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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优秀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谈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关键词：
波普尔证伪主义
作者：
向力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卡尔波普尔（1902~1994），是二十世纪一位在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身处英美哲学圈中的他似乎是一个异类，这不仅表现为他与诸多主流英美哲学家有着直接的思想论争，更在于他对语言分析方法的自觉抵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忽略了语言的重要性。通过细致的阅读，我们会发现，语言其实是波普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其文本中对语言的论述随处可见。然而直到目前，其语言观尚未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波普尔的语言观内容丰富却从未得到过系统研究，论者往往是在研究波普尔的某一哲学见解时，捎带指出他关于语言某一方面的主张，而这无疑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对波普尔的语言观应给予足够重视，而它将成我们理解波普尔哲学的一个新视角。本文拟就波普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就内容来看，波普尔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日常语言论、语言存在论、语言功能论。
一、扞卫日常语言
波普尔对语言的论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语言观是一种基于日常语言的语言观（如波普尔自己所说：“我始终是一个常识哲学家。”[1]（360））。对日常语言的不同态度，最能反映出波普尔和他常与之论辩的分析哲学家在语言观上的不同旨趣。分析哲学家，尤其是早期维特根斯坦及与维氏有密切思想关系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对日常语言是极度不信任的。在他们看来，日常语言中的词语，其意义缺乏精确性，极度混乱，而这恰恰是由它所负载的哲学常常陷入两难悖谬的根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视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为哲学的“语言病”，认为哲学的功用就在于治愈这种语言病。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定，日常语言中充斥着许多既不真也不假的无意义陈述，这些陈述表达了许多伪装深邃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的伪问题。于是，他们设想能撇开混乱不堪的日常语言，建立起一种理想化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准确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因此能够倚靠它来展开哲学讨论。
为什么日常语言的词语会缺乏意义，而人工语言的词语却能富有意义分析哲学家们指出，症结在于：日常语言的词语多数是未经定义的，一个词语只要是未经定义的，就意味着该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不能被合理使用。于是，分析哲学家们希望能够对人工语言所有词语进行尝试性的界定，以此消除语言中的模糊不清之处。他们相信，语言的精确性是最重要的，语言的精确性又决定于词语意义的精确性，而为了获得词语的精确意义，就需求助于定义方法。定义决定了词语的意义，通过定义的使用，可以使语言变得更加精确。分析哲学家们这种“定义决定词语意义”的主张被波普尔称为“语言上的本质主义”。基于扞卫日常语言的立场，波普尔对这种本质主义语言观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首先，定义的目标不可取，语言的简洁清晰比精确更重要，简洁才是语言的最高要求。在波普尔看来，哲学的起点只能是日常语言。日常语言的确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是，词语的意义用不着定义来决定，它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将自身理性化，并始终保持清晰标准以达到合理交流的目的，我们无需另行构造一种理想化的语言。波普尔矢志不渝力行简洁清晰的语言风格主张，他的著作给阅读者的观感即是：表达清晰，论证简洁，结论明确（这大概是其被译介到中国后很快就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波普尔甚至视此标准为学者的一项道义责任：“力求简洁清晰是一切理论工作者在道义上的职责，矫揉造作与缺乏明晰性则是一种罪过，把事情说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才算称职。”[1]（50）在另一处他也说到：“知识分子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成果。”[2]（83）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清晰性是一直为人称许的，以至于有人说他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
其次，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容易导致忽视问题。在波普尔看来，精确性总是相对于问题而言，是由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不应该试图做到比问题境况所要求的更精确，或者预先使词语或表述更精确，否则，为了精确性而增加精确性，要么会以丧失明晰性为代价，要么将在无用的枝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忽略掉真正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通过将语言的表达划分为真陈述、假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取消了大部分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更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哲学问题。波普尔针锋相对，指责逻辑实证主义最终瓦解的原因即是对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被他们认为是伪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至于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则不惜与其当面争执“有无哲学问题”（这就是哲学思想界津津乐道、1946年10月26号发生在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拨火棍事件”）。波普尔认为，的确不存在“纯”哲学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例如宇宙论问题、逻辑问题，哲学家应试图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借语言消除问题。波普尔不无自负地说：“我主张有哲学问题，并且甚至我已解决了一些。”[4]（30）总之，波普尔认为，如果离开一个明确的问题，而想通过分析“本质意义”来改进词语，获得更丰富的内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称这种做法为“未达到大桥之前，就试图通过大桥”。[5]（91）此外，波普尔进一步从技术层面上论证了定义的不可能——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我们可以将其论证概括为“定义的无穷后退困境”。波普尔向我们指出，定义项并不能够确认一个被定义词语的意义，而只会将意义的问题向后转移，转回给定义项，而定义项中的词语依然都像是以其作为起点的词语一样含糊和混乱。无论如何，定义者都必须继续循环地定义它们，而这些词语又会引发出新的也必须予以定义的词语，如此反复不已，直至无穷。波普尔向我们表明，追求界定所有词语，是不能实现的。而要摆脱“无穷后退困境”，必须承认有所谓“原始的词语”，即未界定的词语。定义链都必须是从未定义词语开始，其意义只能够被举例说明，而不能够被定义。因此，使用非定义词语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不能定义一个词语没有什么东西会防碍我们把它们当作非定义词语来使用，……任何定义了的词语最后还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义词语来定义。”[6]（365）波普尔认为，对于一个词语，妥善的做法是：首先直觉地使用它（而非直觉地定义它，它的意义可由习惯用法确定，或者已经知道其它概念与它的逻辑关系，其意义在使用中足够确切），然后才可尝试对它进行定义。未定义的词语可能被定义的词语取代，之所以要用到定义法，是因为定义过的词语能够更简洁而非更有意义地完成未被定义词语所拥有的意图。
最后，波普尔还指出了“定义语言”的恶果：定义往往不会使境况得到改善、使词语获得精确性，而是常常事与愿违，比定义前变得更糟，以致出现许多冗言赘句、贫乏的烦琐哲学。烦琐哲学之所以出现，在波普尔看来，是因为：其一，每个定义，都意味着用一个长的叙述代替一个短的叙述，而这将导致许多无益而又貌似精妙的分析；其二，对意义的偏执，对定义是否正确、是否真实的争吵，只会导致一种咬文嚼字的空洞争论。分析与争论并不关心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只关心词语的意义性问题。波普尔认为，试图通过定义，用词语问题来代替事实问题，所成就的无非是一些蛊惑人心和善于制造混乱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他眼中，黑格尔哲学即是此类典型。波普尔拿科学与哲学作对比，来说明定义倾向对哲学的伤害有多大。与本质主义的定义方法不同，科学奉行的是方法论上的语言唯名论，波普尔称之为“操作主义”：科学中作出的陈述不依赖于词语的意义，不是为了决定词语的意义而使用定义，也不试图从定义推演出任何信息，词语只是为了方便而引进的简单标签，虽然有点含糊不清，然而研究者已经从操作上懂得其意义，并通过学习使用它们，来调整、简化，直至获得精确性。波普尔认为，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摆脱了词语及其意义的烦恼，避开了定义，只关心事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精确性。
二、“三个世界”中的语言
“三个世界理论”是波普尔为解决“身心二元论”或者说“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所作的哲学努力。在“三个世界理论”框架内，世界1是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2是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这些都与传统的区分相似。“三个世界理论”中最富特色的部分是有关语言的世界3。波普尔的世界3是一个以语言（无疑，此处的“语言”也是日常语言）为载体的客观实在的知识世界。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波普尔用了两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加以论证：在实验一中，波普尔设想所有的机器、工具连同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遭到毁坏，然而书本和人类的学习能力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会很快再次运转起来；在实验二中，波普尔设想所有的机器、工具连同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遭到毁坏，而且，书本和人类的学习能力也被毁坏，这一次，波普尔悲观预期：人类文明在几千年内都不会重新出现。“语言”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里具有非常广泛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语言不单单属于世界3，同样也属于世界1和世界2。对此，波普尔有着清楚的表述：“就语言由物理作用或物理符号组成这一点来说，它属于世界1；就它表示一种主观的或心理的状态而言，或者就把握或理解语言能在我们主观状态中引起变化这一点而言，它属于世界2；就语言包括信息而言，它又属于世界3，理论或命题或陈述是重要的世界3的语言实体。”[1]（180）世界1中的语言是作为书写与声音符号而存在的语言；世界2中的语言是作为表征思想的内在形式而存在的语言；世界3的语言是作为知识与信息载体而存在的语言。大多数情形下，这三种语言是重合的，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3的语言或者说语言的世界3。
世界3由语言造成，又大体上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波普尔没有对世界3作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界定（也许这跟他反对定义有关），多少显得有些含混不清，有时他直接说世界3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有时又似乎表示世界3包含着几个子世界，语言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是最富特色的一个（“用语言简洁陈述的人类的知识的世界最具有世界3的特色”[6]（103））。但波普尔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世界3最重要的客体（无论是就全部还是部分而言）的语言，不是有计划的结果，就像鸟巢一样，其本身是针对其他目的而活动（最初是表达与发送信号）的预料之外的副产品，随着语言功能的渐次进化，在这个副产品上又产生出副产品——世界3。所以，世界3是语言活动无计划的产物，是随着语言的描述功能而出现的，在语言的描述功能阶段，世界3最终得到承认。它在出现后，基本上成为一个自主发展的世界。语言中介作用的无计划结果，使主观性知识变成了客观性知识，也开辟了通往“世界3”（语言世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波普尔确定了世界3的实在性、语言的实在性。语言的实在性跟语言的描述与论辩功能有关：只有在功能不断丰富的语言内部，客观意义上的论据与知识才有可能，才可能出现由语言系统阐释的客观理论，它们才可能变成人类本身之外的对象，变成向研究与批判开放的对象，而语言的实在性反过来又是语言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没有一种类似于工具的语言在身体外部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批判讨论的对象，不把语言构造物看成世界3的实在客体，就不可能有语言的描述与论辩功能。只有在语言的世界3中，理性批判的问题和标准才能够发展。由此，波普尔又将我们引入到对语言功能的分析当中。
三、语言的功能
有关语言功能的思想是波普尔从他在维也纳教育学院的老师卡尔比勒那里学来的。比勒从生理机能的观点来认识语言，在比勒看来，语言不仅是狭义上的人的语言，而且包括了生物体同环境、生物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名义之下的各种语言。比勒还第一个提出语言功能的思想，并且最先讨论了语言低级功能和高级功能之间的差别。他将语言的功能分析为三种：表达、发送、描述。这三种功能具有像金字塔那样上下层次的关系，第一、第二种为低级功能，是人类和动物共同具有的功能，第三种功能则是人类所特有的高级功能。对这种语言观做出修正（描述功能）和补充（论辩功能），在波普尔的哲学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对语言低级功能的认识，波普尔完全继承了其老师的看法。第一种，表达功能。波普尔认为，语言的表达功能是突出的，且不说动物与人，即使是无生命的植物，甚至一种简单的工具，例如一只温度计或者一盏交通灯，只要能够通过它们的行为来表达它们的内部机体状态，在另一有机体中释放出一种反应，就可以将此种征象称为语言。第二种，发送功能。发送功能以表达功能为前提。温度计借表达向人发送信号：天气非常寒冷；交通灯借表达发送通行与等待信号；植物与动物都能发送信号。在波普尔看来，人类语言的发送信号功能也是明显的，人的自我表达在其他人中导致一种反应时，都可以说它同时发挥了发送功能，发出了一种信号。
在由语言的低级功能过渡到高级功能时，波普尔提醒我们，当语言的高级功能存在时，总是同时出现上述两种低级功能，总是可以用低级功能的词语，来解释每一种语言现象，因此就容易得出一种“物理主义”的错误看法：“物理主义”只看到语言的低级功能，把语言解释为说话者状态的表达，或者看作是说话者对另一位说话者的语言行为做出的反应，而忽略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截然不同的特征，忽视人类语言制造真实和虚假陈述的能力，以及从事有效和无效论辩的能力（就语言的论辩功能而言）。波普尔认为，仅从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具有这两种低级功能来看，即可以断定，“集中在表达和交流上的人类语言的所有理论都是无益的”，[1]（138）与高级功能相比，人类语言的低级功能不具有重要性。人类语言的最重要功能，是其他所有语言都不具有的描述和论辩功能。这两种高级功能，是在对语言的低级功能和环境的适应进行更好的控制下发展而来的。语言的描述功能以表达和发送两种低级功能为前提，如上文所述，在波普尔看来，它使得客观实在的世界3成为可能。然而使其特征化的东西，或者说突现了描述功能对人类的重大意义之处，则是伴随着这种功能，人类语言第一次具有了制造真实和虚假陈述的能力，产生了有关真理的调节观念，同时也需要进行真假的判别。陈述也许与事实相符，也许不相符，既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为判别描述是否合乎事实，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实证主义标准：符合要由语言的陈述和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解释，且这种对应关系具有唯一性。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假陈述和无意义陈述，意指它未能与事实取得一一对应，在事实上得到证实。而波普尔认为，实证主义是不能接受的观点，为此，他反驳道：有许多含糊和模棱两可的陈述可能符合于现实，反之亦然，然而它们与事实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在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标准后，波普尔借用塔尔斯基的真理符合论，发展出一种语义学元语言的陈述判别标准。波普尔认为，没有一种语言会包含定义自身语义学的方法，所以，要谈论一个陈述对于一个事实的符合，谈论有关陈述所述及的事实和有关陈述本身，必须借助于这种语义学元语言。元语言，简言之，就是用来谈论语言的语言，是用来谈论某一待研究语言的表述句的语言。例如，可以将用英语写的德语文法作为元语言，借以谈论德语。除了一般的逻辑用语（谓词）外，元语言有三种语句可供使用：描述对象语言所讨论的事实的陈述，对象语言的语言学表述句、陈述的名称。元语言断言的一般形式是：（对象语言）陈述S是正确的，当且仅当S与相应的真值条件相符。在此种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相对关系上，就可以判定陈述是否有意义，进而谈论可调节性真理观念、真理的内容和逼真性了。语言的论辩功能又以描述功能为前提。语言的论辩功能所要求的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性论辩，它能给前三个功能增添论据，使它们都拥有有效和无效的涵义。
论辩所用到的论据，基本上是有关描述的论据，论辩的形式通常是从调节性真理观念、真理的内容和逼真性上对描述表示赞成或反对，这是论辩功能一定要在描述功能之后出现的原因所在。描述性语言的出现使进一步的步骤——“批判”成为可能。波普尔认为，语言以争论的方式进行的相互间的“批判”，是语言描述功能和论辩功能之间的决定性区别。论辩功能所以能够和描述功能清楚地区别开来，是因为可以描述而无须论辩。批判是语言论辩功能的主要工具和最高形式，是科学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批判是有意识的挑选，即不再是对理论的自然选择而是对理论的有意识的选择，因而导致了选择一个新阶段，它允许我们有意识地批评地寻求和消除我们的错误，能有意识地判断一种理论不如另一种理论。只有人类采取通过批判性论辩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因此，波普尔认为，发挥语言的论辩功能，使我们可以用语言之争来代替武器之争，通过理论间的竞争来淘汰不可用的理论，在采用一种不适合我们生存的理论之前，除去这种适应性很差的理论，通过批判我们的理论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死亡，而不是我们死亡。
四、简短的评价
波普尔的许多思想，如证伪标准、三个世界理论、猜想与反驳方法、反历史主义与零星工程等等，都流传深远，广为人知。论者常以“批判理性主义”来总括波普尔的哲学，但对于“批判理性主义”名目如何能涵盖这些不同的观点，似从未加以深究。通过以上对波普尔语言观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波普尔语言观在其批判理性主义整个环节中所占据的位置，发现其与波普尔几乎所有其它重要思想都有着密切联系，语言观是贯通波普尔整个哲学的一条思想脉络。无论波普尔是否有此自觉，事实上，基于其特有的语言观，基于其对语言性质与功能的特有理解，才使得前述哲学思想能够得到前后一致、相互印证的解释。
一方面，对于日常语言的辩护，反映出波普尔哲学的一般旨趣：一种向常识、向理性主义开放的旨趣。波普尔觉得过分强调词语意义的重要性近乎蒙昧主义。他之强烈反对“定义”，原因在于，波普尔认为，重要的不是给事物的真正本质下定义，而是描述事物在各种情况下的状态，而且，词语必须看作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工具，而不是看做本质的名称。换言之，波普尔的意思是：“怎么样”的问题要比“是什么”的问题重要。由此出发，考察波普尔的社会哲学内容，我们会发现那不过是其语言观在此领域中的实践结果。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波普尔的语言观与其科学观、方法论等的关系，这主要表现为语言功能进化的积极意义。基于表达、发送与描述功能基础上的批判性论辩是一种控制的手段，是一种排除错误的手段，是一种选择的手段，它导致了控制的观念标准或调节性观念的出现。与此同时，批判也就成为科学进一步增长的工具。我们已经熟知的、由波普尔主张的科学进化图式：P1—TT—EE—P2，现在借助于系统的理性批判（语言论辩功能），通过消除错误，而变成科学知识增长的方式，变成探求真理和内容的图式。科学依赖于理性批评，依赖于批判性论辩，这是决定性步骤。在波普尔所说的意义上，我们的理性能力只不过是批判性论辩能力，形式逻辑本身即可以描述为批判性论辩的推理法。把我们的人性和理性归之于语言高级功能发展结出的果实，是并不为过的。语言的高级功能对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我们能自如地使用描述性语言和论辩性语言时，我们就能系统地批判我们的猜想、推测，这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发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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