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孟子的论辩方法论文

时间：2022-02-25 09:15:25 哲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探析孟子的论辩方法论文

　　孟子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其以“好辩”著称，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孟子论辩方法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探析孟子的论辩方法论文

　　探析孟子的论辩方法论文篇1

　　孟子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其以“好辩”著称。究其原因：一是孟子为了坚持和宣传他的观点和主张，不得不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辩，其曾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之语(《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即是佐证;二是孟子之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

　　当然，孟子不仅“好辩”，更善辩。苏洵在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便认为孟子“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清人刘熙载也曾在其《艺概·文概》中赞叹孟子之文“析义至精”“用法至密”。

　　孟子长于辩论，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二》)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对具体论证方法灵活多样、富于变化的运用。笔者试对其论辩方法加以探析，略作归纳，论述如下。

　　一、直言法

　　直言法即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观点，使听者明晰事理的正确性、合理性、必然性，从而接受观点的方法。

　　如著名的“孟子见梁惠王章”(《梁惠王上一》)记录的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次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梁惠王发问，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在孟子看来“利”与“仁义”是难以调和的，所以机智地以“利”为突破口展开了论述。他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痛批“利”的危害，阐述“仁义”的好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孟子指出王、大夫、士、庶人，如果都说“何以利吾身”，就会产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可怕结局，甚至会导致“千乘之家”弑“万乘之君”，“百乘之家”弑“千乘之君”的悲惨下场。孟子在此即直指“言利”只会带来弑君亡国的危害，惠王闻之，触目惊心，深为叹服。这种大胆的精神、鲜明的观点、明快的风格为司马迁所赞叹。他在写《孟子列传》时，开篇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清人赵襄周也在其“孟子文评”中评析说：“单刀直入，大旨豁然，斩断迷途，引归正道。”

　　“梁惠王曰章”(《梁惠王五》)也是如此，梁惠王在先后为齐、秦、楚所败，大儿子战死的情况下，感到莫大的耻辱，他向孟子问策，希望能振兴魏国，一雪前耻。此处，孟子还是直言其观点，他向梁惠王讲了当前应采取的措施，即“施仁政于民”。随后又点出魏如“施仁政于民”则“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以及齐楚秦诸国不施仁政，“夺其民时”的恶果，一正一反，两相对比，使惠王清楚地意识到倘“施仁政于民”，则“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二、移花接木法

　　孟子在游说或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会迅速转换话题，以确保游说或论辩的成功。此即移花接木法。

　　如“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王上七》)，一开篇，齐宣王就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此句意思是：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您能讲给我听听吗?齐宣王此问是有原因的，因他处于齐国的强盛之时，一心想以武力征服中原，称霸天下，所以想让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之霸称霸天下的事迹。而众所周知，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双方的观点可谓尖锐对立，如果孟子此时直言不愿谈，双方必然不欢而散，那么劝宣王“弃霸道、图王业”的游说也随之会失败。孟子深知这一点，旋之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作答。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谁提到过齐桓、晋文的事情，所以后代就没有流传下来，当然，我也没有听说过。如果您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就说说以仁德的力量一天下的“王道”吧。其实，孟子所言非实，他曾经自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理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二十一》)从中可知，他和孔子都熟知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之所以推说不知，就是为了避免正面交锋，缓和谈话的紧张气氛，从而巧妙地把话题以“霸道”转入“王道”，以确保游说的顺利进行，直至成功。

　　“庄暴见孟子章”(《梁惠王下一》)也是如此，孟子见齐王：“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孟子的话一出口，齐王就“变乎色”，很尴尬，不得不声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见当时谈话的气氛有多不融洽。如果孟子顺着齐王的话题去谈“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的雅俗高下，谈话的气氛必然更为紧张，劝说齐王“行仁政”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所以孟子适时地转换了话题：“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以此来缓和气氛，并且将话题由音乐引入政治领域，为游说成功做好了铺垫。

　　“孟子见惠王章”(《梁惠王上一》)等章节也都体现了此法。

　　三、设彀法

　　彀，即圈套之意，所以设彀法即预设机巧，引人进入圈套的方法。其往往表现为：远处着眼，迂回前进，有收有放，先纵后擒，最终折服对方。

　　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滕文公上四》)，孟子在一开始并不急于驳斥农学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观点，而是先就许行之衣食起居向陈相一连提了八个问题：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

　　曰：“冠。”“奚冠?”曰：“冠素。”“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这八问看似和反驳对方观点毫不相干，但其实已诱使陈相上钩，并且一步步向圈套靠近，因为从两人的一番问答中，已确认了许行的帽子、锅以及农具都非自给，而是与各种工匠交换而得这一事实。紧接着孟子又问陈相为何许行要如此不怕麻烦地和各种工匠做交换，陈相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此时，陈相不知不觉间已落入彀中，因为既然许行实在不可能一边耕种一边做各种工匠的事，那么君王又怎可能一边耕种一边治理国家呢?至此，农学家的观点不攻自破。

　　“寡人愿安承教章(《梁惠王上四》)”等章节均采用了此法。

　　四、譬喻法

　　譬喻法，即比喻法。孟子善用比喻，对此，东汉赵岐在其《孟子题辞》中称赞道：“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据今人统计，《孟子》一书中各类比喻竟达159个。所以，比喻是孟子论辩的一大特色。

　　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以“缘木求鱼”形象地说明了齐宣王想以“霸道”统一天下的不可能性;以“为长者折枝”来形容事情的轻而易举，以“挟泰山以超北海”来说明事情的困难，合在一起，指出对齐宣王来说行仁义并不困难，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齐宣王的不行仁义是“不为”而不是“不能”。此外，他谴责惠王的施政是“率兽食人”(《梁惠王上四》)，把百姓盼望贤君出现喻为“大旱之望云霓”(《梁惠王下十一》)，用“水之就下”(《梁惠王上六》)的属性比喻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这些贴切而精妙的比喻不仅使行文形象生动，以少胜多，而且由于喻义多藏，语近旨远，往往能发人深省，受到启迪。

　　《孟子》中还有一些比喻，由于具有了简单的情节，所以便上升到了比喻的高级形式———寓言。如“梁惠王曰章”(《梁惠王上三》)中的“五十步笑百步”：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通过此喻，孟子委婉地告诫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

　　诸如此类的比喻还有“日攘一鸡”(《滕文公下八》)、“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二十三》)等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孟子能够灵活地运用直言法、移花接木法、设彀法、譬喻法，所以才能做到善辩。

　　当然，这些论证方法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孟子.孟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31.文中所引孟子文章皆出于此,不再一一加注.

　　[2]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60.

　　探析孟子的论辩方法论文篇2

　　摘要：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善于论辩是《孟子》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求、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诘术，铺陈术、排比术等，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

　　关键词：《孟子》; 论辩艺术; 论辩技巧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文坛上，儒学宗师孟轲以其“好辩”、“善辩”的鲜明特色和卓越辩才称雄一世，并享誉千古。后世流传的《孟子》一书，主要是对其论辩之辞的记录，它与《论语》中孔子只求“辞达”、反对“用佞”(运用口才)、言简意赅的坐而论道大不相同，也与《墨子》中那些逻辑严密、语言质朴、缺乏文采的正面立论显然有别，而是以逞才使气、锋芒毕露、情辞激越的论战辩驳为特点，在论辩中阐明其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示了其思想家、雄辩家的风采才华。正因此，有人把《孟子》称为“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1]者”和“驳论文体的滥觞。”

　　孟子“好辩”，是时代和现实斗争所使然。他生当诸侯争雄、众说蜂起、“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战国中期，为了捍卫儒家道统，推行其政治主张，“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不得不与各种人物进行面对面的论辩。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更重要的是孟子“善辩”，他辩无不胜，所向披靡，从来没有失败的记录。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十分自信的心理素质，二是蔑视权贵的傲岸风骨，三是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关于前两点，孟子已说得较明白，前人的论说也较详赡。而后一点，孟子未直接说明，前贤虽有不少论述，但多限于论证方法和逻辑思维方面，对其论辩艺术的技巧探讨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技巧方面对《孟子》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做一些探索、赏析和评论。

　　论辩以说服、战胜对方为目的，和打仗一样，是讲究战略战术的。《孟子》中的论辩正是如此。而且由于孟子的高超智慧和学者身份，其论辩不论多有锋芒、多么动情甚至多么激烈，总是充满了艺术性，在火药味之外更洋溢着一种艺术趣味，非常讲究论战的艺术技巧。只要我们把书中一篇篇死的文字还原成一幕幕活的情景，就不难发现孟子所运用的一系列论辩艺术技巧。兹就笔者的归纳总结分别论述如下：

　　一、回避术、转换术

　　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

　　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并且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对齐宣王的这一问题，孟子显然是不愿谈的，他岂能将“罪人”的罪过当功劳宣扬并让齐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该怎么办呢?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对方的问题，又迅速转换了话题，这就是所谓回避术和转换术。在这里，孟子是以假装不知进行回避的，所说并非实话。据《论语》所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多次谈到齐桓、晋文，一则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二则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则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答子贡(均见《宪问》);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说仲尼之徒无道其事是以无传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与人谈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公孙丑下》);“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作为学者，孟子对桓、文之事岂能不知，怎么能说臣未闻之呢?这显然是假话。但是面对齐宣王出的难题，试想，倘若不说这假话，要么违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装不知，避而不谈，委婉拒绝，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聪明人也会听出其不愿谈此话题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说这一回避术还不值得特别称道的话，那么他一下子将话题由“霸道”转到“王道”，来了180度的急转弯，而且转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则无疑令人颔首称道了。这一手很厉害，因这一转，使他摆脱了不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掌握了主动权。

　　又如《梁惠王下》中这样一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谋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转而谈了自己的一项建议，即凿池筑城，与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国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国。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见孟子是要对方在加强守备[2](P323)的同时，大力推行仁政，“守义而爱民”。这也是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其政治主张的轨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晋天下莫强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齐、楚报仇雪耻，问“如之何则可”?孟子却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诸如此类，都是成功运用回避、转换之术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论辩的开端运用回避转换之术，在论辩过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王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问所谓后必有灾“可得闻与”?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开话头，由他另起话题，反问对方，再转弯摸角地引入原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善于回避和转移话题，是孟子在论辩中惯用的战术，也是聪敏善辩之人为控制局面、驾驭对方、避其锋芒、出其不意、反客为主、转守为攻而擅长运用的一个重要招数。

　　二、求同术、擒纵术

　　如前所说，论辩跟打仗一样，用兵之道讲究有张有驰，有擒有纵，欲擒故纵，论辩亦然。孟子深谙此理，在论辩中很善于运用求同术和擒纵术。所谓“求同”，就是寻求与对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点，适当地给予肯定，以靠拢对方，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为下面的辩异、反驳作准备。求同只是手段，驳异才是目的。所谓“擒纵”就是有纵有擒，先纵后擒，欲擒故纵，从而将对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为进、以屈为伸、以伏为起的特点，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将话题引入“王道”后，随之向齐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齐宣王不知何由，于是孟子便讲述了从胡齿乞那里听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说明“是心足以王矣”。从“臣闻之胡齿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调查了解的，这很有必要。对对方的情况有所了解，心中有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讲完故事后“不识有诸”一问，是明知故问，既是为了让对方证实，更是为了抓住对方，牵着其鼻子走。这就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某些能言善辩者说话总是能拿住人一样。接着孟子便就“牛羊”之事进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纵之术：“是心足以王也”——一纵;“百姓皆以王为爱(吝惜、小气) 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纵;在齐宣王作了“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的认同和辩解后，孟子又一擒——“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这下把齐宣王搞得晕头转向，无法回答，不无尴尬地笑曰：“是诚何心哉?”并无可奈何地承认“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在此情况下，孟子又来了一纵——主动解围，替其辩解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这一精彩辩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孟子的聪明，更说到了齐宣王的心上，难怪宣王非常高兴和激动地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论辩，孟子一拉一送，有纵有擒，但总体上还是为了求同靠拢，以纵为主。经过一这回合的谈辩，孟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悦诚服，甚至感激含戚，从而达到了预期目的。然而当读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时，我们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拢，完全是欲擒故纵!原来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划、成功实施且亲自导演了这一幕求同、擒纵之戏。其战术之高超，令人不禁为之叫绝!

　　这样的战术的在《孟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运用。如《滕文公下》“陈仲子章”，针对匡章所谓“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之说，孟子先退后进，对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也。”这也是采用了求同立异、先纵后擒之辩术。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的“求同术”，完全是为驳斥异说、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服务的，与后世某些人为谋取私利讨好巴结权贵不可同日而语。其“擒纵术”也是正大而不诡谲，高明而不卑琐。这都值得我们悉心领会，认真学习。

　　三、圈套术、包抄术

　　这里所说的“圈套术”，是指在谈话中预设圈套、暗布陷井、步步诱逼、引人入彀之术。与此相关的“包抄术”，是指侧面迂回、封锁包围、断其后路、套其隐秘之术。二者都类似军事谋略，是《孟子》论辩艺术中最为精彩绝妙的一招。

　　孟子是善用圈套术的高手。如《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一章：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诒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诒，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是一段简短而精彩的论辩文字。孟子为了启发齐宣王反省图诒，巧设圈套，从小事、闲事问起，先问朋友不尽其责当如何对待，继问官吏不称其职该怎样处理，对方不明其意图，不知是计策，顺话答话，自然以弃绝、罢免作答，这便于不知不觉中钻入孟子的逻辑圈套，且被无形的绳索勒紧锁定。然后孟子就势一推，直奔主题，诘问国家没治理好，意即人君不称其位该怎么办，齐宣王根本无法回答，现出“顾左右而言他”的尴尬狼狈相。在这里，孟子略施小计，就使对方落入网中，一败涂地。

　　《梁惠王上》“寡人愿安承教”一章，也是这样。梁惠王愿安心受教，孟子便劈头问他：“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梁惠王不假思索地答曰：“无以异也。”因为不管用棍用刀，总归是杀了人，无论问谁也得如是回答。孟子又问：“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梁惠王大概觉得不妙，但按照逻辑推理，也只好回答：’ 无以异也。”于是孟子乃严正教训对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差不多是指着鼻子骂了，只剩下当头棒喝：这不是和用刀用棍杀人的罪犯一样吗?言虽未到，意已及矣。孟子之所以如此大胆严厉，是因为前边连诱带逼，使对方上了圈套，已承认用政治杀人跟用刀棍杀人无甚区别，这还有何话说?文中虽然未写梁惠王受训斥后的狼狈相，但想来比齐宣王的“顾左右而言他”还要难堪。

　　《孟子》中这类例子还有许多。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就没有少用圈套。其“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诸问是圈套，“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之问是圈套，上文谈到的以“牛羊”求同、擒纵，又何尝不是一大圈套，只是另有特色罢了。由此可见，孟子在论辩中善设机巧，爱挽环环，常以很简单的问话作为诱饵，诱敌深入，由小到大，由远到近，层层收紧，步步进逼，依靠雄辩的逻辑力量，稳操胜券，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方，致之窘地而后快，而且使之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推论中，无力还击，束手就擒。循览再三，反复咀嚼，令人为之击节!

　　孟子也善用包抄之术。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有这样一个回合：孟子问曰：“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孟子又问：“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却笑而不言。对一般人来说，人家不说，只好算了。但孟子有办法，你不说，我也要把你的话掏出来!他故意绕弯子进行多方测度：“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潍是哉?”这一系列问话，和前边的许多问话一样，皆藏答于问，明知故问，答案是给对方规定好的。不同的是，此番目的不在拿人，而在从侧面迂回、包抄、排除，以话套话，等到齐宣王按其规定的`答案作出否定回答后，孟子一下子直捣黄龙：“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将其欲称霸天下之野心昭然揭出，使其无所逃遁或狡辩。这就是“包抄术”的妙用。苏洵在此处批曰：“至此上下之[3](P12—14)间，呼吸变化，奔腾控御，若捕龙蛇，真文之至也。大概已隐约看到了这一特点。这种辩术，直到今天，在教育子弟、审讯庭辩等场合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而孟子，盖即其开山祖师也。

　　《滕文公下》中孟子与其弟子彭更的一段论辩，值得注意：

　　(彭更)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sì，下同)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的这段论辩，既是圈套术，又是包抄术，其包抄又不是从侧面迂回，而是从反面套话，即逻辑上所谓反证法。孟子将其巧妙融合在一起，是很有创造性的。

　　兵不厌诈，辩不厌谋。在论辩中设圈套，绕弯子，都与智谋有关，因之颇能体现孟子之善辩和论辩艺术之绝妙高超。

　　四、比附术、诡辩术

　　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善用比喻确是孟子说理和论辩的一大特色，据统计，《孟子》中的取譬设喻达159处，古人总结的10种比[4]喻方法即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详喻、简喻、引喻、虚喻，在《孟子》

　　中都可以找到例证。其脍炙人口者，如“五十步笑百步” (《梁惠王上》) 、“揠苗助长” (《公孙丑上》)、“恶醉而强酒”(《离娄上》)、“弈秋诲弈” (《告子上》)、“杯水车薪” (同上)等等。就论辩艺术而言，这种比喻可称之为“比附术”。它能使抽象事理形象化，使论辩富有机趣，且以修辞与逻辑、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力量，将论辩引向深入，因而兼有明理与引导的双重功能。

　　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几经纵擒后指出：“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王问“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就用浅显而夸张的对喻作答：“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技，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接着又引《诗》“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用引喻阐明推恩保民的重要性，启发对方反思权衡。在揭出齐宣王欲称霸天下的“大欲”后，孟子又顺乎拈来一个精隽的类喻： “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这一系列比喻，在论辩中都可称为比附术。运用比附术，既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事理，又发人深思，将论辩一步步引向既定的方向。

　　再看《公孙丑下》中的一段论辩：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孟子先用圈套术对付平陆邑宰孔距心，但未能使其知罪。又用比附术，以受人牛羊而为之牧之者作譬，不仅使孔氏知罪，而且以此讽谕齐王，又使齐王知罪，正所谓“一言而齐之君臣[2](P352)举知其罪”。可见其精当的比附术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再如《告子下》“任人有问屋庐子”一章。任地有人问屋庐子：“礼与食孰重?”答曰：“礼重。”又问：“色与礼孰重?”答曰：“礼重”。进而又问： “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去请教他的老师孟子，孟子说：这有什么难回答的，“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何啻)食重?取色这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屋庐子受此启发，茅塞顿开，前往应之曰：“珍(扭)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珍则不得食，则将珍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这譬喻太妙了!真是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孟子师徒之善用比附，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比附虽妙，但在逻辑推理中，又可以说任何比喻都有其蹩脚的一面。再往前发展一步，即成为诡辩。所谓诡辩，就是用偷换概念做出的似是而非的推论，在对方不易发觉的情况下，能将其折服。孟子也十分擅长此术。

　　如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拈来“缘木求鱼”这一生动比喻，把齐宣王称霸之欲说得十分荒唐可笑，而且后果还相当可怕。齐王不明其故，孟子又以 “邹人与楚人战”作譬，推出“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其理由是“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这里用的就是诡辩术。试想，孟子以“一服八”来代换和比附“邹敌楚”，但“楚”是个整体，而“八”却并非整体，完全可以各个击破，两个概念并不类同，而孟子则巧妙地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利用人们的思维错觉达到了说服对方的.目的。

　　又如《告子上》“生之谓性”一章：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此章在用圈套术之外，用了一连串的诡辩。另外《梁惠王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公孙丑下》之“以燕伐燕”;《滕文公上》之“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滕文公下》之“攘鸡”等，都是运用诡辩的例子。诡辩虽不宜提倡，但出于良好动机而巧妙运用，也不失为一种艺术。

　　与诡辩形似实异，孟子还善用变通术。如《公孙丑下》陈臻问孟子：“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说：“皆是也。”在宋时“予将有远行”，人家送点盘缠，我为何不受?在薛时有人想害我，我设兵戒备，人家送点钱相助，我为何不受?至于在齐，则无远行、戒备之事，无事而受赠，就是贪财，哪有君子可以贪财呢?

　　我当然不受。这就是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情况变了，做法也得变，所以都是对的。陈臻认死理，想难倒孟子，孟子却用变通之术，辩解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类似的还有同篇的“孟子去齐章”，齐人尹士对孟子“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的行为不理解，很不满意。孟子得知后辩解说：“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至于“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是希望王“改之”而“反予”。这都有道理，并不矛盾。因此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关于变通，《离娄上》有一章说得更明白：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授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授，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权也。”

　　这里的“权”，正是权宜、变通之谓。孟子也正是以权变之术来对付淳于髡刁钻古怪的难题的。看来孟子给别人设圈套，别人也给孟了设圈套，但孟子的圈套术使对方挣脱不得，别人的圈套术孟子则能以变通之术挣脱之。孟子不愧为天才的雄辩家!

　　五、追问术、反诘术

　　人说孟子善辩、善喻等等，其实孟子还有一善，就是善问。其善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6](P556)善问。当今已有学者指出：“孟子辩论的‘巧’字，最重要体现在一个‘问’字上。”

　　从笔者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出：其转换话题，善问;其启发引导，善问;其求同靠拢，善问;其先纵后擒，善问;其巧设圈套，善问;其迂回包抄;善问;其比附、诡辩，莫不善问，有提问，有设问，有探问，有责问，有诱问，有套问，有追问，有诘问，有正面问、侧面问、反面问、回头问、重复问、连续问，有藏答于问、明知故问、打比方问、换概念问，假设着问、对比着问，变换各种方式问，一部《孟子》，真可以说是集问话艺术之大全。只是因为不少精彩、巧妙的问话在上文已结合有关辩术有所论述，这里仅就其论辩艺术中比较重要而又尚未谈及的追问、反诘之术做点阐说。

　　谈话、论辩中的追问与反诘，是修辞与辩术的结合，运用追问，一问接着一问，能够一气直下，层层推进，寻根问底，穷追猛打，致对方以被动挨打的窘地，无法招架，从而很快将其击败。运用反诘，以疑问的形式表达确定的内容，寓答于问，能够加强语气，强调内容，激发感情，增强语势，从而有力地批驳错误观点和言论。反诘常用于句段末尾，由于蓄势于前，往往使对方无言回答，无法抵抗。

　　请看《滕文公上》“许行章”孟子与农家许行弟子陈相的论辩：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治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

　　对农家的观点，孟子坚决反对，但并未直接批驳。而是顺其话题，从许子吃的、穿的、戴的、用的问起，步步为营，直逼主题，然后反手将其驳倒。和前引许多引人入彀的妙问一[6]样，孟子开始的问话看似闲冷，但正说李贽所评，其妙处“全在闲冷处着精神”。尤其重要

　　的是，孟子在此一连12问，穷追不舍，语气由缓趋急，内容由浅入深，咄咄逼人，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直问得陈相理屈词穷，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境地。由于前边势已蓄足，时机已到，故“然而”一句反诘便将对方的理论推倒，更问得其哑口无言。为了进一步批驳谬论，申明已说，孟子接着又列举大量事例从正面论述，而在每一段落的末尾，又多以反诘作结，如“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这些反诘，犹如一把把利刃刺向对方，很有力量，而且还体现出孟子理直气盛的心态和傲岸不屈的气质。整篇论辩，洋洋千余言，步骤严密，思路清晰，真是“把定指南针，一杪不曾[7]走失”。而追问、反诘术的运用，则为其增色不少。

　　又如前引《梁惠王上》“孟子谓齐宣王章”、《梁惠王下》“寡人愿安承教章”、《告子上》“生之谓性章”，都是善用追问、反诘术的范例。众所熟知的 “齐桓晋文之事章”，在求同、擒纵、包抄、诡辩的过程中，也没少用追问和反诘，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显而易见，孟子惯于以易于作答的有心之问发问并一再追问，在对方不假思索的无心之答或不得照答中寻找把柄和契机，诱敌入彀，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戈一击，将其将死，定格在历史的棋盘上。追问术和反诘术这富有技艺性和战斗力的辩术，正是孟子常常配合使用以出奇制胜的拿手好戏。

　　六、铺陈术、排比术

　　谈辩中的铺陈、排比，也是辞令和辩术的合成体。运用此术，能增强说话的气势，强化内容的表达，增强鼓动性、说服力和感染力，且有增强语言节奏感和旋律美之作用。战国时代的学者和游说之士，莫不擅长此术，以至形成后世津津乐道的以雄辩滔滔、气势磅礴为特征的战国文风。

　　孟子当然也是颇擅此术的大师之一。《孟子》261章，除个别短章外，多有语言排偶、气势畅达的特点。尤其在论辩中，孟子为正面阐述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常用铺陈、排比之术，发挥了其独特作用。

　　这里顺便撷取几例吧。“齐桓晋文”一章在说服齐宣王、使其俯身就范之际，孟子畅言其仁政主张和“王道”理想：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

　　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五亩之宅，树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些铺排的话语，挟带着强烈充沛的激情、排山倒海的气势压向对方，势不可挡，极富鼓动性和感梁力，从而圆满地结束了这次谈辩，取得了彻底胜利。又如《滕文公下》有一章在批驳了景春以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的言论后，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气势强盛、喷薄有力、高亢激越、酣畅淋漓的正面阐述，显然得力于其铺陈、排比之术。还有 “庄暴见孟子章”(《梁惠王下》)为阐明其“与民同乐”的观点，“许行章” (《滕文公上》)为论证其“劳心治人”之学说等等，都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气盛辞壮，造成势如长江大河汹涌澎氵、滔滔不绝的雄伟壮观。

　　综上所述，善于论辩是《孟子》最大最鲜明的艺术特点，孟子善于回避和转换话题，善于求同靠拢，欲擒故纵，善于巧设圈套，引人入彀，迂回包抄，套其隐秘，善于以小喻大，因势利导，偷梁换柱，随机应变，善于发问反诘，也善于铺排壮势，他“知言养气”，“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对问对答辩颇有研究，每能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和技巧，进退有术，纵控有节，部署合宜，问对得法，充分显示出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尽管孟子个别地方的比附、诡辩存在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现象，但总的说来，他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纵横辩坛、所向无敌的常胜将军，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他留下的论辩艺术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发掘、继承、学习、借鉴。探究《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在今天对于我们宣传科学真理、批判歪理邪说，以至于掌握论辩技巧、指导学生论辩等，也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者[J].四川师院学报.1980(3).

　　[2][5] (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 (宋)苏洵.苏评孟子，卷一[M].明刊本.

　　[4] (宋)陈马癸.文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 傅道彬.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7] (明)李贽.四书评[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

　　[8] 林纾.左孟庄骚精华录[M].民国坊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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