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论文关键词]韦伯现代性合理性非合理性[论文摘要]“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现代性”是一个宏大的术语，它涵盖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在文化、政治、意识等各个领域的表现。而“理性”则是现代性的内核，它促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同时它也是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术语。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在韦伯整体合理性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却又实为一体，共生于合理性的本质之中。本文力图梳理韦伯现代性理论中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因素，并把握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预期。
一、韦伯的现代性及其合理性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同其生活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韦伯主要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的过渡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日益加剧，自由竞争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沦落和丧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韦伯阐述了他的现代性思想。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1这段论述集中地表现了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理性”在哲学史上被使用得更早，被讨论得更充分。而“合理性”概念则是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上的首创，其根源在于对黑格尔“理性”(vernunft)概念的改造。“合理性”首先就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事实上，当韦伯开始使用“合理性”一词时，也是想表明，现代社会形成过程就是由理性的人们按照理性的(即确定的和普遍的，而非随意的和特殊的)观念进行建设的过程，所以也称之为“理性化”或“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层面的合理性
在韦伯那里，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即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正如哈贝马斯所总结的：“韦伯把那种除魅过程描述为‘理性的’，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并从中产生出世俗文化”。[2]在传统的经济伦理中，财富是不公平的象征，财富的追求就是对他人的掠夺，没有合法性。但是在清教徒看来，财富的获得是荣耀上帝的手段，对财富的积累就是对神所分派的家业的管理，信徒必须善于经营，使其繁荣，这样追求财富就有了其独立的合法性，尽量的赚钱并非为了享乐人生，而是目的的本身，[1]而且职位的更替也是在寻求更合乎神意的安排。同时，基督教的禁欲思想产生了以职务观念为基础的生活态度，这种合理的生活态度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构成。但是，由于财富的积累和对经济生活合理化的要求，宗教的根基在逐渐枯萎，人们对天国和上帝的追从变成了一种职业道德和伦理，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经济理性占据了上风，新教的禁欲主义完成了解除巫术的过程，同时也丧失了与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这样，新教伦理的禁欲思想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同韦伯的观点相异，舍勒认为，不是新教伦理的禁欲思想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怨恨心态作为宗教改革者的原动力推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3]“(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由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依无靠感而投身外部事物的洪流，这在加尔文主义类型之人身上可以找到最纯洁的表征，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以及对世界和文化日益强烈的怨恨和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这一切恰是加尔文主义中资本主义精神的根子。人对人的不信任以纯然‘孤独的灵魂及其与上帝之关系’为口实，摧毁了一切团契共同体，最终把人的一切联结纽带引向外在法律契约和利益组合”oE4]除了宗教，韦伯还分析了建筑的理性化和道德的'理性化等，并重点阐述了音乐的理性化，包括音乐乐理层面的理性化、音乐乐器层面的理性化以及音乐理性化的社会因素和承携者。
(二)经济层面的合理性
韦伯认为，经济理性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合理的资本计算和经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韦伯看来，在东方，商业组织只是家族内部的事情，故无计算的必要，然而西方商业组织的发展，非家族成员的商业组织成为普遍的现象，随着贸易额度的扩大，商业由集体经营之后，各种计算就必须以正确的复式簿记来整理，以精细计算非家族商业组织成员的利润。同时，由于市场的自由化发展，依靠资本计算形式的货币计算成为企业经营的必要条件。最后，出现企业和家计的分离，使合理的资本计算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计算越是精确，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程度就越高，形成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资本主义组织，这是现代西方的独特现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则只有一些迹象。它在技术上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依赖现代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及以准确而又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韦伯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三)组织制度层面的合理性
科层制是组织制度合理化的最突出体现，在韦伯眼里，在国家机构的诸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官僚体制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类型。因此，行政理性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官僚体制化，“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1]‘‘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