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为何是诠释学？
现代中文的术语（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日本人之手）中，"本体论"被用来译"Ontologie"或"ontology"；而"Ontologie"的本义是"关于存在（eon，Sein，being）的理论"。所以这个词可以被译为"存在论"、"本体论"、"有论"、"是论"，等等，就看我们如何译"eon"、"Sein"或"being"了。另一个要点则是，"eon"这个词是古希腊文中系动词"eimi"的动名词的中性形式，因而"存在"或本体的问题与这种拼音文字的系词现象、也就是使用"是"的判断句这样的现象密切相关。;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讲，特别是深受西方古典哲学影响的人来讲，“存在”似乎天然就应是最关键的一个哲学术语。其理由是：它执行着最普遍的（一切东西都是"存在者"，都含有着存在）、最高级的（高出存在者，无可理喻）的理智功能；没有"存在"，就一切都"不存在"，也就是一片黑暗，毫无意义；等等。于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存在的种类和性质"、"存在可不可以被认识"、"如何认识存在"就成了哲学的最重要的问题。然而，我相信，对于那些与利马窦（M.;Ricci,1552-1610）交往的明末清初的士大夫而言，对于清末初读洋玄学、洋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being"或"存在"的问题必是个怪诞的问题，追究它似乎是在做一种叠床架屋的费力游戏。讲"花红柳绿"，语意已足，却偏要说个"花是红的；柳是绿的"。上讲"天道"、"仁义"、"阴阳"、"自性"、"有无"、"理气"不就是精微之学吗？何必非要围着"存在"作文章？;
从今人的角度看，这种反应并不是"思想落后"或"缺少概念思维能力"的表现，而是一种天－真（天然含有某种真理）的反应。"存在"以及它所依凭的语言现象确实是属于某个历史阶段和某种特殊语境的，绝没有涵盖全部人类的纯思维的普遍性。它是一种"行话"，而那些还没有受它摆布的人们有理由、并且应该对它感到奇怪。由这种惊奇开始，可以出现进一步的不同反应，其中的一种就是去弄清"存在"的原义。即便做为一个西方人，海德格尔也还没有失去这种惊奇感。他对于"存在"或"本体"的原本含义的追究导致了一种揭示"存在"语境的"诠释学"（Hermeneutik），或本体（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这种追究导致了诠释学意义上的本体（存在）论。;
一般说来，"诠释学"指教人正确解和解释他人的话语、特别是文字话语（文本）的技艺。它在历史上特别指神学中对《圣经》的解释方法，在近现代则扩充到对文本及其他文本（比如文本）的解释。主要由于海德格尔的工作，诠释学获得“哲学”的或纯思想的含义，与"现象学"和"存在问题"贯通了起来，并且赋予"解释"（hermeneuein,;Auslegung,;Interpretation）和"文本"以更深广的意义。;
然而，这样一种内在的关联，即存在与诠释（hermeneus）的内在关联初看上去是费解的，特别对于那些已习惯于"存在"的观念意义或实体（ousia,;substance）意义的人，很难将这种终极的（对于传统形而上学而言就意味着超时空的）实在与"诠释"，即一种传递和解释语言信息的活动和技艺联系起来。"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已经够困难的了，而"存在与语言诠释"之间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这里恰恰蕴藏着理解海德格尔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解其后的欧陆哲学发展的枢机；扩而言之，它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中西哲学对话也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就将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存在（本体）与诠释（语言的理解和解释）内在相关？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为什么原本的存在就是原发的诠释，而原发的诠释也就是原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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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腊时代"存在"问题的语言背景;
到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希腊哲学的面貌为之一变。尽管我并不认为毕之前的伊奥尼亚的（Ionian）能被所谓"质料因"解释，也不能由那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一语概括，但毕达哥拉斯以"数"为本原的看法较之其前人而言确实是独特的，极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发展。除了其它影响之外，这种学说让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新的可能，即形式符号的含义及其关系，其实也就是一种特殊的"约定"（nomos）语言和技艺，居然可以表达或"说出"（logos）似乎更确定和精巧的"对立"与"和谐"，以及由它们体现出的"本原"。;
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对于神人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的批判与其说是出自理性的立场，不如说是出自对于"神"这个词的的确定含义（"定义"）以及与之有关的一整套普遍化语言的要求。他已开始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辩"。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他关于"神不是发生出来的"等论证，，就会清楚地感到他是力求利用语言本身的含义（"同类"、"不同类"、"产生"）来进行某种"演算"，尽管不再用数字的语言了。克塞诺芬尼的学生巴门尼德（Parmenides）也同样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当然也认识到用那时的语言来直接解释人生与世界是牵强的。他要寻找的是一种有自然语言根基的，但又能进行必然的"数学"推算的"思想语言"。他发现以"存在"（eimi，"是"）为中心的一套语言比以"神"为中心的语言更能满足这个要求，因为用"eimi"及其各种变式（estin；eon，meieonta；einai；等）能做出更适合探索终极真理的"语言游戏"。让我们看他的一段名言：;
来吧，我告诉你（你要谛听我的话），只有哪些途径是可以设想的。第一条是：存在[者]是存在的，它不可能不存在（that;IT;Is,;and;it;is;not;possible;for;IT;NOT;TOBE）。这是确信的路径，因为它通向真理。另一条则是：存在是不存在的，非存在必然存在（thatIT;IS;NOT,;and;that;IT;is;bound;NOT;TOBE）。这一条路，我告诉你，是什么都学不到的。因为既不能认识非存在（这确乎是办不到的），也不能把它说出来。[1];
很明显，这里有某种"自明"的东西，而且主要不是观念上的自明，而是语义上的自明。说："存在是存在的，它不可能不存在"靠语言本身就"是确信的路径"，因为"存在"的含义本身就说的"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从单义的观念上看，这种话是无意义的同语反复，但在当时的希腊语境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中，这话却表达出了很独特、深刻的"真理"。"eimi"及其诸变式既有"存在"的含义，又是系动词"是"；因此说"存在是；存在不能不是"就确实说出了个意思，即"存在"与"是"这个语言现象是内在相通的。在中文里，说"善善"、"恶恶"、"亲亲"[2]和“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是有意义的，甚至是有深意的；而在古希腊文里，说"存在存在"也是一样。更何况，在巴门尼德之前的赫拉克利特也确实讲过："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样的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we;are;and;we;are;not;）"[4];一类反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