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傅玄的人格精神
摘要：傅玄是一位由魏入晋的杰出的文学家。为了西晋的社稷前途，傅玄苦苦坚守独特的君子人格和精神走向，这在奉明哲保身为立身之道的西晋是难能可贵的。深入探讨傅玄的人格精神，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其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之所以独特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理论从自觉到成熟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傅玄 精神走向 君子人格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魏晋之际杰出的文学家。傅玄出生时，以王粲为代表的大批建安俊杰之士“一时俱逝”，“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坛已渐趋黯淡。傅玄去世时，虽距太康元年(280年)尚有两年，但建安文学时期和太康文学时期作为魏晋文学发展的两次高峰，中间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而傅玄恰恰就生活在这半个世纪中，成为关联建安末期和太康前期的一根纽带。对其人格精神作深入细致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之所以呈现独特面貌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理论从自觉到成熟的发展轨迹。傅玄的人格精神，主要是指其在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世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品格。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归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刚劲亮直，有褊狭之气
傅玄刚劲亮直的性格在魏晋作家中是比较少见的。《晋书》本传曰：“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又曰：“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这种刚直、峻急的天性赋予了傅玄两方面的人格特色：一方面，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且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精神。另一方面，傅玄带有一种褊狭之气，急躁之中难免有失大体。
曹魏正始时期，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扬不穆等浮华之徒为腹心，傅玄为了西晋的社稷前途毫无顾忌地对以何晏为代表的浮华之徒进行批判，导致“晏、邓扬不穆，晏等每欲害之”。傅玄这种不畏强权的坚挺人格在整个西晋一朝都是难能可贵的，傅玄也因此颇受赞誉。
《晋书》本传载，傅玄“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傅玄身居谏官之职，常常忤逆圣意，直言上书，对于傅玄的直言敢谏，晋武帝曾给予肯定和鼓励。傅玄不但上书直言进谏，在平时与共事同僚的政事讨论中也是直言力争，以至于因此而免官。如史载“初，玄进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1]。皇甫陶是傅玄力荐而得官的'，但是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即便是亲自举荐的官员，当政见不一致时，傅玄也将刚直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骂座”事件也成了后人评价为傅玄人格的一个瑕疵。《文心雕龙・程器》论傅玄“刚隘而詈台”“文士之瑕累”[2]，讥议骂座事件。《颜氏家训・文章篇》中曰“傅玄忿斗而免官”[3]，对傅玄褊狭而气盛提出批评。清代王士贞的《艺苑卮言》也以此作为典型事例来证明自古文人多有“瑕累”与“玷缺”[4]。
《晋书》本传中史官对傅玄刚劲亮直个性评价更为公允：
史臣曰：武帝览观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启沃，任切争臣。傅玄体强直之姿，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及乎位居三独，弹击是司，遂能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虽前代鲍、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骤闻竞爽，为物议所讥，惜哉!古人取戒于韦弦，良有以也[5]。
史臣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傅玄这一精神品质进行了评价，既褒扬之，又贬抑之，评价客观、公允。其实，刚直之士往往有难容于世的弱点。诤臣与褊狭、忠直与乖戾组成了一个整体，反映出直臣傅玄的真实风貌，一方面修炼身心，一心向善，另一方面性如烈火，刚正不阿，这两方面在傅玄身上得到了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他独特的人格精神。
二、尊儒尚学，致力教化
傅玄身上更多体现出正统儒者的人格。傅玄按照儒家的修身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儒家重“礼”、“德”。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荀子道：“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傅玄正是按照儒家的教义来“修德”、“正心”、“正己”、“立信”的。他在《剑铭》(并序)说道：“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杖铭》中告诫曰：“杖正杖贞，身正心安，不安则倾。”为自我提醒。《栋铭》则曰：“室之倾，尚可柱也;心之倾，不可辅也。”傅玄重道德和儒家的修身养性同出一辙。程晓在《赠傅休奕诗》中赞他：“茕茕独夫，寂寂静处。酒不盈觞，肴不掩俎。”这些作品和他人评价都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傅玄对儒家个人修为的提倡和严格履行。
魏晋之际，玄学风行，儒家纲常礼教受到严重冲击。傅玄一则从力挽世风的角度出发，再则从如何有效地维系司马氏新建政权秩序的层面考虑，认为在教化臣民方面，崇儒兴教应作为首选良策。关于尊儒贵学方面的建议，傅玄奏疏中多有提及。泰始初年，武帝初登皇位，傅玄从维护司马氏新政权和统治秩序出发，上疏进谏，提出用传统的儒家教义来克制“虚无放诞之风”，否则，“亡秦之病复发于今”。同时还提出将“清远有礼”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此上疏受到武帝的肯定：诏报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诏进之。”傅玄受此鼓舞，后就职官的任用上傅玄又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即“尊儒贵学，贵农贱商”，认为把儒学作为西晋王朝的统治思想，就为西晋前几十年安定奠定了大前提，也将傅玄“兼济天下”之心和“圣人忧代念群生”的“悲悯”情怀充分表现了出来。
三、重视贤才，奖掖后学
傅玄生逢乱世，深感经国济世贤才的重要意义，强调“兴国家者，莫贵乎人”，认为人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是国之兴旺的重要保障。傅玄曰：“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他远举傅说、吕尚、伊尹、韩信，近举郭嘉、诸葛亮等贤才的事迹，来说明人才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进而主张广开渠道招贤纳才。为此，傅玄具体分析了当时社会条件下所需人才的类型、用途和衡量标准：
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6]。 傅玄所列九才，各有所专，各有所长。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每一行业都需要专业人才作为推动行业经济发展的保障。并且“才”应该施之以事，验之以事，“品才”而任，以发挥各自的专长，不应该悬空立论，脱离实际。所以，傅玄在九品之才中，给自古就受轻视，即便司职其事也讳以其才相称的农、工、商各留了一席之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显得极不寻常。傅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农才”“工才”“商才”的概念，并将其纳入到了人才培养的行列，建议统治阶级应一视同仁，等量齐观，充分调动各类专业人才的智慧和力量。傅玄这种积极、进步的人才观，在以传统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实属难得。在汉魏时期，人才需要经过举荐才可得到，傅玄指出：“明主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任人之道专，故邪不得间。致人之道博，故下无所壅。任人之道不专，则谗说起而异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则殊途塞而良材屈。”广开渠道，才能得到贤才，人人自用，则“是代大匠斫也。群臣易位,劳神之道也。”。傅玄还强调荐人者要有“至平之心”，“正身而壹其听”，才能为国家举荐真正的贤才。广开渠道招贤纳才的主张，傅玄没有仅仅停留在反复的提倡和论说中，而是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对于后进士人往往不遗余力地积极提携。据史料记载傅玄推荐张载：载又为《蒙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转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傅玄在《傅子》中还专为当时著名的巧匠马钧作《马先生传》。对于地位低下的工匠之士马钧的发明，时人皆斥之为机巧之术，不予以重视。但傅玄却偏偏为其作传，慨叹其才不用于世，表现出了超卓的见识和独立的人格。傅玄称赞马钧是堪与中国历史上的公输班、墨翟、张衡等人相媲美的“名巧”，“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肯定了马钧堪称奇迹的发明创造在科技史上的贡献，同时为马钧鸣不平，指出像马钧这样怀有富民之巧的工才，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尊敬。傅玄由马钧的遭遇还提出人尽其才的主张，反映了重视科技进步的社会发展观和人才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傅玄对于人才的重视和奖掖，既是对晚辈的鼓励和褒扬，又是儒家“兼济天下”的表现，里面渗透着一位儒者对国家社稷的关心。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郁沅，张明高，编撰.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明]王士贞，著.罗仲鼎校注[M].山东：齐鲁书社，1992.
[5][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
[6]严可均校辑.全晋文[M].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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