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
刘 尚 为
二
(12)甲：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你的本意上的“中国哲学”了，也就是意味着，有了我们的“以我为主”的“智慧学”的主体，就能够解释“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了？
乙：确实如此。道理很简单，中国古代的“智慧学”所尊崇的“形而上”的“道”，与西方“智慧学”所追求的“物理学之后”不是一个意义上的东西：中国的“道”是“我”所能够“认识”，却又排斥“我”去“把握”的“形而上”；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道”并非我所道之“道”，而“名”也非我所名之“名”。但是西方哲学里的“物理学之后”则与之不同，从它出现的第一刻起，就赋予了“我”进行“认识”并能够“把握”的“权力”；“我”头脑里的因果关系范畴已经告诉“我”，它是作为世间万事万物的“本原”出现在“我”的面前的，因此是“我”可以认识、研究、追寻的对象。
(13)甲：中西方哲学之间的这一差异果真就那么重要吗？
乙：请耐心地继续听我讲下去。正是在这一差别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的“道”，找到了自己的“物理学之后”的“本原论”的解释，并被迅速地运用到社会发展及科学研究上，破天荒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注入了“本原论”意义上的“进化论”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各个领域里理性思维活动的发展，将中国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然而，这一结合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文化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智慧学”里，“形而上者为之道”的传统思想。人们在赋予西方哲学的“物理学之后”以“道”理解的同时，也使人们所认识到的“物理学之后”的东西成了亘古不变的东西了。根本不会想到“西方哲学”里的“物理学之后”，是一个随着人们的认识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东西，并最终成为先天存在的东西而受到人们的怀疑，而被给予放弃的东西。就像一个领路人，将我们引进“西方哲学”的殿堂之后，自己又走出了这个殿堂，却把我们留在了这个殿堂里，使我们成了这一殿堂的主人，守候着这半部西方哲学。
(14)甲：半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就这么简单的产生出来了，我们也因此成了这半部西方哲学的掌门人了？真是不可思议！
乙：道理很简单。我们既不了解自己头脑里“形而上学”的东西，更不了解“西方哲学”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于是便出现了“半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怪胎。可以这么说，“西方哲学”的“半部化”，不是“西方哲学”使之然，而是“中国化”使之然。
其实，“西方哲学”里的“物理学之后”，本身就是一个随着人们的认识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发展的东西，而这一点却正好被我们忽略掉了。于是，西方“智慧学”在“物理学之后”上所形成的认识，都被当成了亘古不变的“道”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看不到本原论问题、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及逻辑论问题的研究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联系，甚至成了并列在一起的、没有先后顺序的“哲学问题”了，更看不到它会在后来发展中出现完全相反的变化。这一“中国化”了西方哲学，不仅误导了人们对于“西方哲学”此后发展的认识，更将中国的理论思维活动永远地局限在西方哲学已经嚼烂的、没有了味道的问题上，并且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使我们在哲学这一理论思维活动上落后西方一个世纪以上了。
（15）甲：何以见得呢？你能用你的观点来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吗？
乙：可以。我们就从“本原论形态”说起吧。这一形态是“智慧学”处在较早阶段的表现形态，它是较早时期人们在自身的“智慧”基础上产生出的最初的“智慧学”观点，特别是关于事物运动与变化的认识，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集中到它的最基本的存在形态上。人们企图用某个单一的物质，比如水、火、土等物质的运动与变化来说明世界的运动与变化，产生了相对于原始宗教较为科学的宇宙观。
然而，这时的“智慧学”所追求的“宇宙观”，仅只是为了说明对象世界的运动与变化，难免不带有思考者自身的片面性、局限性，使得由此而来的“宇宙观”显得十分零乱，人们无法判定哪一种“宇宙观”更为正确。也就是说，这些“宇宙观”，仅仅具有直观性，而没有自我证明的能力。人们无法从中确定哪一种宇宙观更为正确一些，也就无法形成共同的、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本原存在的宇宙论。也就是说，人们在用自己的“智慧”去“表述”、“规范”世界的运动与变化时，却忽略了自身“思维活动”的存在，没能在其“宇宙观”中反映出这一“思维活动”的唯一性与必然性。于是，人们便发现“理性的证明”在“智慧学”中的重要地位；从此“理性的证明”也就成了“智慧学”，以及称之为“智者”重要标志，并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数”不仅较好地表现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而且，“数”还借助“智慧学”中“逻辑证明”，发现了自身在表述正方形对角线上所陷入的“逻辑矛盾”，进而将“数”的概念由“整数”扩展到无理数；成功地化解了第一次数学危机。
应该说，将“证明”纳入“智慧学”，是“智慧学”自身的“合乎逻辑”的、“善意”的发展，“智慧学”不仅应该帮助人们分析世界的本原，以形成对于世界的根本认识，还同时能够“证明”这一“宇宙观”的正确性，进而排斥别的“宇宙观”正确性，使自己成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绝对真理”；而这时的“智慧学”也就因此被改造成了以人们的“思维活动”的“智慧”为“本体的”“智慧学”了，用以“规范”人们“智慧”的“智慧学”了。
也就是说，“智慧学”这一合乎逻辑的、善意的发展，将原本单纯说明“宇宙构成”的“智慧学”，“发展”成了“规范”人们“智慧”的“思维规范”，“发展”成了在“理性证明”主导下的、“规范”人们“思维活动”的“智慧学”。应该说，西方哲学中真正的形而上学是从“智慧”为“本体”的“理性证明”认识开始的。这一关于“智慧学”发展的表述，看起来混淆了“因果关系”，却道出了深藏于“智慧学”后面的本质，进而将人们从一向所追求的“智慧学”那里转向了“形而上学”。
（16）甲：这也就是说，被人们所尊重的“智慧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吸引人们的才智，去追寻世界奥秘的探索活动，同时也是在不断改变着自己，以成为有秩序的、自我约束的规范的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比我们更早地关注“理性证明”“思维规范”的历史必然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本》充分体现了“思维规范”的理性、系统性的特点，进而成为一切科学系统化、规范化的典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行政命令伤害最大的不只是表面上的.“百家”的消失，而是“理性思维活动”自身的严谨性、系统性的科学精神的缺失，使整个社会在儒术面前停滞不前了。
乙：然而，这一“智慧学”的“本体论存在形态”，在被基督教接受过去之后，其“智慧”的“本体”便被上帝所“僭越”了。一个原本用来启迪人们“智慧”的“智慧学”的“本体存在论”，因上帝的“僭越”迅速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封杀“智慧”、封杀“科学”的“智慧学”，并由此将西方社会带进了近千年的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而这也就注定了，随之而来的对基督教中世纪黑暗的批判，只能从上帝所“僭越”的“本体地位”开始。这时的“智慧学”也就顾不上它的“本体论存在形态”了，它打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旗帜，要求把一切迷误“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并代表着“理性”与“思维”公然地向上帝要地位、要权力，努力地摆脱其“上帝婢女”的地位。于是，上帝创造世界的陈词滥调，便被“人是万物的尺度”、“劳动创造世界”、“知识创造世界”的理性思维解放所替代了，而“理性”与“思维”在“智慧学”中的地位也随之得到了提升，成了“智慧学”日益关注的“明星”，并取得了独立地位。
但是，好景不长，“理性”与“思维”在取得了对于“上帝”的胜利之后，便随即陷入争夺“智慧学”主导地位的“斗争”中了。唯心论认为人们的知识来自于自己头脑先天存在的“理性活动”，如因果观念、整体与部分的观念等；而唯物论则认为人的知识来自于外部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反映，并由此在“认识论”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决一雌雄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想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思维规范”内，也就是说，它们两者，都想在推翻上帝对于“理性”与“思维”的统治后，由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掌握“理性”与“思维”的最高统治者。
于是，人们便由完全正确的、对于上帝给人以智慧的“理性批判”，“顺理成章”陷进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中了，进而将人们对于“物理学之后”的认识，从“本体论”阶段带进到了“智慧学”的“认识论”争论的“阶段”了；而“智慧学”，即所谓的“西方哲学”也从此由“物理学之后”的“本体论存在形态”前进到了“物理学之后”的“认识论存在形态”了。
（17）甲：原来，所谓的哲学史上的两大哲学派别的对立与斗争，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我还以为是因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而产生出来的。现在看来，我原来所接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观点。道理很简单，我们所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哲学基本问题同样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不是“原来”就有的，那么，这个“原来就有”的“东西”又存在于在哪里呢？不就“主观地”“存在”在我们的“头脑”吗？这一“主观存在”的东西与先天存在、先验存在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而我们因此而去反对唯心论，就已经陷入了从唯心论出发反对唯心论的自相矛盾了，并在事实上将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哲学的派别斗争变成了无聊的“悖论之争”了。
乙：你的这一见解我完全赞同。在“西方哲学”的认识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权力，而不是将我们自己的“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强加到它的头上；更不能将我们已经僵化了的“道”“思维规范”套用到“西方哲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上去，反过来再把这样形成的东西当成真理顶礼膜拜起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尽管，西方哲学是我们到外国请进来的，但是，这一学习过程决不是什么“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而只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同化”。
（18）甲：你是不是又扯远了，还是回到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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