹分子看来是不可靠的。他退休了并被勒令保持沉默。他不得不去揭示：精神有一个历史。从总体上看，下面这一点对这个历史很重要，即精神可能患病，历史是为处于危险的以及处于可能丧失的境地中的精神而存在的。正是由于这些病人，即纳粹分子，把一切理性主义诬陷为衰败的思想并提出政治和精神健康的生物学标准，因此这种揭示就变得不可避免。无论如何，在纳粹主义时期，促使胡塞尔踏入历史的真正动因是危机意识：为了崇尚理性主义，应该谈论：谁生病了，以及在哪里可以发现人的意义与荒谬。
需要补充的是，就在胡塞尔身边，他多年的合作者M.海德格尔已开始撰写一部著作。同样，这部著作从另一个角度展开对古典哲学的批判并至少含蓄地包括了历史的另项涵义、当代历史事件的另类解释以及对承担性的另种划分的主旨。因此历史强迫这位最没有历史感的教授为历史提供解释。
然而除此之外现在还需要探讨：现象学如何能够采取历史的视角？在这里，哲学问题域的转换被迫超出对心理学动机的阐释而把先验现象学的实事关系带入讨论。一种彻底回归到为存在奠基的自我的我思哲学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历史的哲学？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对胡塞尔文本的探讨得到部分回答。在这样的程度上——即使人们有力地强调观念在意识和历史之间的中介功能——胡塞尔的思想仍显示出统一性。这个观念可以在康德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无限的使命。这里暗含着无限的进步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含义。
然而，如果人类的时代在无限观念的要求下不断发展——在康德那里已是如此，在关于“世界公民意图里(inweltbürgerlicherAbsicht)的一般历史的观念”中以及在其他的历史哲学论文中——，那么为了人类历史的哲学必须克服自我哲学并且从中提出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苏格拉底的、笛卡尔的、康德的哲学以及所有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自我哲学。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将限定在特定的年代。
一、先验现象学对历史观察的抵制
在胡塞尔进展顺利的创作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现象学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修正。毋宁说这个把历史哲学作为永远的可能性纳入自身的基础已经被发现。
1、《观念》、《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学》以及《笛卡尔的沉思》的先验现象学并没有否定，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2整合了那种曾指引过《逻辑研究》的逻辑愿望。可现在这种关注已把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排除在外。也就是说，《逻辑研究》教导人们说：一个逻辑结构的意义——不仅在狭义的形式逻辑上（甚至当它被扩展至普全数理模式(mathesisuniversalis)时3），而且在广义的实在本体论上（这种本体论单个领域的最高的类，像自然、意识等等）──是独立于个体意识的历史或人类的历史的，正是在这些历史的框架中进行着对这个意义的揭示和发展。这个意义表现为在一种直观中介中的意义，这种直观把握到意义的各个个别因素。概念的历史，就其作为意义的表达而言，对意义的真理没有。真理不可能像生物得到功能性的能力那样被获得，它是“空乏意向”(Leerintention)与当下直观之间的非历史性的关联（感官的感知、内感知、外感知、“范畴直观”4等，或者是它的想象的或回忆的修正）。当下直观“充实”了空乏意向。
胡塞尔思想首先清楚地表达出对心理主义的反抗，这种反抗一直是他晚期全部先验哲学的前提。与此相应，从一开始便同样遭到抛弃的是一门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把历史理解为生成和发展。在生成中理性从低级走向高级，并且完全一般地讲，从较少走向较多。在这方面来自于经验推导——经验推导从主观对意义的接近出发——的客观意义的无时间性是无法达到的。
本质哲学——它在“观念”的反思层面上继续了《逻辑研究》的“逻辑主义”——证实了对发生学解释的不信任：“本质还原”(eidetischeReduktion)（它把个别事件置入括号，仅仅保留其意义——以及保留通过概念表达出的涵义）正是一种历史还原。世间现实(DasmundaneWirkliche)与本质的关系就像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一样：每一项本质都是一个现实化可能性的领域。通过现象学的看，个体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成为其本质5。我们一定能看出，胡塞尔是多么谨慎地对待原初(Ursprung)这个概念：就在《观念》第一卷的第一页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里没有叙述历史。在谈及原初性时，既无须和不应考虑心理学－因果的发生，也无须和不应考虑发展史的发生学［……］”。6
“原初”概念只是后来在思想的真正意义上的先验阶段才重新出现。在这里他不再称之为原因的历史发生学，而是称之为奠基性。7
《逻辑研究》中的“逻辑主义”和《观念》中的“本质还原”表明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入侵的最终胜利。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以后将要讨论的精神历史绝对不是从无涵义中出现的意义的形式，不是一种斯宾塞风格上的进化论。暗含在历史中的观念的发展是某种与概念的形成完全不同的东西。
2、本来现象学的先验问题没有明显的历史意图。毋宁说，这个意图通过以前的“先验还原”似乎已被排除在外。
为了在现象学总问题中确定先验还原的地位价值，赘言几句是必要的：通过这种还原，意识放弃了它的原初的素朴性(Naivitt)——胡塞尔称之为“自然态度”，它自发地把世界如其所是地看成单纯的被给予；通过对素朴性的审查，意识揭示出自身是给予性的、意义赋予的意识8。这种还原扬弃了世界的当下性；它没有把任何东西排除在外；它甚至没有扬弃直观在所有认识中的优先性；根据这种还原，意识没有停止看，可是意识不再听任看的摆布，没有消失在看中；而是看把自身揭示为成就(Leistung)或进行(Vollzug)，9有一处胡塞尔甚至谈到一个“可以说是创造性的开端”10。只要人们在自己的意识中实现下面这一点：在看中达到顶点的意向性正是创造性的看，那么人们便理解了胡塞尔，人们便是在先验的意义上的现象学家。11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研究对这一现象学中心课题进行解释的困难性。我们只是提请注意：只有自然的态度屈服于还原并仅仅能够得到还原，只有一切意义和存在得到具体的构造，自然的态度才能被理解。因此它没有首先说明何为自然态度，然后再指出它的还原，最后解释何为构造：我们必须把现象学问题域(Problematik)的这三个方面理解为统一的关系。
然而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胡塞尔在《观念》时期不仅把自然科学而且也把精神科学算作自然态度的学科：历史、文化科学、各种学学科都是关于世间的科学12；用胡塞尔的话来说，作为社会现实的精神是一个“超越物”，即一个对象。在与对象的关联中纯粹的意识超越自身；精神是“外在的”——自然（精神渗透其中）、身体（意识在其中客观化自身）和心灵（被理解为个体心理现实）也是如此。精神的世界性(Weltlichkeit)意味着：精神在意识主体的课题(Gegenstaenden)下出现；精神一定可以作为某种基本行为的相关物对一个意识并在一个意识之中被构造起来——通过这种行为便在世界、历史和社会中“确立”了精神。在这种意义上需要理解：“精神科学首先必须屈服于这种还原13：我们没有迷失于历史和社会现实以及绝对物之中，我们悬置起对精神和物体存在(Dasein)的信仰；从现在起我们知道：历史社会的精神仅仅是为了并通过绝对的意识而存在——这个意识构造了精神14。在我们看来，这里存在着后来一切困难的源泉：人们应该怎样理解：一方面，历史的人在绝对意识中被构造，另一方面，在历史中，自身发展的意义在自身中把握到人——作为这个关于绝对意识的现象学家而处于不断运动中的人？这里似乎预示了包含与被包含之间的以及先验自我与创造历史统一性的意义之间的辩证法的困难性。    三、从欧洲人类危机到先验现象学的道路
我们现在便能够理解胡塞尔对和当代危机的看法；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危机》第二部分的本质。对上述未发表的手稿的探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限定在的解释进行描述的可能性。
文艺复兴是欧洲人类的新的起点；与此相对，古希腊时期的新东西仍停留在黑暗之中，与现代人类的第二次诞生相比甚至被低估了74。
在对现代精神的全部解释中有如下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1、“客观主义”对现代人类的危机负有责任：整个近代的认识态度都被概括为伽利略构架。
2、那种表述了与客观主义相反的哲学观念的哲学运动是广义上的先验主义，它一直回溯到笛卡尔的怀疑与我思之上。
3、可是由于笛卡尔没有敢于在他的划的道路上走到底，所以对先验现象学来说，使笛卡尔的发现彻底化并把反对客观主义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使命始终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现象学觉得对现代人类负有责任并相信能够治愈他们。
这一解释──根据这种解释，近代哲学就是一场在先验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进行的独特斗争──没有为严格意义上的个别留下任何空间；我们看到哲学家们都抱有这种唯一线索(Linie)的观点，──只是他们不断受到客体和我思之间的两难的困扰。只有通过统一性的哲学问题域，历史目的论的原则以及最终历史哲学的可能性才可以得到维护。下面将对这三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1、胡塞尔关于“客观主义”的观点的独创性在于在科学的观念和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分，这种区分对各们科学而言是很特别的：胡塞尔没有考虑把探讨转移到科学方法论或“物”的层面。有些学者，如爱因斯坦、德·布罗格利(deBroglie)等，或者科学理论家如杜海姆(Duhem)、迈耶尔逊(Meyerson)和巴赫拉德(Bachelard)等，他们所感兴趣的“基础危机”在此不在讨论之列：这种危机完全位于客观性内部；它只涉及科学家并且只要通过科学的进步便可得到克服。与此相反，由胡塞尔课题化的危机与科学的“生活意义性”相关（第2节题为：“作为丧失生活意义性的科学的‘危机’”75。它位于观念的、人的构思的层面上。它是理性的危机，同样也是生存的危机。
现代精神有两项本质上的成就――这些成就由于部分地实现了对整体理解的追求(Bestreben)而同时改变了哲学观念――第一项是使欧氏几何一般化为形式的普遍数学，第二项是对界的数学处理。第一项创新虽然仍处于古典科学的路线上，可是这项创新──一方面通过构造一个公理系统（它的确是封闭的演绎领域）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把对对象的抽象推到极致的方式――借助于代数的、然后是几何学的以及最后是纯粹形式的普遍分析的帮助，在莱布尼兹对一般性法的古老构思的意义上（这一计算法的对象是纯粹一般性的某物）导致“多样性学说”或“逻辑斯谛”76。这样，绝对精确性的领域便可抵达，确切地说，首先是在纯粹几何学的“极限图形”中抵达──与这种图形相关联，每一种被感知或被想象的图形只是一种近似的精确；这个王国是一个封闭的、合理地构造起来的系统，这一系统能够被普遍性科学所掌握。
第二项创新是与伽利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危机》的第二部分对他作了严密而详尽的（第7节谈到伽利略不下37页）。他创造了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以“数学的多样性”处理自然，完全像用理想的图形研究几何一样。然而这一天才观点的主旨必须被置于全新的基础上，因为这一步骤奠基于已积淀下来的概念性的自明的基础上78――我们第一次必须把所谓概念的明见性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明见性是客观主义的源泉，――而客观主义是我们处于困境的原因。
首先，伽利略曾一度是由传统认可的几何学思想的继承人；可是由于有生命的意识脱离开这一传统，因此它的“起源”始终隐而不现，也就是说这种理想化成就――它使极限图形与它的感知基础、它的生活环境或者确切地说它的生活世界相分离――是一切意识成就的起源79。伽利略生活在绝然的明见性的“素朴性”中。80
伽利略通过活生生的源泉所切割的第二个明见性在于：感知性是纯粹“主观的”幻觉，“真正的现实性”是数学方式；因此这个要求――以数学为中介观察自然――便是“自明的”81；这种结论上的伟大发现在前提上是“素朴的”和“独断的”82。这一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一“主观”的质都被看作是对客观的量的表达和征兆――天才地克服了对测量的性质和计算法的反对。可是由于这一工作假设没有进行自我批判，所以它就不可能如其所是地得到辨识：一种积极的、“有所成就的”(leistend)精神的独创性。因此，这种“对世界的非直接的数学化”83只有通过结果才能得到证明。数学化的扩展便是这种结果，而不是每次都打破先行假定和无穷证明之间的循环；归纳的全部秘密便包含在这个循环中。只是他忽略了一个反思，这个反思才是更为根本的，全部物理学都回涉到以前的当下、回涉到生活世界的预先被给予性84。这一反思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使现象学有可能履行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功能。
在伽利略之后的时代，积淀过程的进一步加剧应该属于伪明见性，这种伪明见性在伽利略的主旨中揭示出当下的反思：代数在这里使全部数学和数学物理学屈服于技术化――在技术化中类似的对符号的应用清除了一切思维活动中理解的因素。因此科学变得：“表面化了”85并且丧失了揭开它的“成就”(Leistungen)86的线索。
出于所有这些在伽利略本人的时代无法得到阐释的原因，这位数学物理学的创始人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天才：他揭示了世界的数学本性，但同时却又遮蔽了它，因为世界是意识的成就。87
在这一点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胡塞尔在对历史解释之生动进行中形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很明显，对伽利略动机的洞察只能来源于事后的回顾，因为当代危机使原初的危机明朗化，并同时使人明白了当代方向性的丧失。与其从心理学上理解伽利略，不如从历史上理解贯穿于他的观念的运动；所以一切仅仅取决于整体的意义――这一意义来源于他的著作并最终仅仅在由他而产生的历史中得到规定。人们可以把这种动机分析描述为理性的心理学分析，就像J.-P.萨特讨论生存论的心理分析一样，因为对胡塞尔来说，只有历史才真正揭穿这个纲领。
2、自然主义的独断论必须受到批判。这一点由于双重的困境而导致疑问：为什么此后有两种逻辑学：普遍的数学和实验逻辑学，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甚至可以询问为什么有两种数学和两种性：一方面是理想的数学和先天的规律性，另一方面是非直接地应用于自然的数学和后天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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