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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评析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
摘要：伽达默尔秉承老师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把诠释学进一步发展为“哲学诠释学”。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思想体系丰富复杂，伊格尔顿对其思想的质疑，可能是前人也没有意识到的，本文旨在讨论伊格尔顿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的评析。
关键词：伊格尔顿;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
一、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主要思想概述。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1900年2月11日-2002年3月13日)，德国当代哲学家，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秉承老师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把诠释学进一步发展为“哲学诠释学”。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思想体系丰富复杂，本文旨在讨论伊格尔顿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的评析，因此仅对原著中关于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所提及的伽达默尔几个理论思想进行整理复述。
1、“效果历史”概念
“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概念。伽达默尔解释道：“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伽达默尔看到了理解的历史性：文本与理解、历史与当下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时间距离。
2、“前见”的概念以及为传统和权威正名
前见，亦称偏见。这个概念来自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针对“理解”所提出的“前理解”。伽达默尔显然继承了老师的观点。他指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里，前见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因代表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而成为一种积极的因素。
伽达默尔通过对启蒙运动关于前见的成见的批判―在这方面，他认为启蒙运动对前见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前见，因此他要求为权威和传统正名。伽达默尔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启蒙运动在诋毁一切权威的时候，实际上歪曲了权威的概念，把权威仅仅限制在“盲目地服从”这一意义上。其实，“盲目地服从”并不是权威的真正本质，相反，权威的本质正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活动。因此，伽达默尔认为传统也可能是合法前见的源泉，并在此基础上为权威和传统正名。
3、“视域融合”概念
前理解或前见的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视域”在德文中是“地平线”的意思，原本指眼睛可以抵达的范围，就是看视的区域。谁不能把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域中，谁就不能真正理解“传承物”的意义。但是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视域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它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
4、“对话”效应
伽达默尔把理解看作是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一场对话。对话的过程就是对话双方的两种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他认为在文本与读者、传统与现在之间起桥梁和中介作用的恰恰是语言。在伽达默尔看来，每一个历史中的流传物都不再是一个客观对象。他认为，作品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和意义，它的含义和意义是在与读者的对话中形成的。
二、伊格尔顿对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思想观点的评价。
在伊格尔顿看来，伽达默尔所强调的这些“理解的历史性”的种种表现―解释的历史性、问与答的对话形式、视域融合的发生似乎全都是过分地四平八稳。伽达默尔把自己和作品乃至一切都交付给历史和传统实际上和艾略特的看法如出一辙。因为艾略特曾经也如此的标举“传统”：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存在于传统之中才合法;一首诗能否成为大写的文学取决于传统是否恰好从它中间流过;传统永远不会打盹儿。伊格尔顿颇具反讽意味地指出：在“传统”庇护下，过去与现在、主体与客体、生疏与熟识就这样被一个包括着双方的存在安全地配合在一起。而伽达默尔对于那些确确实实存在的并且常常是隐含的不易被人发觉的文化上的既成观念或“成见”并不关心，甚至认为这不会对过去文学作品的接受造成不利影响，因为他已通过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而证明了“偏见”的合法性。
伊格尔顿鼓励人们问一问伽达默尔，他所极力维护的“传统”到底是谁的和什么“传统”。因为伽达默尔的理论仅仅依赖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假定：确实存在着单个的“主流”传统;一切有效作品都加入这一传统;历史形成一个没有决定性的断裂、冲突、矛盾的不断连续体;而“我们”(谁们?)在传统那里继承的种种偏见应该受到珍重。换句话说，这种理论就是假定，在历史中“我们”始终并且随时随地都是在家;读过去的作品(传统肯定的)肯定会有助于而不会削弱我们现在的自我理解;生疏则其实始终都是不知不觉的熟悉(因为一切都来自于传统)。伊格尔顿认为这是一种相当自负的历史理论，“艺术”基本上只意味着崇高的日耳曼传统的经典。但是那些具有种种压迫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历史和传统，那些由于冲突和统治而被撕得四分五裂的领域，则几乎一无所思，这是一种极右的权威主义。历史本是一个充满斗争、打断和排斥的场所，但在伽达默尔这里，却成为了一条永远流动的河，甚至可以说―一个志趣相投者的俱乐部。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在于“理解”，理解可以宽宏大度地承认种种历史差异，可以沟通解释者与文本的时间距离，可以克服作品上的意义异化。所以人们别再想去超越时间距离，因为这一距离已被习惯、偏见和传统沟通。
诠释学始终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活的对话。在这里，伊格尔顿提出了他一直关注的意识形态问题―人类历史的对话至少有半数时间乃是权势者对无权势者的独白;或者，即使它的确是“对话”时，对话双方―例如，男人女人―也很少占据同等地位。伊格尔顿敏锐地质疑，像伽达默尔这种视批评为理解经典的作家，该怎样去对付诺曼·梅勒这种强烈批判集权主义的小说家，那一定很有意思。
综上所述，伊格尔顿很反感诠释学将注意力集中于过去作品的做法，他对伽达默尔始终坚持的诸如“理解”、“传统”、“偏见”、“历史性”、“对话”这样的理论提出质疑。这与他一贯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密切相关。无论是英国文学、浪漫主义、英美新批评等等一切流派都始终认为存在着那么一种不证自明、不言而喻、无缘无故的“传统”或“主流”，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而当他们无意识的时候显然他们已经或多或少被意识形态所控制。伊格尔顿对这些问题的质疑，可能是前人也没有意识到的，他确实具有令人佩服的敏锐洞见，不愧当代“最敏锐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赞誉。他的很多观点和见解的确具有强劲的思想魅力和理论启发，至少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展现了批判的锐气，仅仅这些就使我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1] [德]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 [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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