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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的未来
【内容提要】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不朽的哲学家之一，只要人们还追问哲学问题，他所作出的贡献就仍然很重要。这不是因为他以一种独特的、有说服力的方式回答了这些哲学问题，而是因为他以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一套有效的技巧来处理它们。他通过说明哲学问题的出现是源于对语言的误用，从而来消解哲学问题，而不是回答哲学问题。为此，他认为有必要彻底去探究语言的各种变化，并把它们置于人类生活的各种形式之中。这并不是说他对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给出了一个庞大而系统的阐释，那与他本意是相悖的。事实上，他提出了很多揭示各种具体误解的技巧，这些误解表现为各种难以消除的哲学问题的假设。一旦消除了这些误解，哲学问题也将随之消失，因为哲学问题被他看作是基于各种混乱而产生的。
【关 键 词】维特根斯坦/语言误用/哲学未来
前言
上千年来，哲学家们总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心灵是什么？”至于肉体是什么似乎很容易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它、掂量它、移动它。它多多少少是个像石头或者树那样的东西。是的，你可以说人是一种生物，但生物毕竟也是某种东西。同时，我们谈论心灵的方式似乎也把它当成了某种东西。毕竟，我们有这样一个名词：“心灵”。名词指称事物。因此，如果“心灵”这个词有意义，它必然指称了某种事物。因此心灵是某种事物。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心灵不可见、不可掂量、也无法移动。它一定是种非常古怪的东西。因此，哲学家们，至少是西方的哲学家们，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在冥想心灵是哪一类事物，它与肉体这类事物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维特根斯坦并不急于回答这个问题，他提醒人们要注意到这么一点，即这里存在一个假设：名词指称了某种事物，语词总是根据所指称的世界上的某种事物来获得意义。这就是语言的命名范式：语词指称事物。这是人们最初关于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一种浅显的看法，这种看法已经深入到了哲学问题的设置之中。但这种看法是对的吗？在“请开门”这个用语中，如何定义“请”？你能像指出“门”那样指出“请”吗？“开”指称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所有那些开的事件，包括已经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以至于还没有完成的小说里虚构要发生的事件？当然不是。并不存在“开”这个词要指称的东西，不如说，我们对这个词的使用方式同其他词一样，都是用来表达人们所从事的某类活动。
维特根斯坦相信，如果我们密切关注语言的各种不同的用途，那种追问形而上学问题的爱好就会消失。即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谈论心灵的完善、理智的丧失、记起了什么事、或者记性好与差，我们就无需再说：“是的，是这样的，但是什么是心灵呢？”可以比较一下，我们能够谈论雨、晴朗的天空、浓云密布等等，但是我们并没有考虑“天气”是什么，它与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区别又都超越于这些东西。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伟大洞见，语词的使用随人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我们在描述一次物理实验的结果，有时我们在为某一支棒球队呐喊，有时我们邀请一个朋友一起外出。我们并没有用语词来同某一个事物打交道，尤其是没有用它来命名世界上的事物。然而却是这样一种看法支撑着这个问题：“心灵是哪类事物？”
现在让我们多谈一些关于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得出他的技巧以及他是如何打开了一种新的视野的。在一开始，他就换了一种思路，他全力关注一个问题，但是他却得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事实上，他得出的是两类不同的答案，他在哲学上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发现并发展了第二类答案。这类答案与以往哲学家们所发现并保留下来的答案迥然不同。事实上，为了看看他的哲学努力是否能够与他所改变的那个传统相融洽，或者哲学家们是否将会忽视以及误解他的著作，对于每一个错误模式他都尽力解释和纠正。他在后期著作中所给出的这类回答使他成为了公众在理解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时感兴趣的形象。要理解他前后回答之间的对比，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阅读他两本书的序言。
1.序言一
《逻辑哲学论》是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此书清晰连贯，不过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不仅它自己的结论是不可能的，而且就它所处理哲学问题的整个思路而言也是不可能的。在阅读了《逻辑哲学论》之后，回过头来就会发现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这个传统的基本错误是什么，就会发现从洛克到休谟再到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代的罗素他们最致命的问题是什么。此书顺达平实，把事物都还原到它们清晰的本质上，这就是《逻辑哲学论》的内容。
维特根斯坦深明此义，他的序言是一篇带有傲慢口气的文章。他告诉读者本书处理的是“哲学问题”。要注意的是，这本书只有90页。他说问题从根本上已经获致最终的解决。他说这些问题之所以提出，乃是基于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要表明这些哲学问题纯粹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在说明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所关注的问题都纯粹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之后，维特根斯坦永久地结束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要说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一片清晰的沉默遮盖住了整个企图，或者更进一步说，它遮盖住了我们思考的起点：因为它已经过时了。
在序言之后我们看到一些要终结所有争论的论点的细节。但现在我们足以看清维特根斯坦所要的是一个拥有以下特征的答案：
1.它必须是全面的、囊括了一切事物的答案。
2.它必须是终极的、不能为进一步的探索、清理或者阐发留下任何余地的答案。
3.它必须是不容辩驳的、确定无疑的答案。
维特根斯坦用来追求这类回答的横扫一切的才气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把哲学问题消解在完满性上。如果你想提出反驳，你的反驳已经越界了：清晰性存在于沉默之中，提出问题只能说明某人没有理解。印度著名的佛教哲学家龙树以他非常有名的方式与此相似地处理过一些问题。“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 (If I had doctrines you could refute me， but as I have none，I am beyond criticism or attack)。[1]但是维特根斯坦要好得多，当他留下一个沉默空间的时候，他也宣布了一个获胜的领地。
2.序言二
相对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的序言是对各种条件和否认的汇集。他说他原本不想出版此书——事实也如此，此书与《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其他著作一样，都是他去世之后出版的作品。他说，准确而言，这根本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文选，或者是一本速写集。该书并没有把某一个单一的观念叙述、发展、阐释得很完备。它并没有终结理解，事实上它并不阻止人们作进一步的理解。它并不像《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中的那条自我哺育的河流那样又重新回到起点。它的行为更像野外乱溅的山泉，其特点就在于水花四射，不可预期，也无法控制。
作为哲学家应该提供的这类回答的典范，《哲学研究》暗含着(尽管如此的概括在任何地方也未提及)：
1.对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完备的、囊括了一切的答案，因为这样的答案带来的是一种幻想，我们无需沉迷于对这种答案的寻求。
2.一切哲学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问题构成的情景以及那些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所接受的智力文化背景，所以并不存在终极性的、不为继续探索、理清、阐发留下余地的答案。
3.对哲学问题所提出的答案的理由都是在行动中和判断中一致认可的理由，这种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人的天生的爱好、教育的背景、个体的选择等混合情况的反映。通过任何一种可以归纳出的有用的方式，都无法得知人们同意的是什么，每一个人的看法又是什么。
这类哲学研究以及它对辅助性问题所能产生的影响都不是那位《逻辑哲学论》及其序言的作者所预想的。哲学工作最好有助于清除局部性的和临时性的混乱，能帮助我们克服偶然出现的特殊障碍。这种贡献也许尤为重要，但是哲学不可能提供完备的、终极的、不可辩驳的答案。
一、模糊的影响
也许有些奇怪，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同时也都是最晦涩的。维特根斯坦担心人们会这样想他的作品：“我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但他究竟想要说什么？”或者认为：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但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2]他的这种担心在很多地方都能发现。所以，说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的确有些矛盾。他的影响在哪里？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起，涵盖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维特根斯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直固守《逻辑哲学论》中的世界观。1929年他回到剑桥，罗素和摩尔对他进行面试并授予他博士学位。《逻辑哲学论》在当时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部经典著作，作为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了这个学位，维特根斯坦获得了在三一学院任教的资格，他在这里断断续续地一直工作到1951年他去世的前几年。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完成了最好的著作。这期间他定居在剑桥，但时常到维也纳去度假，他在挪威的海峡边上建了座小屋；二战后他在爱尔兰海岸边又建了一座小屋。当然，战争中断了他回家，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伦敦盖伊医院和英国北部的纽卡斯尔医院工作。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作为一名令人信服的伟大人物享誉剑桥。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对自己早期思想的批判产生了他最具原创性和最有启发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关注语言在产生哲学问题过程中的作用。
过去的答案出了什么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们被证明是不适宜的。很明显，《逻辑哲学论》中的有些东西是错误的，《逻辑哲学论》所谈的那种态度和期望也是无法容忍的。存在着纯粹的哲学问题，但是在维特根斯坦热切追求平实性的过程中，他一直认为语言只做或者说只能做一件事情：描述事实。然而人类的现实生活却充满了问题、命令、请求和反对，有谁知道在逻辑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及其展示方式？因此，语言功能多样化的观念取代了对单一性的主张。
进一步说，维特根斯坦曾经认为，在哲学解释中我们要了解的逻辑就是展现于符号形式之中的东西。但是， “这条狗全身都是棕色的”与“这条狗全身都是黑色的”之间的矛盾出现在符号的形式中是如何可能的？它们与看似拥有相同形式的这句话“这条狗全身都是毛茸茸的”都不矛盾。这条狗不可能同时既是全身棕色的又是黑色的。为什么不可能？那是因为“黑色”和“棕色”在特性上相互排斥，也就是说它们与“黑色”同“毛茸茸”的关系不一样。那好，这是通过哪种方式展现出来的？它对理解这些词的所有人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逻辑是如何依靠那些理解它的人发生作用的呢？离开了那些使用逻辑的人，逻辑自身不会起作用？那么逻辑是如何起作用的？维特根斯坦猛然间觉得，“似乎是规则在要求人们去运用它”[3]。
明白这种洞见的重大后果是非常重要的。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同历史上的逻辑著作一样，都假设人类活动之外存在逻辑，我们要通过注目凝视才能理解它，它独立于我们的使用过程，我们的工作就是正确地得到它。然而一旦我们更深地审视事实的真相，就会发现逻辑似乎是内在于人类建构的符号操作体系之中。它们成其所是只因我们对它们的使用。
逻辑的主题有赖于那些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这一点体现于刘易斯·卡罗尔(Lew Carroll)的一则故事《乌龟对阿基里斯说了些什么？》中。它重述了芝诺悖论中的乌龟与阿基里斯之间的对话，出于故事的需要，这位武士是作为一位伟大的运动员出场的。在芝诺的论证中，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那只乌龟：在阿基里斯到达乌龟所处的位置的过程中，乌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当阿基里斯追到这个新位置的时候，乌龟又向前移动了。因此，阿基里斯总是在力图赶上乌龟，但怎么也赶不上。但是在卡罗尔的故事中，尽管还是那只笨拙的乌龟先跑，尽管还是延续了芝诺的主张，但是阿基里斯已经赶上了乌龟并坐在了它的背上。
乌龟被赶上了，但却没有认输。他要求阿基里斯仔细思考一下命题A和命题B，这两个命题又推出命题Z(这个推理就是，如果A=B并且B=C，那么A=C。正是这个推理使测量成为可能)。阿基里斯当然认识到一旦接受了前提，也就必定要同意结论，但是乌龟想要知道的是如果人们接受了前提却并不同意结论那将会发生什么。阿基里斯说，如果A和B是真的，如果Z由A和B推出，那么Z一定是真的。乌龟要阿基里斯把这记下来作为命题C，当阿基里斯记下来之后，乌龟想要知道如果有人同意了A、B、C，但还是不同意Z，会发生什么。阿基里斯上了圈套，他提供了命题D，他对乌龟这样说道：
“既然你接受了A、B、C、D，你当然要接受Z。”
“我为什么要接受？”乌龟无辜地说：“让我们把这件事澄清一下，我接受了A、B、C、D，但是，如果我还是不接受Z呢？”
“然而逻辑会强迫你那样做。”阿基里斯满怀信心地回答：“逻辑会告诉你‘你不能控制自己。现在你如果接受了A、B、C、D，你就必须得接受Z。’我认为你没得选择。”
乌龟说：“你告诉我的逻辑都很好都值得记下，现在请你记下，我们把它叫做E，即如果A、B、C、D都是对的，Z必定是对的。直到我同意这个观点之前，我当然不会同意Z，它是相当必要的一步，你明白吗？”
“明白了。”阿基里斯答道，在他的语气中有一丝沮丧。
作为故事的结尾，阿基里斯蹩脚地把命题的无穷倒退带入了论证之中，他把推理规则当作了额外的前提，一旦人们同意这些前提，就可以从这些规则中得出结论。
这里的教训很简单：无穷倒退使得你把推理规则当成了一个前提。但是推理规则是什么？一条推理规则就是这样一条原理：依据此原理人们可以从真命题出发得出真命题。如果试图把推理规则的应用过程当作一个真命题纳入论证中，将会使逻辑本身瘫痪。但是这个结论引起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规则如何能够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
二、遵守规则的悖论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研究》中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难题的，他把这个难题与我们的行为同信号之间的一致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处理——这里说的信号，是指那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的信号，是那种在强烈商业文化中随处可见的树立在门口和路边的信号。大概说来，信号告诉了我们要去做什么。它们总是写着这样的字眼，如“一直向左走”、“请勿进入”、“请喝可口可乐”等等。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号都是祈使性的，有一些是宣布规则的，如“不要把车停在两个信号之间”，或者“时速控制在70以下”；还有一些是公布政策的，如“此门在一切时间都要关闭”。
另外一些信号在语法上不够清晰： “MEN”这个信号指示的是里面的设施是提供给谁用的。“雇主专用”的信号也是如此。有时这种不够清晰的语法还比较复杂：“衣冠不整、恕不接待”，为了理解这个信号，必须要提出两个由选言判断连接起来的条件并把它们组成一个结论。在这里“如果”以及“那么”被省略掉了，动词“穿”和“将会得到”也省略掉了，事件的主语“你”也省略掉了。你也可以加上“难怪(no kidding)”这个条件，不过这将把语法弄得更复杂。但是，任何一位说英语的人都不认为这样的信号有什么问题，对于形式结构的清晰与意义的清晰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不要把车停在两个信号之间”的信号唤起了人们理智的好奇心，他们会意识到这样的信号是成对出现的，只有成对出现相互指称时才是这样。人们这种想法包含着一个无穷的后退。很快，每个信号都需要指出：不要把车停在这个信号与它最邻近的信号之间，很明显，另外一个信号也写着不要把车停在这个信号与邻近的信号之间……如此往复。没有人会对这些信号感到困惑的事实就说明了人类的自然语言并不是逻辑学家设想的那套规范体系。但问题在于维特根斯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这些信号(作为公布规则的事例)何以能够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
例如，一个箭头是如何起到指示作用的？我的意思是说信号“这边”上面的箭头。要解释这一点需要对遥远过去的人类的狩猎文化和战争文化作一个补充说明，那时人数不多的人们相互之间都非常熟悉。“每个人都懂”，小孩也会，不用任何人操心(这与教授乘法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每个人都懂得什么”这个问题(对此，毕竟只有一种文化或者历史的解释)，那么对于箭头是如何起到指示作用的就显得非常神秘。
抵制住一种非常简单的诉求很重要，这种诉求认为这样的信号天然地意味着它们所指示的东西。信号“这边”之上的箭头可以作为这样一个提示：在三岔路口，中间的一条是最长的，是主要的，也是人们要选择的。在这个例子中，这个符号也可以指出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也可以用一个文化故事来解释。或者想象某种文化把箭头作为一种信号，它来源于鸟的脚印，就如同我们按照人的脚印的方向前行一样。它可能指相反的方向。
但是，设想这个世界在进化中产生了与我们一样的存在物也是合理的。这种存在物只有四个手指(也许第五个就像狗的残留指一样)，由于拇指过于神圣而不被用来计算，它所发展出的是以6为基数的数字系统，我们现在写作100的数字在它们那里就要写成244了。我们不可以忽视自然事实的纯粹偶然性在符号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和维特根斯坦所提供的答案之间的联系在他的文章中显得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很难把它们分离开来从而理解维特根斯坦究竟要表达什么(例如《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的第143节到240节)。深层次的问题是：“是什么确保了一个规范体系的连贯性和适用性？”在《哲学研究》中，他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人类的自然语言同早期设想的规范体系之间的差别是何等地大，问题逐渐变成了这样：“是什么确保了那些声称是被规则控制的人类行为的连贯性和适用性？”这些行为包括所有我们处理信号和符号的行为，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除非能够保证我们知道我们在使用或再使用某个词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一致的，否则交流就是不可能的。注意，我们可以联系到笛卡尔，他在《沉思录》中声称怀疑一切，但是他从未说他是否知道拉丁语(或者法语。他用这两种语言出版了他的著作)。如果他的怀疑延伸到他是否理解他表达其怀疑的语言，他马上就会说下面两件事情：(1)这种怀疑是如此极端，如果我们真的连这也要怀疑，我们就失去如何进行下去的观念，我们就必须停止谈话。(2)这种怀疑如此极端，如果我们真的连这也要怀疑，我们就无法解释我们如何能够确定某种东西。因此这样的怀疑如此愚蠢，如此自我矛盾。维特根斯坦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严肃地对待了这件事情。
尽管我们无法解释信号为何能够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无论如下的信号或者如下发生的行为指示了些什么，总是存在一些理由，存在一些解释，根据它们，我能按照如下信号的指示进行计算。如果我有足够的创造力，我就能够对我是如何进行的做些解释，我就会想“限速”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值，“停”是提醒我有一个交通十字路口，等等。我也会想如同1加1等于2一样，2加2等于3，3加3等于4，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符合逻辑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解释，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建构为与信号相违背(在第一部分第202节左右)。所要说明的就是如果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是按照如下规则来计算的，那么也就不存在如下规则这件事。并不存在任何符号或者任何其他规则的表达能够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的固定的方式。
但以此出发将会得出与现行情况相反的结论。这明显不可能是对的。根据正确的工程计算方式建立起来的桥梁明显比那些没有这种设计的要牢固得多。信号的确规范了交通；人们能够在谈论的时候相互理解——至少在某些时候是如此。人们并不总是呆笨、互不理解。那么我们根据规则和信号来有规则地行动是如何与世界是一致的，又是如何适用于世界的呢？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表明，离开了对这些体系的使用，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这一点。
伴随他的著作出现了一批标语：“意义就是使用”、“不问意义，只求使用”、“规则为何能告诉我要去做什么？只因我受到的训练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做事情的”，等等。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无疑很简单：把问题产生的背景对照起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是：“有什么能够确保规范体系的连贯性和适用性？”答案是：“没有什么能够确保。”事实上，它所表明的是任何规范体系都是不完备的。这就意味着人类所使用的规则、信号、符号都具有开放性的结构，它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即具有连贯性和适用性——只是由于它被人们用来处理各种事情，只是由于它在使用过程中呈现了某种人们自然拥有的理解和反应模式，只是由于人们被训练去如此使用，只是由于人们单纯选择用这种方式去使用信号等等。这就是“语言游戏”概念的要点。
三、问题、难题、窘境
在维特根斯坦流传下来的思想中，有一部分思想坚持认为并不存在哲学问题，存在的只是哲学难题。一些尖刻的或者说粗心大意的评论家把这当作维特根斯坦并未涉及那些困扰着柏拉图、康德的大问题的证据，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对思辨传统的影响一定是破坏性的。但这是一个误解，可以根据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主要观点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库恩认为这是一个新范式创立者带来的后果。新范式的创立者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所以当他们事实上是在排除原有问题的紧急性及其意识的时候，旧范式追随者却认为他们忽视了某种东西。普里斯特里(Priestly)、莱沃思尔(Lavoisier)并没有解释什么是燃素；他们把对燃素的讨论排除在外。维特根斯坦也没有解决笛卡尔关于肉体与心灵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他转换了思考心灵与肉体问题的方式，从而使传统问题不再能够激发我们的兴趣。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对传统问题提供某种答案，他也没有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推向顶峰。因此在那些坚持把哲学看作是解决肉体与心灵关系问题、其他心灵问题、因果关系的本性、宇宙的存在等等问题的人看来，这总是有些古怪。坚持像传统哲学那样看问题就如同坚持把疾病的起因描述为巫术的作用。说巫术在病源上没有起作用是不够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即便叫作巫术的操作也可以被想象的世界概念，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已经转向了一个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的世界。当我们遇到一个巫术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巫术也就消失了。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也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它们消失了，尽管并不是通过想象或者巫术的形式，而是经历了反思和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减少了使人麻痹的概念困惑。哲学工作从掉入陷阱转变为开放的活动，我们知道该如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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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还存在哲学问题，那就有哲学解答，因而也就有哲学知识。哲学家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美学的真理等等。哲学问题将得到哲学知识的解答。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正是哲学问题难以消除的特性——不存在固定的解答——为它们的真实本性提供了线索。康德关于纯粹理性的自相矛盾和谬误推理展示了同样的道理，康德论证到纯粹理性领域里的形而上学问题——由于同经验没有联系——只会产生矛盾。这类事情是单一的，它的答问并不复杂，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错误：如果每件事情都有个理由，那个理由是什么？即它是由什么引起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把它们看作是难题的时候，我们在哲学上才会有所进步。由此我们要明白以下两点：(1)概念上的困惑体现的是语言的误用；(2)我们自身的迫切要求使得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到了首要的位置。把哲学问题断定为哲学难题意味着什么呢？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把生活的意义和世界的意识称作一个“谜”(Ratsel)。奥格登(C.K.Ogden)和拉姆赛(F.P.Ramsey)在英译本中把它译为“riddle”。维特根斯坦问他们“riddle”这个词是否能够同时表现这两种意思：第一，它意味着一种诙谐的、口语化的难题，它起到一种玩笑的作用；第二，它传达了一种深奥的意境。他认为，如果这两种意思都体现出来了，那么就应该意识到这里谈论的是生活的意义之谜。他后来写道：“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感到一个语法玩笑是深刻的玩笑？(而这就是哲学的深刻性)”[4]顺便说一下，维特根斯坦给自己著作取名为“Logisch-Philopische Abhandlung”，英译本的题目自然而然应该是“Treatise on Logical Philosophy”。摩尔建议用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来作为该书的题目，以使人们想起斯宾诺莎的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神学政治论》)。摩尔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使得这样的提示是恰当的，这个名字也容易被人们记住。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存在一个巨大的谜，如同他认为语言有这样一种功能。他认为一个巨大的、具有体系的洞见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维特根斯坦逐渐放弃了语言统一性的观点。他后期著作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认为语言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无限多样的，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也有无数多种。之所以如此——此时他放弃了他早期著作中的核心原则——是因为我们无法通观在语言中或者通过语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宣称语言组成了命题，命题描绘了所有可能的事实。但在后期著作中，他力图说明语言使用存在多种不同的方式。《哲学研究》满是启发性的隐喻。比如，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比作工具箱，在这个箱子里有各种不同种类的器具，有些是用来敲的，有些是用来扳的，有的是用来切的，有的是用来量的，有的是用来磨的。明白和理解这些差别，知道如何使用这些不同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他同时把语言比喻为火车司机驾驶室里的把手，其中一个是可以连续地动作的把手，另一个是转换把手，还有一个是制动把手。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中最主要的隐喻是把语言看作为“游戏家族”。这个双重的隐喻是丰富的，维特根斯坦极大地使用了它。家族包含了一批成员，这个事实提示我们还停留在维特根斯坦与集合论搏斗的地方，这个事实也提醒我们他依然还带有要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的痕迹：什么东西可以确保规范体系的连续性和适用性？但现在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种集合论中一定存在着吸纳和排斥成员的明确标准。维特根斯坦引进了一个概念：“家族相似”。想象一下，一个家族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有些相似，都有着“家族面孔”。一些有着家族的鼻子，另一些重叠的群体有着家族的下巴，还有一些不同的群体有着家族的眼睛、家族的耳朵，等等。尽管他们都被看作是群体成员，但是他们并不必定都享有同样的特性。
很多重要的概念都是如此。“游戏”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想一下掷色子的游戏和跳绳、棒球和扑克、室内运动与奥林匹克运动，有些是团体性的而有的不是；有的是有输有赢的竞争性的，而有的不是；有的是球类，有的是田径，有的只是语言。它们都是人类的社会性活动，都要遵循接下来的规则，但是这不是一个充分的标准，虽然它同时包括了限速驾驶和战争活动遵循“日内瓦公约”。如果你也说它们是游戏，我们认为你的使用是引申出来的，是很可笑的。
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游戏”这个隐喻来讨论语言，绝不是要消解、弱化他所看到的语言或者哲学问题。正是由于罗素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使得评论家们有可能产生误解，他们指责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仅仅看作是游戏。进一步说，这个隐喻只是提醒人们注意差异，注意各变种之间的相似，以及注意人类的活动。人们是根据所作所为来使用语言的。这个隐喻首先带来的思想是，研究语言就是研究在规则体系之内语言是怎么运行的。请记住这样一个激励人心的问题：是什么确保了规范体系的连续性和适用性？
我第一次阅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哲学研究》，我读到维特根斯坦关于某个人到杂货店去买五个红苹果的叙述，这个人到了杂货店，递给老板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五个红苹果。”杂货店老板看了一下墙上的颜色表，之后打开了标着“苹果”的箱子，然后他念出基本数列——一、二、三、四、五——每念一个就从箱子里拿出一个与色样颜色相同的苹果(维特根斯坦写道：“我假定他能背出这些数。”[5]这是一个笑话，他使我们意识到在这个基本的直接交易中，所想到的是如此之多)。店主把五个红苹果交给了顾客。
那又说明什么呢？好的，让我们考虑一下杂货店主没有做什么。他没有一开始就把所有红的货物摆出来，然后把它们五五一组，直到挑出只是苹果的那一组。他也没有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货物五五一组，然后从中挑出红色的那些组，最后找到红苹果的那一组。你会说，当然啦，那样多费时间！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如杂货店主那样的方式去做。是的，但是每个人是如何知道的呢？哪里写着他要采取最快且最有效的方式呢？也就是说，他是如何知道要注意或者不注意到颜色表上的货样的，以及颜色标签上的形状的？他是如何知道该怎么计算的？他是如何能够确定他拿的数目是对的？这些以及另外的无穷无尽的问题都是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在通过语言来打交道的日常行为中，为何知道如何去做。当然，他是被训练成这样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相信逻辑的清晰性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旦你明白了事物的逻辑结构，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而这也就正是解答”[6]。他早期思想到后期哲学的转变的一个巨大的特征就是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重大的难题。他超越了早期的想法，逐渐认为并没有较小的、局部的确定难题。你永远不会知道有些探究将在什么时候揭开或者产生出一个令人头疼的哲学问题。它可能是对它自身用途的限度的一个隐喻——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于用计算机语言的方式来讨论人类的思维。它也可能是一个模糊界定的概念边界，胎儿或者猩猩是否可以称为人。它也可能是一个环境问题，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说一个人的活动在某种环境中是自由的还是受限制的。我们可能一直交谈得很好，但却突然意识到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认为该受责备的行为指的是什么。反思性的生活充满了困境或者说潜在地存在困境，这些困境无法预料也无法阻止，尤其是——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所谓的要放弃梦想的意思——无法终结。
但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可以一劳永逸地把每件事情或者任何事情都变得清晰明白的解决方式。假设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该说一个成年的猩猩是一个人。首先，我们不再假设存在某种特质——人性——这种特质猩猩要么缺乏要么具备。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某类奇怪的经验考察问题，通过这种经验考察我们可以用某种类似于找出它的发色或者体重的方式来弄清楚它的人性。相反，我们考察的是人的范例——具备完整理智的成年的人——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能力和特征。我们注意到什么是其他人和其他处在边界上的种类——婴儿以及成年了但是还不具备各种能力的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等等。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反思：我们对这种情况或者那种情况能够说些什么呢？现在我们转向猩猩。
对于一个成年的猩猩是否是一个人，并不存在能够保证让我们大家都认同的答案。“如果你指的是……，那么……，但是……如果你指的是……，那么……”，我们陷入了一个窘境。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花过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些窘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他内心深处，他依然很向往《逻辑哲学论》的那种清晰的解答，只不过他现在表达得很零碎，但他确信这种清晰性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在很小的范围内)。他依然想用清晰性来解决问题。第二，他把注意力都集中于他的新哲学实践的可理解性上，他要说明他的新哲学是如何使古老的问题消失的，所以他无暇顾及这样的问题：在你应用这种新方法的时候以及在这种新方式起作用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他相信打开这个结就足够了。作为他作品受益者的我们，所看到是在他打开结的地方仍然存在问题，在难题之后还存在窘境。
让我对我所指的窘境说得清楚一些。我所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思辨性问题不再存在的地方，我们依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人们在理性上依然不一致。例如，就猩猩而言，我们要说些什么？人脑与计算机是同类的吗？最基本的原始培养方式是否会削弱一个成年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等等。生活并不只是充满难题，生活也充满窘境。只有很好地解决了难题，我们才会对窘境有清晰的认识。不是要解决它们——只是提出它们。
什么东西能够确保规范体系的连续性和适用性呢？没有。无论如何规划，任何体系都保证不了它自身的连续性和适用性。如果任何一个体系都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体系外的诉求也只能是另一个体系，它想要在体系外寻求证明。不仅对于一个规范体系而言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标准，连我们的语言也做不到这一点。语言根本不是一个规范体系，事实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非规范体系。语言是没有尺度与范围的家族，它的所有成员在不可预期的地方都潜伏着不确定性。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存在着一个哲学问题，通过一个可以消解的方案，留下来的都是清晰的。然而在后期著作中他坚持认为存在许多不可预料的哲学难题，它们以我们无法系统地预期的方式出现。因此，这不是一个我们有望规范的单一体系，对此我们只能忍受失望。进一步讲，我们用语言处理的是无数种不同的事情——语言游戏——它们满带不确定性、令我们困惑。可以想象，哲学难题没有终点，但是如果我们止步于此，混乱将会增加，我们将会变得更为无力。
四、审慎才能的首要性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存在唯一的哲学问题——命题的本性。这种主张之所以看似合理，是因为：第一，所有哲学问题都是被掩盖了的语言混乱；第二，语言构成了唯一的逻辑形式——描述可能事实的命题；第三，清楚了命题的本性也就能明白一种表达要么描述了一个可能的事实(即科学问题)，要么是其他的事情(语言之外的事情，即无意义的事情)。所以要么是科学，要么是无意义。正如维特根斯坦在此书的序言中说的，解决了命题的本性也就解决了一切哲学问题—或者可以进一步说，使一切哲学问题都消失了。这就是他所相信的他已经完成了的工作。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著作中依然坚持第一个主张：哲学问题是语言的混乱。他摒弃了第二个主张，但并没有放弃这样一种观点，即语言具有某种单一的形式和功能，这种观点支持如下说法，语言具有四种、七种乃至多种形式和功能。他并没有提出一种整齐有序的语言体系论，原因很简单，一旦你认识到语言是一种行为(游戏)家族——在原则上就不可能提供一种全面研究语言的方式。就如同不可能对人的生活进行全面考察一样，我们不能对每一种可能的活动进行分类，也不可能提前制定好每一步该怎么走。
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自己能够完成那样的工作呢？当然，这个任务过于宏大，但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想象一下对语言使用的各种可能途径作一次宏大而全面的描述，在这种叙述中，我们对各种主张、问题、命令、建议以及在叫人出门的事件、宣布比赛结束等等进行归类。为了说明这种归类是完备的，它必须说明自己是详尽无遗的，这就如同卡通画里的肥猪在结尾的时候气急败坏地说的话：“唉，唉，唉——这就是全部，乡巴佬！”但这仅仅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姿态——体系总是从内部想对自己说些什么——这就产生了罗素所说的矛盾。在形式上不可能存在有效的封闭性主张。你可能会说：“啊，你要知道，肥猪的话的确结束了卡通故事。”是的，它的确是该卡通故事的最后一句话，但是肥猪的话并不能证明说它是最后能够或者将是最后所能说的事情。卡通故事恰好在那里结束了，但能够证明肥猪权利的是接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它自言自语的东西。
语言研究向我们揭示了绝对没有那种使用语言的方式，即发表声明、提问、下命令、讨钱是一张完整的清单。顺便说一下，讨钱(begging for money)是一种提问还是一种自我独自？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只要给我们一个关于我们说了些什么的事例，我们就会讨论它。哲学不是无根据的分类。事实上，进行没有尽头的分类活动比无意义更糟糕，那将是误导人的或者在现实中是招人厌恶的，但那是另外一个论点。
因此，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中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洞见就是：在原则上，我们无法对语言是什么以及语言如何起作用给出完整的说明。似乎存在无穷种使用语词的方式，因而并不是除了科学的就是无意义的，有科学的使用方式，也有无穷种其他的语言使用方式。不，等一下，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定义是沉迷于对命题的教条化理解中的。他认为科学是由世界上的事实组成的真实主张。但是这样的主张就和说叉肢螯虾(Orconectes Durelli)平均来讲是一种比马氏隐螯虾(Troglocambarus Maclanei)更大的小龙虾一样(这个比较龙虾尺寸大小的例子来源于我的同事汉德里克斯学院的凯利·阿格鲁)。这种主张是科学的吗？是科学的。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它所描述的单一事实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居然还有答案，那它也是不简单的、不容易回答的。进化论的主张到底有多么复杂？那就得想一想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鸿篇大著《进化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且不论此书关于进化论的观点是否合理，只需想象一下它力图如同《逻辑哲学论》所描述的一样，把如此巨大而复杂的工作限制在科学的范围内。因此该书不仅仅跨越到“非科学”那一边去了，该书语言的丰富性也超越了这样一种观念的限制：语言只能描述可能出现的具体事实。科学自身的多变性和困难度是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念无法容纳的。
在科学之外，还有很多变种和混乱呢！这种观察不是要说明在决定是否服用抗生素的问题上占星术与医学同等地好，也不是要去说明虔诚者是否该做礼拜、人们是否该继续谈论燃素，等等。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说明语言使用存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地使自己的观念同别人的一致。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我们面临很多并不仅仅是关于发现什么东西的问题和迷惑。它们似乎需要一些能够告诉我们要去发现什么，或者我们的发现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有何关联的先前的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无法提前指定什么是语言的可能形式或者语言的可能用途，也就无法提前指定可能的迷惑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因此也就无法辨明我们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哲学问题。于是，我们可以展望，哲学没有止境——即是说，只要我们用语言来完成日常之事，当我们遇到无法预期的迷惑与不清晰的时候，哲学就会一再出现。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当问题得以解决之时也是哲学应该终止之日——例如，严守界限。但是永无止境的问题意味着我们继续需要进行哲学思考。对于经受住同现实生活的经历作比较的考验的结论还要做一些说明。维特根斯坦在早期总是把所有事情都放到普罗克鲁斯忒之床上去进行衡量，普罗克鲁斯忒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强盗，他抢劫过往的客商并把他们放到自己的床上。如果客商身体过长，他就把多于床的部分锯掉；如果他们没有床长，他就把客商拉长。这个故事的原意就是“一个适合一切的尺度”。维特根斯坦的策略同普罗克鲁斯忒一样，把所有的事物都放到命题这张床上：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命题，我们需要去证明这一点，如果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命题，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根据这条规则来生活只会迫使我们这样说话，比如，一场特殊的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某种税收是否是合理的，某幅油画是否是美丽的，棒球三垒打后击中正确的一角是否是值得称赞的，等等。更糟糕的是，它还会迫使我们说一些关于发生在这些事情之后的问题，迫使我们去讨论是什么使得战争成为正义的抑或非正义的、税收成为合理的抑或不合理的、油画是美丽的抑或不美丽的、最后的一击是伟大的抑或不伟大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人们会说：“永无止境”。但是没有人那样生活，我们只是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想象那些同意这些例子的人们将必定停下来或者自言自语。
让我们这样想，我们中无人经历了语言用途研究的终点。这样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呢？答案很类似：无法提前指定它们会是什么样的。假定如此，那么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我们能够提前知道困扰、迷惑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容易搞清楚的，或者它们都需要些什么技巧。如此我们就站在了老师的立场。
哪种教育能够安顿人生，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惑呢？这里说的人生，是指人们通过语言工具来处理问题将会产生更多问题的人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显然，教育培养人们独立解决不断出现困境的能力。教育也强调人们在说话和写作中要表达清晰；它着重培养人们在听说方面的欣赏和批评技巧；它鼓励人们去问“你指的是什么”、“有什么理由要相信它”；它倡导人们在意义分析、证据追求中的技巧；它强调论辩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恶劣地对别人说的话找茬儿，而是一种组织和权衡证据的能力。总之，它是要推动人们思索技巧的进步。人们需要这些技巧来为自己把事物弄清楚，而不是依赖公认的专家去指导他们。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一生给予我们的启示：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个体艰苦不懈的思索。
注释：
①本文为“哲学：基础理论与当代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参考文献】
[1]Nagarjuna, Vigrahavyavartani: Avering the Arguments, Emptiness: A Study in Religious Meaning, by Frederick J. Streng. Nashville and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Part Ⅱ, #29, p. 224.
[2]Ludwig Wittgenstein, Lecture on Ethic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4, No. 1 (Jan., 1965), pp. 3 - 12.
[3]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Remarks, edited by Rush Rhees and translated by Raymond Hargreaves and Roger White.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5. p. 226.
[4][5]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58. #111, #1.
[6]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lated by 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New Youk: The Humanities Press, 1961.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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