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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逻辑经验主义对命题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分析命题； 综合命题； 经验主义
论文摘要：逻辑经验主义者在继承康德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截然二分的基础上，拒斥形而上学，运用一阶谓词逻辑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奎因从同义性、保真的可替换性和语义规则三个角度对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分析性”概念的说明进行了反驳，动摇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中叶到30年代中叶，逻辑经验主义盛行整个欧洲。作为其经典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学派（School of Logical Empiricism），又名逻辑实证主义学派（School of Logical Positivism），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认为的主要任务是对科学知识、特别是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形而上学问题是没有认识意义的伪命题，应予以抛弃；并坚持主张应该严格将一切有意义的命题区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强调分析命题是重言式，综合命题以经验为基础，认为只有综合命题在原则上可能被经验所证实的情况下，才具有认识意义。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分析、综合命题二分的理论基础，逻辑经验主义发展了一系列命题，主张可以将一切经验科学的语言都还原为学的语言等。
一、 分析、综合命题二分的由来
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休谟（D.Hume）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与事实的知识的区分以及莱布尼兹(G.W. Leibniz)关于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分。明确地提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的是康德（I.Kant），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书的“导言”中，明确定义和区别了逻辑学意义上的分析和综合概念，他说：“在一切判断中，考虑到其中主词和谓词的关系，有两种可能的关系样式。要么谓词B属于主词A，它（以隐含的方式）被包含在A这个概念里；要么B处在概念A之外，尽管它与A处在连接中。在第一种情况下我称判断为分析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我称判断为综合的。”这个区别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康德的整个知识体系的基础概念之一，同时也被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当作他们信奉的经验主义的基础教条。逻辑经验主义者区分了命题和判断，这与本论文的议题非直接相关，在此不多赘言。综合判断(synthetic judgments)实际上是和分析判断(analytic judgments)联系在一起的一对概念。应该说康德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相当明确的。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里，也对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做出了区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划分开来的依据变成了是否会让我们的知识有所增加。“各种判断，无论其来源以及其逻辑形式如何，都按其内容而有所不同。按其内容，它们或者仅仅是解释性的，对知识的内容毫无增加；或者是扩展性的，对已有的知识有所增加。前者可以称之为分析判断，或者可以称之为综合判断。”
按照康德的标准，分析命题如“单身汉都是未婚的”，这个命题的谓词“未婚的”包含在主词“单身汉”中，此命题的真假不受经验的约束，对经验世界没有言说。还有一种分析命题是逻辑上永真的表达式，像“今天或者下雨或者不下雨”。以上两种命题都不用涉及经验内容，康德称之为分析命题。还有一种命题，像“这朵花是红的”和“太阳系有9颗行星”，仅仅从命题本身，我们不能知道这些命题是否正确，此命题的真值依赖于我们的经验内容。
综上所述，康德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标准有两个：（1）在分析判断中，谓词B属于主词A，是包含在A这个概念的东西；在综合判断中，B完全外在于概念A。（2）康德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划分开来的依据变成了是否关涉我们经验内容，是否会让我们的知识有所增加。分析命题的真仅仅依赖于其构成的词的意义，综合命题的真不仅仅依赖于其构成词的意义，还与其指称的事实有关。
二、 逻辑经验主义者分析、综合命题二分的实质
逻辑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M.Schlick)、卡尔纳普(R.Carnap)、纽拉特(O.Neurath)等这些逻辑经验主义者接受了康德所作的区分，但在实质上是有差别的。康德主张为形而上学留地盘，而逻辑实证主义则主张取消形而上学，认为哲学应该通过对命题的分析来排斥形而上学问题。因此，自1884年弗雷格（G.Frege）在《算术基础》一书中提出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以后，这种区分就逐渐成为分析哲学的主要基石之一。
逻辑经验主义者注重命题的逻辑分析，他们批评康德对命题的区分是不精确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反对哲学上和逻辑上的主义，即用心理的词汇来描述知识，把逻辑推理看作一种心理活动。像“判断”一词就是一个描述心理活动的词语。除了心理主义的缺陷之外，康德的区分还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艾耶尔（A.JAyer）指出，康德在论证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时，使用了两个不同标准。“7十5＝12”之所以是综合的，靠的是心的标准，因为“7十5”的主观内涵不包括“12”的主观内涵；而“一切物体是广延的”成为分析命题是依据矛盾律，这是逻辑的标准。这样，可能使得一个命题按康德的标准是分析的，按另一个标准则又是综合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同一个标准来区分所有的命题，这样就能把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截然区分开来。
逻辑经验主义者区分了分析真理和经验真理。分析真理是由于命题中出现词语的意义而真。即我们知道了一个命题中出现的词语和符号的意义，我们就能够知道该命题的真假，其真假不依赖于世界中存在的事实。所以分析真理是先天的真理。所谓先天，即不依赖于经验而知道。最典型的分析真理是逻辑真理。逻辑真理表达符号之间的逻辑句法关系，经验真理表达原则上可以被证实的经验命题。其中分析真理由分析命题表述，经验真理由综合命题表述。“如果一个命题的有效性仅仅依赖于它所包括的那些符号的意义，我们就称之为分析命题，如果一个命题的有效性依赖于经验事实，我们就称之为综合命题。”逻辑经验主义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设：即每个命题都能够得到充分分析，要么可以还原为纯粹的逻辑上的通语反复（重言式），要么可以还原为直接的经验语句或记录语句。作为分析命题的逻辑真理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很明显，逻辑真理作为真命题是独立于经验的，只与语法规则有关，逻辑真理只是逻辑普遍有效式而已。
对逻辑经验主义者来说，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两者间存在一条严格的界限，分别是逻辑和科学的任务。哲学就是运用逻辑对命题进行分析。哲学分析所得到的要么是“分析命题”，要么是命题的逻辑结构；科学活动则是提出和综合命题，科学活动的结果就是一些综合命题。检验综合命题的方法是归纳法。这样，逻辑经验主义首先取消了形而上学，从而取消了哲学。传统的哲学是一个独立的理论领域，哲学提供一类独特的真理，这类真理高于逻辑真理和科学真理，因此是“第一原理”。逻辑经验主义者只承认分析真理和综合真理两类真理，而传统的哲学命题即不是分析真理也不是综合真理，因此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哲学真理，也就不会有任何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哲学仅仅是一种活动，即应用逻辑方法对命题进行分析的活动。而分析活动的结果并不是哲学命题。由于所有能够为我们提供知识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所以综合命题的意义分析和综合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分析就成为哲学的唯一任务。这样的分析活动就构成所谓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就是科学逻辑。而科学理论的检验实质所依靠的是命题之间逻辑关系。由理论假说推导出直接的经验命题（预测）的推理是演绎推理，而根据直接的经验命题检验理论假说的过程是归纳推理。因此，逻辑经验主义者特别重视归纳逻辑的研究。而对于神学、学、美等领域里的命题或价值命题，逻辑经验主义者也采取了取消的态度，主张在价值领域哲学的任务是对价值概念进行意义分析，而对价值取向、活动等进行事实性的描述，则属于实证的科学。
逻辑经验主义者基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之上的理论引起了很大的论争，其中被艾耶尔称为20世纪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奎因（W.V.Quine）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强烈的批评了以康德的区分为基础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对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奎因对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二分是基于它对“分析性”这个概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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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奎因对经验主义命题二分的挑战
奎因从同义性、保真的可替换性和语义规则三个角度对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分析性”概念进行了反驳，指出“分析性”概念本身是不清晰的，由于“分析性”概念本身不清晰，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命题是分析命题，也就无法把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严格区分开来。奎因指明了以往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绝对区分存在严重的错误。其实，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奎因的批判在欧美分析界激起了长达一二十年的论战，正是奎因的批判使得逻辑实证主义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逐渐衰弱。
奎因认为有两种分析命题，一种分析命题是逻辑真理，如：“未婚男子不是已婚的”。一种命题从形式上说不是逻辑真理，如：“单身汉不是已婚的”。后一个命题可以通过同义词替换变换成第一个命题。从而确定“单身汉”和“未婚男子”这两个词是同义的。这种替代之所以可能在奎因看来是因为同义性，但奎因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对这第二类分析陈述，因而一般来说对分析性的特征，我们仍然缺乏一种专门的说明，因此在上述说明中我们依靠了‘同义性’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与分析性自身是同样需要解释的。”
我们在日常中的替换基于对这个词的定义，那么，我们把“单身汉”定义为“未婚男子”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如果说是词典，但词典编纂者实际上是经验科学家，他所以如此定义，是根据经验确定的。在他编词典之前，人们已潜存着两词语的同义性关系，定义不过是他观察到的同义性事实的报道，当然不是同义性的根据。这种被人们约定俗成的定义归根结底是语言学家或诠释学家对于事实的，同义性在先而定义在后，不能把定义作为同义性的基础。定义如果从事实中来，那么定义就不能保证“单身汉是未婚的”是一个分析命题，因为定义的环节已经借助了经验概事实。
如果根据可替换性来说明同义性，但并非有些同义词在一切语境中都可以保真地互相替换。谈论保真替换的语境可以是外延的，也可以是非外延的，因此，谈论保真替换一定要考虑语言应用的范畴。“单身汉”和“成年未婚的男子”是同义词，但是由“‘单身汉’是三个汉字”不能替换成“‘成年未婚的男子’是三个汉字”。这里没有保证“单身汉”和“成年的未婚男子”外延的一致依赖于意义。因此，与其说同义性是保真替换的依据，不如说保真替换以同义性为前提。因此，用保真替换说明同义性是循环论证，保真替换不是同义词的充分条件。再者，某些异义词也可以保真替换。例如，在语句“有心脏的动物是有心脏的动物”中，我们用“有肾脏的动物”替换其中一个“有心脏的动物”，可以得到语句“有心脏的动物是有肾脏的动物”，这个语句的真值为真。这说明保真的可替换性不是同义词的必要条件。因此，奎因指出：“保真的可替换性必须与一个语言相联系，在这个语言的范围内一切有关的方面都必须得到了可信的说明，否由保真的可替换性就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用语义规则来说明同义词会导致恶性循环。人们认为，在日常语言中把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区分开来的困难是由于日常语言的含糊所致，如果我们用带有明显“语义规则”的精确的人工语言，这个区别就显而易见了。通过分析，奎因论证，要么语义规则用“分析性”来定义，要么“分析性”用语义规则来定义，语义规则本身以分析性概念为前提，人们要以语义规则说明分析性，这又是一种循环论证。
因此，根据以上的分析，奎因最后得出结论，不论我们利用同义词定义、保真的可替换性还是用语义规则来说明“分析性”这个概念，都是徒劳无功的。奎因认为：“尽管有这一切先天的合理性，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的分界线却一直根本没有划出来。认为有这样一条界线可划，这是经验论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
奎因把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看作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一个教条。他对这个教条的批判与他对另一个教条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二教条是还原论，即自然科学中所有的理论命题原则上都可以还原为直接的经验命题。直接的经验命题就是直接陈述观察事实的观察命题。这种还原论认定了观察命题对于理论命题的中立性，观察命题被用来证实或证伪理论命题，而观察命题本身的客观性和证据性却不容置疑。奎因用整体论来对抗这种还原论。在奎因看来，科学知识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网络。在网络的边界是观察命题，它们直接接触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刺激。离边界稍远一点是科学中的理论命题。而处在网络中心的是逻辑定理和形而上学假定。这是一个有组织有层次的网络。当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在逻辑上相冲突时，科学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保持系统的融洽性。科学家可以认为某个或某些理论命题被反驳了，因此把它（们）清除出去或者用别的理论命题来取代。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认可的理论命题与观察命题之间的唯一关系。但这只是多种方式中的一种。科学家也可以把那些与理论命题相冲突的观察命题放到一边，或者排斥在系统之外。因为我们得到的只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而观察命题并非外部世界的真实状态的忠实写照。科学家也可以修改系统中的形而上学假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还可以修改逻辑定理。量子逻辑就是抛弃了排中律的逻辑。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分析真理是先天的、必然的、不可修改的。而奎因的整体论主张，在经验科学中，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都是可以修改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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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因对分析性概念的批判给了经验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连逻辑经验主义者亨佩尔（C.G.Hempel）也不得不承认只有纯粹逻辑意义的命题与有经验意义的命题不能严格区分开来，他在《经验主义的认识意义标准：问题与变化》中指出：“严格说来，分析性概念还不得不是相对于规则的，……从句子的逻辑意义的概念至少要作双重相对化的那些考虑来看，分析性概念需要作同样的双重相对性，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其他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像卡尔纳普等人也都改变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截然二分的观点。
逻辑经验主义者运用一阶谓词逻辑分析无意义命题，把形而上学问题作为无意义问题予以排除，在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截然二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奎因从否定分析性着手，对分折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进行反驳，引起人们对命题区分的合理性的怀疑，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奎因从同义性、保真的可替换性和语义规则三个角度对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分析性”概念的说明进行了反驳，动摇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基础。奎因的批判，对于恢复形而上学具有积极意义，在逻辑实证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巨大震动。
康德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使得逻辑经验主义者对命题区分的深入考察有助于科学命题的澄清，但其消极的一面是使得这种学说演变成的技术性分析。这造成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不断转向和导致了逻辑经验主义思潮的衰落。
参考文献：
[1]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M].商务印书馆,1982.
[2]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3]Ayer,A.J.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Victor Gollancz, 1946.
[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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