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美国：动向与反思
一、南乐山论儒学的现代意义
前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2000）几年前出了本名叫《波士顿——现代晚期的可行传统》的书，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儒学在西方的及发展非常有帮助。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介绍这本书的产生，起因于波士顿地区出现了一个以杜维明、南乐山、白诗朗(John Berthrong)等人为代表的儒学群体，他们都认同儒家价值，认为儒学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可以成为对于每个普通的当代美国人有价值的精神生活资源,他同时一再强调儒学参预到当代世界对话中的必要性。参预对话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自身进行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儒学不可能永远保持一种形态，必定会在不同的土壤中发展出不同的新形式来。
第二章论述儒家的文化，主要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对荀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行了有力的发挥，认为儒家的“礼教”思想代表一种今天仍然极富生命力的文化思想，对于弥补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化价值缺陷有极大的帮助。同时儒家也可以向包括实用主义哲学在内的学习和对话，从而在这一基础上建构一种包容东西方思想的世界哲学。
第三章“当代情境下的儒家”，是对目前美国本土的儒学研究的全面，指出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在经过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发展之后，如今在西方（主要是美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儒学群体，并诞生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的研究者，一种学者被他称为“解释型”学者，侧重于儒学文本的阐释和经典的重新整理（如陈荣捷、狄百瑞等人），另一种学者被称为“规范型”学者，通过儒学研究来建立自己的一套学说体系，作者重点考察了安乐哲、赫大维，成中英，Wu Kuangming等人的思想学说。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处于中间状态、可称之为在中学与西学之间“架桥型”的学者。他们以西方文化思想为背景，致力于对儒学一系列价值的现代阐发，从中引出一系列对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化具有批判性和启发性的思想来。这类学者当中最杰出的人物要算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 此人是处身于西方分析传统当中的一位杰出哲学家，他的《：即圣而凡》（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是西方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中国哲学著作。此外倪德卫（David Nivison），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信广来（Kwong-Loi Shun）等人也站在分析哲学的立场来重新阐释中国哲学问题及其对于思考西方哲学的意义；另一个从分析哲学入手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人物是柯雄文（Antonio S. Cua）。他的《创造力的维度》（Dimensions of Moral Creativity, 1978）一书对孔子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的《知行合一》（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1982）一书则是从学和学的角度对阳明思想所作的精彩研究；他的另一本书《伦理推理》（Ethical Argument, 1985）则是对荀子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家的专门研究。相比之下，Lee H. Yearley的《孟子与阿奎那》(Mencius and Aquinas, 1990)一书也许是最明显的一本试图在中学与西学之间架桥的著作，这本书主要围绕“德性”与“勇”这两个范畴，从两位学者各自不同的文化学术传统和时代背景出发，对孟子、阿奎那这两个重要人物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
该书第四章、第十章集中探讨了儒家与宗教的关系，同时也谈到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在最后一章中，作者重点提到了“多元宗教性（multiple religiousness）的问题，认为一个人不能因为现在信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就不能信仰儒家；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也不能因为信仰儒家，就不能成为其他宗教的信徒。他的基本观点是接受多元宗教性，不是意味在不同宗教之间进行无原则的妥协折衷，也不是仅仅为了表示对不同宗教的宽容，而提出一种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宗教态度，在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信仰者本身也在进行着自身的创造。
该书第六、七、八、九共四章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对中、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范式，其主要特点是选择“存在”（Being），“超验存在”（Transcendence），“自我”（Selfhood）这三个在中、西方哲学中均有代表性的典型范畴，来比较中、西方思想的异同，他把这种研究称之为motif analysis（主题分析）。作者指出，之所以提出进行比较研究，是为了让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对、思想和学术传统的现代意义。目前在西方大学里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多集中精力进行核心经典的阐释和分析，这样做虽好，但是只有读者已经对相关的中国经典有所了解，才能比较好解他们的成果。而且这样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是容易忽视对文本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检讨，因而也容易产生误导效应。相比之下，安乐哲、赫大维所进行的中国哲学研究，侧重于从中西方文化价值背景差异来看待中国哲学问题，取得极为卓著的成绩。但是他又指出，像安乐哲、赫大维那样从宏观上、整体上来比较中、西方文化虽有成效，但是容易以偏概全，失于偏颇。这正是他提出以范畴分析来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南乐山认为儒家对当代文化哲学的贡献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从伦理语义学（the semiotics of ethics）的角度看。他指出，中国哲学传统在揭示礼如何使文明各层次各得其宜地实现自身方面，比西方哲学要丰富得多，因为西方传统把符号系统等同于，而不是制度和行为。西方伦传统注重行为、决定、目标或价值，但是没有像儒家那样，认识到社会活动在没有丰富礼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文化哲学使得我们今天对一个社会的习惯、礼仪规范系统进行批判的检讨成为可能，这是西方伦理学所做不到的。
第二、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文化美学强调文化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生活全面的和谐与丰富，也包括促进人与社会及他人的和谐。西方启蒙运动的文化观念强调不断“进步”，在健康、安全、农耕、生产、社会正义等方面的进步，是一种“文化工具论”（the instrumentalism of culture），但这种进步也可能牺牲人性（dehumanizing），儒学则没有这个缺点。
第三、从精英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来看。儒家特别是荀子的文化哲学正确地认识到，人并不是生来就文明的，因此文化的外在形式就很重要。这与现代西方人强调大众文化趣味及追求舒适的生活条件的思维方式不同。儒家强调文化精英（君子，圣贤）的重要性，并不就意味着儒家主张专制。
第四、从习惯（convention）的重要性看。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中，习惯就是习惯，作为“礼”，它不同于自然规律，不是死的。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习惯对于文明的重要，认识到习惯是文明运作的前提。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各大文明互相碰撞日益激烈，习惯对于文明的特殊功能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