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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自由、“任性”与主体性的张扬
【论文关键词】主体 客体 必然 自由 任性
【论文摘要】本文从给出主体性和自由这两个哲学概念富有新意的阐释入手，探讨因片面强调主体性和自由，无视客体性原则、必然规律和人的受动性一面，致使现代“任性”的发生：（1）对整个自然界持有片面“征服主义”的观点;（2）把自然看成是取用不竭的百宝箱和存纳万污的垃圾箱;（3）把自然、生物甚至人自身视为“可随意打扮的女孩”;（4）把地球当做免费的战场;（5）在自卫自保的外观下隐藏着自残自杀;（6）只见经济效益无视生态成本，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的缺如。
世界在人的视野中的呈现，人对世界的审视和追问——两个角色、两种视界和两个场景。于是有反映者和评价者，理性审视和价值审视，“是如何”和“应如何”，真和善的区别。人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存在。“生活世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与之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世界，是人按照“内在尺度”“创造”的、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世界，是与人兴衰与共的世界。
一
自人类出现以后，就与自然界发生了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是能动地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客体是纳入主体活动领域并与主体相对应的客观事物。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二者共同构成了意义世界的发生学前提。
主体性和客体性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主体和客体分别具有和表现出来的属性。主体性就是人在能动性活动中对客体所处的地位和表现出的特质，诸如能动创造性、自我中心性、主观意向性等。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有目的地探索世界的奥秘，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从主体的内在尺度出发，不断地打破自然对人的束缚和限制，规范、支配和利用外物，使物按照人的方式存在和发展变化。并且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着人自身，实现了对外在自然和身内自然的双重超越。
1。能动创造性
在哲学上人们主要是从能动性的意义上去理解主体性，能动性又通常被理解为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主动性、目的性、计划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等。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人作为主体不是外在盲目必然性的奴隶，而是主动地有目的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主体是在作用于客体、改造客体的活动中，并为了这种活动而认识客体的。在活动中感性、理性、情感的积淀，以及直接的实践动机的制约，使得认识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表现为自发或自觉的选择性。客体也就合乎历史地表现为不同的集合和特质。
主体反映客体的能动性还在于，认识不是单纯的分析或综合，不能停留在对无限量杂多的表面直观，即所谓“有限知识”所达到的“外在必然性”。认识必须扬弃前者而达于后者。对自然的内在和谐性、因果制约性、客观必然性有确切的识见。主体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才能达于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主体反映客体的能动性突出表现在，能动的主体具有自我实现的冲力。它改造世界，使之符合主体自己的目的。所以，主体的活动具有生产的属性，是有目的的创造条件改变环境的能动过程。具有“建设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1]
2。自我中心性
人们在谈论“主体”时，肯定的是人对自己对象的优越地位。主体的确立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在现实的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总是把自己的存在（即“我”）当作一个自明的前提，尽管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并未经过自觉的反省。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了‘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但是，人的“自我”中心的确立是不能脱离“非我”的。确立作为客体的“非我”，对象这一“非我”，同时也就是“自我”（主体）的呈现。恩斯特·卡西尔说：“人，由于确信在这种宇宙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自我而不是宇宙，从而证明了他内在固有的批判力、判断力和辨别力。”[1]
3。主观意向性
黑格尔说：“主体在其规定的自在和自为的存在中所固有的对自己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列宁重述了这段话，并解释说：“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3]这里道出了主客体关系的实质。它表明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所具有的主观意向性并因此而具有的优越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主体的行为存在主观化和随意性的可能。
无论在认识活动中还是在实践活动中，人都表现出其行为受意志支配的特征。人的意志和情感自发或自觉地影响人对事物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行为不是主体的本质表征，人总是表现出不同于动物的意志倾向性和行为的合目的性。
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不仅有个客体主体化即世界“是如此”的问题，而且有个主体客体化即世界“应如此”的问题。人不仅是“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的，而且是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去改造对象的。
总之，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体的利益、需要和好恶;主体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等都表现出主体的主观意向性。主体性是实践能动性与意识能动性的统一，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客体性是人的能动性活动中的客体对主体所处的地位和表现出的特质，诸如客观自在性、对主体的制约性等等。实践的历史告诉我们，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之所以不能主观化和随意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客体始终起着对主体的制约、他律作用。
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体和客体、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要防止主体和客体，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问题上绝对化的误区。有论者绝对地肯定主体的自我中心化，无视来自客体对象的制约和限制，把人的主体性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拒斥一切限制的结果，只能是使主体“独化”为非对象性的本体，从而变成涵盖整个世界的绝对规定。这样一来，“主体”就通过自我中心化的片面肯定而成为一种完全超越客体对象约束的纯粹主观性的东西。
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体和客体，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要防止把主客体关系降低为自在世界中一般的相互作用关系，把客体与自在的客观世界相混淆，从而把客体这一对象性范畴绝对化地理解为与人及其存在无关的整个自在客观世界，即客体被等同于“物质”。这就抽掉了以人的自我中心化为基础的对象性关系对于客体生成的本质意义，实际上是消解了主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这就很难超越旧唯物主义理解方式的局限，达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高度。
二
自由是与必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也是与主体性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主体性的表现和确证。
必然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一定如此、不能其他的趋势。必然性、规律性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自然界、社会界都是如此。因此，必然的特点在于它是客观的、绝对的、第一性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强调的既知其然又知所以然，摆脱了人对外部世界的生疏性，使自在之物成为为我之物，使彼岸世界成为此岸世界;“自由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强调人们根据对必然的认识采取改造世界的行动，使外部事物具有合目的的形式。因此，自由是一个关系范畴，是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中生疏性的消除和在实践关系中盲目性的避免。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之前是必然性的奴隶，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能够发现和认识必然，使自己的认识合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并用这种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指导人们的实践，进行对世界的改造，行动中就获得了自由，人们就从外部世界、外在必然性的奴隶成为外部世界的主人。可见，自由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定时期内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而自由是相对的。可见，人们获得自由的程度依赖于人们对规律的认识程度和利用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手段和程度。而人对规律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力都是随人类实践活动而向前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无完结，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永无止境，人类从必然中获得自由也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2]
必然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必然和自由的联系首先表现在自由不能脱离必然，自由受必然制约。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必然和自由的联系还表现在自由中有必然，必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由转化。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永远在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之下，而人则是能动的有目的的“类存在物”。黑格尔说“理性是有机巧的”。理性的机巧就在于利用自然而反对自然，驾驭外在必然性，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来改造自然界，创设生存环境。人在必然面前获得自由是有条件的：人要想获得自由，第一，既要认识客观规律，又要尊重客观规律;第二，既要分析客观条件，又要利用客观条件;第三，既要认识世界，又要改造世界。在必然和自由问题上，有两种错误倾向是应该反对的。一种是强调绝对必然，否认必然向自由转化，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再一种是否认客观规律，强调绝对自由，陷入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
马克思认为，人由于有了意识活动而把自身与动物区别了开来，因为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是类存在物，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马克思似乎把人的自由意志、意识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的根据。但是，实际上，马克思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来解释人的意识的形成，因为只有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对象世界，才“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4]。显然。马克思此处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在他看来，正因为人能够将自我与对象区别开来。他才能够在对象性的活动中具有自主性，而不仅仅是在受动性的支配下从事劳动活动，人的劳动也才因此具有了自由自觉的本质。从劳动作为一种生命活动，作为人类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看，它具有受动性;这一具有受动性的劳动又是能动的、自由的，因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
三
自由不能理解为为所欲为。自由是相对的，历史发展的。因为，人们的自由是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的，不能无视客观规律的制约、企冀绝对的无限的自由。有人认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爱干什么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否则就是不自由。其实，随心所欲、盲目蛮干、黑格尔称之为“任性”，这非但不是自由，而且恰恰是最大的不自由。因为“任性”行为是无视客观条件、违背客观规律的，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以失败的结果而告终。
虽然“任性”是最大的不自由，但“任性”却频有发生。即使是科学昌明的今天仍是如此，依笔者所见，现代“任性”至少有六大劣状。
第一，对整个自然界持有片面“征服主义”的观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置于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地位，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现代社会遇到的许多问题归因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负面效应。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必然误导人类无节制地运用人类无限的理性和创造力，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主人和主宰者，不断地向自然进攻和索取。实际上这里批判的是把人对自然的优越地位绝对化、极端化了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赞成相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用相对的、有条件的、可变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为基础规范人类的行为。这样人类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中人所扮演的三个角色分别为：奴隶、主人、朋友。
第二，把自然看成是取用不竭的百宝箱和存纳万污的垃圾箱。人们为了谋求自身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滥用、浪费有限的资源，单向地征服和改造自然乃到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一味索取甚至搞掠夺式的雁过拔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只顾眼前不问将来，只为自己忘记子孙，大有将自然界洗劫一空之势。如此急功近利，势必带来生态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和环境系统的灾难性恶果。麻省理工学教授D。梅多斯主撰，上世纪70年代作为罗马俱乐部报告面世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沿用的生产方式一直是大量资源和能源，靠大量投入取得经济发展。如果人类继续这种掠夺式增长，继续高能耗、高物耗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的生活方式，人类将耗尽地球，总有一天自身会走上绝路。
最容易被人忽视或轻视的是人类废弃物的生态危害问题。习惯上人们往往觉得世界大得很，什么都可以往自然界扔。比如把废气排往浩渺的天空，把废水排往江河湖海。他们忘记了自然界是人类自己的家园，现在家园已经被严重污染了，而罪魁祸首是人类自己。
第三，把自然、生物甚至人自身视为“可随意打扮的女孩”。人们至今仍异口同声地把自然界的“人化”，视为人的骄傲，但“人化的自然”并不都是“好自然”，并不是越“人化”越好。现今，由于不合理的城市、工业布局，造成环境问题和公害事件。如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由于生态破坏如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开山造田、围海造田造成的生态危机，主要包括水土流失、沙漠化、森林锐减、物种消失等。还有全球性的大气和海洋问题，如温室效应、阿尔尼诺现象、臭氧层破坏、赤潮等。另外，现代基因技术、生物工程已经到了令人可怕甚至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步。各种植物动物甚至人都成了被“加工”的物品，试问，人的基因加入到动物中去，动物还是动物吗？一个鼠大如牛、人兽不分的世界如果出现了，那么人何以堪。我们不是科技悲观论者。但科学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利用要有约束和限制。为此，我们强烈呼吁科研立法和人类公约。
第四，把地球当做免费的战场。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的舞台，但不是免费的战场。人类是好战的动物，原始社会是氏族之战，阶级社会是阶级之战，包括阶级之间的战争和阶级内部的战争。所有的战争都需要战场，这个战场是由地球提供的。建武库、挖战壕、树碉堡、垒长城。人们注意到了战争的危害如军士的伤亡、百姓的无辜、钱财的浪费等等。但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特别吁请人们注意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的试验和使用造成的严重环境危害。我们认为，联合国应成立专门的机构，征收军事工业费，尤其是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工业费，要根据战争的正义程度征收战争费，其所得用于消除战争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维护世界和平。
第五，在自卫自保的外观下隐藏着自残自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常常受到各种危险动物和害虫的侵扰，于是寻找和研制合成了各种毒物，制成农药、杀虫剂，用于对付苍蝇、蚊子、老鼠、臭虫，对付各种作物害虫。在受益的同时也孕育了对人类自身的潜在的和显在的威胁，在自卫自保的外观下隐藏着自残自杀。一是人类正常使用的农药在食物中会有残留，造成一定程度的土壤、水和大气的污染;二是因为不懂或没有引进足够的重视而乱用滥用，造成严重的危害;三是出于局部或眼前的利益明知有害仍然违规使用农药或有害的食品添加剂。其结果不仅造成的生态破坏，而且直接危及生命安全和健康。现在，食物农药残留量超际和有害添加剂的大量使用，对生活质量、生命安全、人体健康构成的威胁，已经到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森《寂静的春天》一书指出：化肥、农药、杀虫剂对生态环境将造成破坏，人类如果不及时防范，便有可能自毁于科技成就之中。
第六，只见经济效益无视生态成本。物质生产的发展既是社会历史的动力，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和社会都不可能无视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但人们应积极寻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兼顾协调，不能只见经济效益无视生态成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企业只看到经济效益，生态成本不在其视野之内;有的地方政府出于税收和财政上的考虑，对污染或严重污染企业睁一眼闭一眼;有的环境保护部门只想着征收排污费，对有能力治污而不采取措施的企业不管不问;有的企业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融有关部门和人员，既不采取环保措施，又想少交或不交排污费，这是有的地方环境污染长期得不到根治的原因。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对物的盲目追求和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排抑了人们的人文关怀，不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肯定，相反却是人受物的驱使，甚至在物欲的无限膨胀中成为钱和物的奴隶。人的工具性演化，沉沦于计算和操作，导致精神的空虚、无头脑的匆忙。真实的自我迷失在无精神性的劳作之中了。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面对西方社会一方面是巨大的物质成就和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是精神的空虚和道德的堕落，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丰富的物质伴随着人性的丧失，如果人的世界充满着财物，而唯独人的心灵、人的德性、人的情操失落了，那么，这不是人类的幸福，而是人类的悲哀和没落。人的生存决不只是一个物质肉体的存在和满足问题，更是一个精神道德的存在和实现问题。后者不解决，即使坐在豪华的骄车和富丽的宫殿里，也与动物的生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也指出：我们必须立即改变优先发展经济的想法，站在经济从属文化、教育的立场上始终不懈地为建立富有人性的文化社会而倾注全力。在这种高度发展的文化社会里，经济也就会为提高人的思想，发挥人的创造性，而起到基础的或润滑剂的作用。这些言论和现实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以避免积重难返。
参考文献：
[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1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第34页。
[3]列宁。哲学笔记[M]。第22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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