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上）-邂逅游叙弗伦
讼事缠身的古稀哲人苏格拉底在雅典人院走廊上邂逅善解神意的年轻先知游叙弗伦（Euthyphro）——刘小枫称之为“分管宗教事务的全国人大代表”，不知源出何典。
游氏敛步含笑：“苏老好雅兴呵！何不在绿谷苑（Lyceum）消闲，却有空到这儿来听讼？”
苏氏略略颔首：“我收到了一张法院传票，公诉人叫迈雷托士（Meletus），一个披肩发、鹰勾鼻、老鼠须的小伙子，你或许认识。”
游氏作摇头状：“没有印象。不知他以何罪名起诉苏老？”
苏氏蹙额：“来势汹汹哇！‘毒害青年’可是个非同小可的罪名，这小伙子一心想铲除我这棵大毒草哩。”
游氏愤然：“诬告知名人士，岂止是蚍蜉撼树，简直是动摇国本。且看他如何罗织罪状。”
苏氏动容：“小游，旷世奇闻啊！他指控我轻谩旧神、虔敬新神。”
游氏正色：“我懂了。苏老平时不是常说有神灵附耳指示行止吗？他告你‘颠覆神道罪’，无非因为这类罪名最容易激起民愤。我因为自己善解神意，也曾当众预言祸福，却屡屡遭人耻笑，甚至被诬为疯子。他们显然是妒忌你我的先知先觉才这样干的；苏老，一定要顶住啊！”
苏氏莞尔而笑：“小游，耻笑事小，公诉事大，杀头可是至痛呵。”
游氏亦粲然：“苏老，尽管宽心，你、我的案子只可能有一种结局，那就是皆大欢喜。”
苏氏刮目：“原来你也有讼事缠身，只不知是当原告，还是当被告？”
游氏作郑重状：“当原告。”
苏氏若有所思：“告谁？”
游氏朗声：“告我父亲。”
苏氏大奇：“好家伙！是何缘由，不妨说来听听？”
游氏略无难色，侃侃而言。谓游家雇工（彼亦系自由身）如何不合酗酒殴杀游府家奴；游父如何缚其四肢，投诸沟洫，如何遣使往雅典神庙请示处置之法；使者未及返，沟洫中人如何不胜缧紲之灾、冻馁之苦而命赴黄泉；游父及游府至亲如何怨游氏不当子讼父过，皆责其谩神；游府上下皆于神意惘然无所知而强以为知云云。
苏氏哂然：“看在宙斯的份上，小游，你敢确保自己不会错解神意、不会搞错敬神的道道吗？不怕子讼父过其实是一种谩神的罪孽吗？”
游氏肃然：“苏老，我是那种碌碌无为的庸夫吗？我不仅仅是善解神意、预知祸福，而且深知‘众人皆醉吾独醒’并不好玩。”
于是，苏格拉底提出拜游叙弗伦为师，学习敬神之道，并且直言不讳地欲藉游叙弗伦之盾、御迈雷托士之矛，以解脱枷在自己身上的颠覆神道罪。因此，能否说柏拉图《王制》（Politeia，即Republic）里的苏格拉底与格老孔（Glaucon）、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兄弟的对话是福岛（blessed island）论道，是属神的逻各斯，而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对话则是浊世自救，是属人的行动呢？能否说前者是对如花之少年、赋“相”论之雄词，后者是对自负之先知、辩“虔敬”之真谛呢？能否说前者是辩证的爱欲，后者是说服的技艺呢？能否说前者是，后者是呢？能否说前者是出离洞穴的憧憬，后者是法庭申辩的预演呢？至少，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任何一部柏拉图的对话都包括两个部分：“讨论、言语、logos（逻各斯）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ergon（行）、行为、行动、对话中所发生的、角色在对话中所做的和所遭受的。Logos可以结束于沉默，而行动则可以揭示言语所遮蔽者。”
苏格拉底在人民法院走廊上邂逅游叙弗伦是一个“本生” (Ereignis)事件、或称自在发生事件、亦称偶在发生事件，它却迫使读者以苏格拉底式哲人与雅典公民的双重身份陷入沉思：何谓虔敬（holiness）？苏格拉底虔敬吗？苏格拉底虔敬的是城邦之神吗？困难在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雅典人民并非处于对等或平等关系，“何谓虔敬”的主题与“苏格拉底是否虔敬”的主题也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苏格拉底关心的是哲学是非问题，何谓虔敬恰恰是一个哲学是非问题。雅典人民关心的是政治正确问题，苏格拉底是否虔敬恰恰是一个政治正确问题。麻烦的是，哲学问题偏偏与政治问题缠绕在一起，何谓虔敬的问题偏偏与苏格拉底是否虔敬的问题缠绕在一起，两者实在难解难分。
用哲学之剑解这个戈耳迪之结（The Gordian Knot）固然是举手之劳——如果虔敬是一种德性，而哲人具备一切德性，那么哲人必虔敬。苏格拉底是公认的哲人代表，苏格拉底必虔敬。反之亦然，如果苏格拉底虔敬，虔敬就是一种德性；如果苏格拉底不虔敬，虔敬就不是一种德性。问题是，雅典城邦的统治者并非苏格拉底式的哲人，苏格拉底的德性也并非雅典人民的法定楷模。苏格拉底认为虔敬是一种属人的知识（knowledge），即虔敬与否是一个思想问题；雅典人民认为虔敬是一种习传的礼法（nomos），即虔敬与否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对前者而言，无知不是一种过错；对后者而言，无知恰是一种罪责。首先，苏格拉底承认自己对何谓虔敬的知识无知、却否认自己有罪，无异肯定了自己的看法而否定了人民的看法，已经是政治不正确。其次，即使对何谓虔敬的知识无知是否一种罪责，姑且可以存疑，但苏格拉底的自供恰是他不虔敬的铁证，即使他外表上祭祀如仪也无济于事。然而一个外表上祭祀如仪的人，如何可能被人看破不虔敬呢？怨只怨苏格拉底自己口无遮拦，以至于被联带指控“毒害青年”的罪名。事实上，落在苏格拉底头上的两条罪名——“轻谩诸神”和“毒害青年”确实有互为因果的关系。
施特劳斯（Leo Strauss）指出，苏格拉底对何谓虔敬的知识并非全然无知。在邂逅游叙弗伦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仅仅厌恶流俗故事中的神祇——凡人类所有的欲望和陋习无不齐备的诸神，而且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但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另有善良正义之神，承认自己所具有的一切好东西都是神给予的。施特劳斯为之辩解道：苏格拉底的独门知识确实是他不敬城邦之神的起因，但不该是获罪的肇端；因为苏格拉底不是一个狂热的宏道者，比如他从未有过救渡游叙弗伦出苦海的念头，他的启蒙对象都是经过精心拣选的；何况，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对神道的批评并非针对城邦人民、而是针对平民诗人的。也许有人以为，施特劳斯的辩解不甚高明；首先，施特劳斯忘记了苏格拉底明言欲藉游叙弗伦之盾、御迈雷托士之矛，即明言是自渡、而非渡人，如何倒成了苏格拉底并非热衷宏道的旁证；其次，施特劳斯忘记了平民诗人往往头戴“人民作家”的桂冠，攻击诗人无异就是攻击人民、攻击城邦。
施特劳斯显然不会理睬凡夫俗子的想法，他继续辩解道：人民法院的走廊虽然不是一个宏道的合适场所，苏格拉底心底里也不愿意与游叙弗伦交谈，但是出于责任、或者说出于正义，他必须一吐为快。因此，苏格拉底的对话是一种正义的行动，或者说，通过对话，昭示了苏格拉底的正义。退一步说，即使苏格拉确实不虔敬，他的正义亦昭然若揭。问题是，何谓正义？施特劳斯说，“正义等同于巧妙地照料属人事物。由于这种巧妙照料，或牧养，属人事物会受益或变得更好。”紧接着的问题，谁有资格“巧妙照料属人事物”，换言之，谁有资格行使“正义”，城邦统治者抑或苏格拉底？施特劳斯虽在别处（如在《自然权利与》中）给出过隐晦答案，但在解读《游叙弗伦》时，兀自写道：“不管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的巧妙照料有几分成功，据描写，他的确费力使游叙弗伦变得更好——通过向自以为极端有智慧的后者展示这一事实：游氏是极端愚蠢的。”施特劳斯承认，苏格拉底式的正义行动“审慎”与否是有疑问的，没有一个雅典人或现代人乐意接受诸如“极端愚蠢”之类的判词。他继续写道：正如一个想要唤住恶狗的人也许会被恶狗咬伤，一个想从孩子手中拿走危险玩具的父亲也许会激起孩子的愤怒，试图使雅典人变得更好的苏格拉底也会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