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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一统观承自董子浅论
摘 要：司马迁早年从师于董仲舒，故而其《史记》中不免有很多董子的“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等观念的因素。但又因为司马迁本身游历天下所养成的唯物气质，故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并不是单独的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而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更适合汉武帝中后期的统治实质。
关键词：史记;大一统;司马迁;董仲舒
司马迁早年师从汉初公羊学家董仲舒，故而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统”观念对司马迁的影响颇为深远。该观念并不是仅由《史记》中的某一篇体现出来的，它不但分散在各处的“太史公赞”中，甚至在“表”、“世家”的叙言中以及各传篇名的排序里也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大一统”思想贯穿了《史记》行文的始终。并且，司马迁并不是简单的继承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而是受到客观现实影响继而融入了新的思想。
本文结合司马迁、董仲舒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就《史记》中所体现的“大一统”观念与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观念相比较，将《史记》中的大一统分为对外“民族大一统”和对内“君主大一统”，分别论述其对董仲舒“大一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兼谈产生差异的原因，以补前人所述之缺漏，供方家指正。
一、 《史记》对于“大一统”观念的继承
“大一统”这一观念，是自《公羊传・隐公元年》[1]的一句“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由来的，到了董仲舒时，将其进行了具体的阐发。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2]云：“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符瑞》篇亦云：“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以此可见，无论是“王者一统天下”还是“一统乎天子”，董仲舒所强调的“天下一统”目的还是与君主有关。我们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中，天子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尊君”是不能被忽视的内容。
而通过《繁露》中：“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王者，民之所往……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等句，我们更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天下大一统”思想是与“君主大一统”思想相互融合和依存的，即“天、天下、君”是不分的。谈到“大一统”，便不能将对外的“天下大一统”和对内的“君主大一统”分割而论。
(1)《史记》对“天下大一统”理论的继承
《史记》[3]对于天下的一统极为看重，在《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中，司马迁都将“周”放在表的首列，此举与《公羊传》用“王正月”来表现“天下大一统”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六国年表》中又肯定了秦的统一天下之功，首先在诸侯国排名时，不继续《十二诸侯年表》中为了尊鲁，将鲁国续于周后的体例，而是把“秦”放在周之后，以突出秦的地位;其次他不称“七国年表”，便是有意将“秦”单独记录，不与“六国”同列;最后在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统一之后，他继续记录秦朝年岁，至公元前207年秦亡。上述三种表象，都体现出其对秦扫清六合，实现“天下大一统”功绩的褒扬。所以，尽管司马迁看到了秦始皇的暴政，可是他还是肯定秦朝的统一天下之功，这也直接证明了《史记》对于“天下大一统”观念的重视。
《史记》对于促进“天下大一统”的人，也是不吝赞美。管夷吾辅佐齐桓公，使其成为春秋首霸，也使齐国形成近乎“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就赞赏管夷吾的这种做法：“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延及汉初，天下初定，司马迁通过《史记》对那时起兵谋反，企图打破天下一统局面的人和行为表达了不满，所以对于意欲谋反的韩信，《史记》中评论道：“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故仅将其列为“列传”。又七国之乱时，唯有梁孝王据守国不降，维护了汉朝的天下一统，《史记》为：“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捍。”相反对于祸乱天下的吴王刘濞等人，《史记》仅将其列为“列传”以示贬抑。
(2)史记对“君主大一统”理论的继承
《史记》所提倡的尊君思想，多以“天命”说为根基，比如其认为刘氏一统天下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的，这种以“天命”来尊君的行为，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为了加强君主权利而多次提出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有继承之处。
就如《天官书》中“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与《春秋繁露》中“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这种同是将君主受命归于天统的说法，似乎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
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中“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之语足见《史记》对于“君主大一统”中“尊君”观念的重视。而刘氏政权即是《史记》中认为应当被尊崇的、是“天命”所归的政权。
吕后去世，吕氏外戚乱权之变以失败告终，《史记》称此事的失败为“天命”在于刘氏的缘故，即“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在平诸吕之乱时立下实际功劳的陈平，《史记》也颇为赞赏他的安邦定国之功：“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而在记周勃的功绩时，更以周公、伊尹之匡君护国的功绩与其相比：“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从这些评价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史记》中对刘氏政权的尊崇。
二、《史记》对于“大一统”观念的发展
(1)《史记》对“天下大一统”的发展
《史记》“天下大一统”思想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夷狄观念的变化上。
因为太史公“南游江淮”、“北涉汶泗”的四海游历，使得《史记》中的“天下大一统”思想并不是像董仲舒等公羊学家一样闭门造车，而是在一定考察基础上得来的较为适应于现实条件的科学结果;并且因为《史记》编著的时代，正是武帝开疆拓土之时，为了肯定这些蛮夷邦国‘保南藩，纳贡职’、‘请为内臣受吏’、‘引领内乡’的行为，司马迁不再死守夷夏之分，而是提倡夷夏应共同构成一个“大一统”的天下。
《史记》“天下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其次是通过《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在经济、地理等侧面表现出来的。
《河渠书》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东窥洛阳、大邳……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货值列传》曰：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平准书》曰：东至“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闲萧然烦费矣”、西南至“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北至“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闲靡然发动。”
《史记》这种对广袤疆土的记述从侧面反映出了对于天下版图的重视，这便是“天下大一统”观念的另一表现形式。在司马迁的实地考察之下的《史记》，其“天下大一统”的观念有了早期“唯物主义”的萌芽。
(2)《史记》对“君主大一统”的发展
对于“君主大一统”，《史记》和董仲舒都强调尊君的观念。董仲舒为了渲染君主的尊贵，在“君命天授”上增加了“天人感应”，将天下的灾异或祥瑞都附会为君主福祸，又将君主置于无上至尊的位置，与臣下形成“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绝对关系。
《太史公自序》有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之句。但司马迁并不喜言灾异，且认为邹衍等人的灾异学：“其语闳大不经”，又认为汉代时“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但因为当时科技水平限制，历法记史都离不开观星，所以《史记》可能对于星象学并不反感，但却对董仲舒等人以杂以灾异说的星象理论多为批判，这就使得《史记》中的“君主大一统”突破了灾异理论的神秘性。
其中最明显的差异之一，当是君主用来巩固统治的方式。《春秋繁露》中，有“《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之句，他在具体阐发“德治”时并不能跳出阴阳学说的模式，将“德治”与“刑法”严格二分：“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 相比于董仲舒将“德治”与“刑法”割裂的思想，《史记》的“德治”则是在尊君的前提下，更为强调君主要以德从政。
如其在论及黄帝行德政造福后代时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行道德岂可以忽秋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此句肯定了行“德政”的功绩可以造福子孙，延续刘氏政权，此举就比董仲舒空谈“仁德”二字的做法颇有进步。并且对于汉朝当时的社会形势，《史记》也并不拘泥于“德治”，在《酷吏列传》中，其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正如上文所言，《史记》对于“德治”和“刑法”并不做区分，而是认为这两种政策应当相结合以应对不同的社会情况，来巩固统治。
三、结语
根据张大可的《史记研究》[4]做的考证，董仲舒于元狩二年左右(公元121)辞胶西王相回家著书，而司马迁此时恰好刚游历天下后回家，于是师从董仲舒。所以司马迁之作《史记》，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影响其思想的因素，一是受业于董仲舒，二是游历天下。
所以，《史记》中含有很多董仲舒思想的影子，如在《平准书》中，有“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一句，与《春秋繁露》中“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如出一辙，更多相似例证，见于《天官书》，此处文繁不录。
笔者认为，首先我们不应该忽视《史记》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因为这正体现了司马迁作为汉初学者所不可抹杀的经学内涵，也是《史记》能够保存秦汉之际，甚至是先秦思想家的“天文观”、“政治观”等重要史料的原因之一。
其次，《史记》毕竟是司马迁整理典籍、搜集文献与流传故事整理而来，其中又有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亲身体会，是一部含有相当纪实色彩的著作。而董仲舒以《公羊传》闻名天下，又杂糅了阴阳家的“五行说”和“灾异说”，是汉朝思想家的代表。所以，司马迁之作《史记》和董仲舒阐发经学不可一概趋同。
《史记》根据武帝扩张疆域的实际情况，发展了董仲舒囿于春秋经学的狭隘的夷夏观念，将夷夏纳为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大一统;并且《史记》中劝君主以儒法并举的治理方式，发展出了适合汉武帝统治的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相比于当时一味喜言言灾异的董仲舒，我们可以说，《史记》对于“大一统”观念颇为正确的继承发展均令人瞩目。
参考文献：
[1]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10.
[2]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4]张大可.史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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