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伦理的双重面相
; 摘要：肇始于休谟问题的现代性有两个基本面相或思路，第一是理性的规则主义(或分析主义)，第二是非理性的情感主义(或唯意志主义)。第一种思路是工具理性的伦形式，而第二种思路则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最终表达。
关键词：现代性伦理；双重面相；工具理性；非理性主义
现代伦理是伴随着休谟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的。休谟借助先哲笛卡儿“我思”的怀疑精神，第一次确切地宣布古希腊以来的独断论所表明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世界处于分裂状态。在他看来，事实性知识有真假之分，可由经验证明；价值知识无真假之分，也不可由经验证明。所以，从事实推论不出价值，从表述事实的语句推论不出表述价值的语句，也就是说，从“是”推不出“应该”，或从“实然”推不出“应然”。休谟这样表述自己发现这一断裂的惊讶：“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休谟对“实然”与“应然”，即事实与价值之间一致性的质疑，在界称为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对现代伦理的根本影响是双向的，那就是在逐渐消泯传统基于利他、集体、信仰以及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德性伦理之时，出现了两个仿佛相反相对的伦理面向：一是理性的规则(或分析)主义，二是非理性的情感(或唯意志)主义。第一个面相是工具理性的伦理学形式，而第二个面相则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最终表达。
一、第一个面相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皆源于“目的——工具理性”(又作形式合理性)与“价值理性”(又作实质合理性)的紧张对立。所谓目的——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所谓价值的合理性，即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合乎理陛，也就是人本主义指称的符合人的本质。韦伯认为，近现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价值理性不断萎缩、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过程，即合理化过程。韦伯认为，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已进入了以手段支配目的，以形式合理性支配实质合理性的过程。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用精密的技术和计算把一切都理性化，也把人变成了机器、金钱、官僚的奴隶。他把这种由追求效率而造成的对金钱、商品的崇拜，机器对人的灵性晰民灭，称为“理性化导致非理性化的生活方式”。韦伯一方面承认理性化过程即“祛魅化”(disenehantment ofworld-views)的过程，这一过程帮助人们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以经验的、量化的形式观察世界，以科层化体系组织生产，从而带来最大的利润。但韦伯同时也注意到，理性化还是一个去除人的自主性的过程，人成为庞大经济机器的一个元件，理性蜕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工具。从而陷入生产和现代官僚体制的“铁笼”中无法自拔。韦伯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掩饰下产生一种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显然，韦伯对人类理性所构建的铁笼充满了深重的忧虑，这种忧虑本身也正是对已逝伦理的怀念。对韦伯来说，工具理性的极端扩张，对伦理的危害在于使新教伦理的价值理性——比如博爱——被抛弃了。恰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信念伦理的道德一实践合理性在它得以发生的社会中无法获得制度化，从长远看，它被一种功利主义所取代”，终于形成了所谓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造成意义和自由双重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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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杰出的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Bauman)从现代性与大屠杀关系角度分析了由工具理性造成意义和自由的损失所带来的严重的伦理后果，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个案研究。在鲍曼看来，韦伯的理性化过程就是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他形象地称之为“从荒野走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鲍曼认为，这一过程总的目的就是删繁就简，使那些所谓信仰、迷信、不确定、情绪、情感化的东西边缘化或秩序化。也就是那些充当园艺师的人毫不犹豫地芟除园中的杂草和荆棘。现代理性培养了人类伦理对极端透明、确定和清洁的偏爱，从而产生伦理唯我论，所有那些不符合完美规则的伦理他者都属于杂质，因而在被消灭之列，大屠杀中的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他者。鲍曼指出：“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里，种族主义宣布存在着某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大屠杀之所以能够实施，决不是因为人类变得邪恶，而是现代性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人类对理性的高度自信。在鲍曼看来，这种自信导致人类对前现代社会固有的矛盾、冲突、芜杂、凌乱和种种问题进行“最终解决”的冲动。在此“冲动”的驱使下，种种合乎理性的高效手段应运而生，在实现最佳目标的过程中，伦理个体被迫或者自愿地协调一致去追逐一种结果(哪怕这种结果实际上是不的)。鲍曼这样说道：“我们需要斟酌这样的事实，即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鲍曼认为，大屠杀的实施者并非十恶不赦的恶人，也不是残忍和灵魂扭曲毫无人性的人，但对理性的极端信奉使他们丧失了人伦本性。这可以说是理性在伦理上不自觉地犯下的最大罪恶。大屠杀完全符合理性条例化、规则化的要求。在屠杀者看来，被杀者不再是独特的生命，而是对抗秩序和清洁的抽象的“他者”和“异类”。同时在屠杀进行过程中，他们与自己行为导致的可怕后果之间的距离被拉大到一定范围之外，这使他们的道德冲动和对暴行的道德自抑能力不会再发生作用。这两种方式有效削弱和废止了人天生应该具有的道德责任对自身的压力。在他们所处的情境之中，道德压力完全失效而非人性被合法化，非道德行为被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技术计算和理性工具中心化，“现代性并没有使人们更为残暴；它只想出了这样一种方式：让残暴的事情由那些不残暴的人去完成”。鲍曼认为，更应当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在大屠杀的漫长过程中很少有来自屠杀者对罪行的反抗和阻力。屠杀者还几乎有些主动地与刽子手达成协作。这种荒诞情境的出现同样源自被屠杀者自我保存的理性计算能力。经过理性的严密计算和规划，自我保存的冲动成为自己行为的最高原则，包括道德冲动在内的所有其他东西都被贬低到一文不值的程度，“生命之价越攀越高，背叛之价则越跌越低。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理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极端的非理性——鲍曼与韦伯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