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伦理学的底线与底色:道德哲学漫谈论文
一、伦理学的底线
李义天：伦理学是一门非常有魅力的学科。在整个哲学门类的所有分支中，伦理学也许是最为贴近现实生活，最能够为日常行动提供准则和依据、为日常生活提供指导和理由的哲学知识。在我眼里，伦理学的最基本底线就在于，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经验世界息息相关。因此，所有的伦理学命题都是对伦理生活的反应或反思。不仅如此，在研究过程中，伦理学除了关注和探讨知识命题，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实现研究内容与研究者生命体验的结合。近年来，我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德伦理学。而在美德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便是“实践智慧”，它强调道德主体在考虑实践事务时富有弹性但又颇为准确地理解、揭示和确认“哪里是情感欲望的适度之处”以及“怎样达到适度之处从而呈现好品质”。在这个意义上，美德伦理学显然具有某种“平衡性”，不走极端、不偏激。而这恰好和我个人性格的某些因素和特征相吻合，以至于我越是深入研究美德伦理学、越是走近亚里士多德，就越是能够得到更深刻的感受和启发。并且，带着这份生活体验，我又进一步从这项研究中发现新的问题，促使我不断思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产生了一些由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相结合而带来的生命体验。
有人可能会问，伦理学的底线是不是跳出人道，走向天道？我认为，伦理学的底线恰恰是在人道之中。任何所谓的天道，不管它存在与否，我们有且只有通过人际的经验关系才能有所判断。只有在现实的人道中，才能了解所谓的天道。《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大概就表达了这层含义。所以，让伦理学跳出人道而纯粹地追求天道，这突破了伦理学的底线。如果说伦理学一定要有个边界、有个底线，我想，那它应该是生活本身。
张霄：伦理学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充满现实主义的诗和远方。她关心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告诉你人不只是“活着”，还要活得好，活得高妙。从这个角度理解伦理学，你会发现，每一位伦理学家提出的思想或构造的理论，都是深深打上个人烙印的一部人生哲学。你能从他的理论中看出他的性格，体会他的遭遇，理解他的辩护，懂得他的心思。即便是那些晦涩难懂、艰深枯燥的理论，也能从中找到作者人生的影子。如果你喜欢他，就把他当朋友，通过读他的作品和他聊天。这样会给伦理学带来一种别样的生活意义。沿着这个思路宽泛地说，许多流传至今的道德箴言和人生信条，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死的条条框框，而是人们觉得有用、屡试不爽的生活智慧。老百姓很实际，不能拿来用的或挂不到墙上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扔掉。
李义天：的确，我们要从经典著作所折射或蕴含的生活情境进入，否则，经典著作很容易成为特别具有压迫性的知识，很容易让阅读者陷入过度的自卑或者盲目的自信。毕竟，经典著作是几千年来地球上最有智慧的大脑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本，是人类智力所能够展现的一种最高的可能性。当阅读这些经典著作时，读者的思想需要保持高度紧张、兴奋的状态。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支持，读者很难保持平和的心态，容易陷入危险的怪圈。一种可能性是，阅读者无法理解写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心感到挫败，进而变得抑郁和自卑。另一种可能性是，阅读者由于脱离生活实际而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自己已经跟这些经典著作的作家们一样，成为历史的标杆、时代的先锋，进而产生盲目的自信。总而言之，没有现实生活的支撑和限定，伦理学的研究很容易坠入单纯的文本海洋之中。而只有以生活作为底线的伦理学，才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这些困境。
张曦：两位都讲到了阅读经典。阅读经典当然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但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经典不应成为膜拜的对象。所谓哲学经典，都是在历史上对基本哲学思维和根本问题意识起到范式革命的历史性文本。这些经典文本立足于历史脉络之中，具有自身的鲜明思维和问题特色。这就要求，阅读经典时我们首先要有个对话的姿态。我们既不能把经典阅读当作权威发声的过程，也不能把经典阅读当作跨历史批判的过程，这样，我们面对经典文本时，就既不会陷入绝望的自卑之中，也不会漂浮在知性的傲慢之中。
有了一个好的阅读姿态，我们才能尝试努力站在经典哲学家所处的生活背景中思考问题，理解并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建立良好的“读者—作者”关系。这是我在阅读哲学经典文本时通常采取的阅读姿态。当然，达到这种状态并非易事，需要在对生活及其历史有着较为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潜心阅读，才能逐步达到。这种阅读姿态，对读者的要求显然是比较高的。但当读者真正有能力和经典哲学家进行对话时，他一定是已经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路，从而获得一种阅读经典文本时特有的平静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任何感官快乐都不能给予的，是一种灵魂的满足。
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伦理学的底线”，那我要强调，伦理学的底线不同于伦理生活的底线。伦理学作为一门对现实生活有着很强的实践维度的关切的学问，之所以会有底线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的秩序性问题产生了困惑。从学科维度来讲，伦理学确实有一个底线问题。这个底线，应该是伦理学从业者与他所试图捕捉的根本哲学问题意识之间的真诚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以探究人类生活基本价值为志业的学者，可以在从业过程中丧失真诚性的自我要求。恐怕也只有当真诚性得到保证时，对于伦理学从业者来说，伦理学才能成为一门为从业者自身修养带来提升的实践哲学。
李义天：伦理学的底线确实不同于伦理生活的底线。伦理生活的底线在于那些最基本的伦理规范，而伦理学的底线则涉及：我们将那些有关伦理规范的知识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才是对的，才是合适的。亚里士多德始终将伦理学摆在伦理生活的框架之内，强调前者受制于后者。我自己在编写《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时所试图揭示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存在大量批评、讽刺道德现象与道德观念的事实，但这些文本给予我们的一个积极启示却在于，伦理道德始终是与民族、历史、时代相捆绑的，始终是有依赖性的，甚至始终是有依附性的东西。任何伦理学知识都不能自以为是地突破这个底线，而必须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在这样一个历史状态中谈论问题、反思问题。
陶涛：20世纪末，北京大学的何怀宏教授出版了《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在这些作品中，他大致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强调我们人类社会有一些基本的或普遍的规则或规范，它们是我们不能让渡的价值立场和道义原则。就规范的普遍性而言，何老师的思想更像一个康德主义者；但何老师将良心、恻隐之心视为道德发端之源泉，却又更像一个休谟式的道德情感主义者，或是一个受到儒家思想启发的学人。通过对良心以及底线伦理的阐释，何老师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我在这里更想说说另一种底线或底色，即，我们作为青年人，在学习伦理学的时候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底线或底色。就底线而言，我觉得我们要把知识或求知视为学习的第一动力。万俊人老师常常说，学习伦理学的青年人分为两种：一种把伦理学当作志业，一种把伦理学当作职业。当作志业的人会有一种使命感和神圣感，会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学术；而当作职业的人，只是把伦理学当作谋求生计的一种方式。我非常同意万老师的判断。志业和职业虽然都是一种适宜的选择，但我认为，这里一定要有个前提，那就是，即便你把伦理学当作职业，也要有对知识的尊重，也应该抱着求知的目的。不能说我只是为了生存，应付了事。尊重知识、尊重学术，或许是所有学者都应该遵守的底线之一。
张霄：情怀是伦理学从业者不可或缺的特质。实际上，只有把职业当作志业来做才能把职业“谋”好。仅从谋生的角度去做伦理学，肯定做不出名堂来。因为你在用一种没有意义的方式做一件本身要有意义的事，这就是个矛盾，它最终只会带给人伪善或人格分裂。老一辈学者总是告诉我们做伦理学和做人要联系起来，我想，或许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
二、伦理学的底色
张曦：刚刚我们主要围绕“何为伦理学的底线”“伦理学的底线与伦理生活的底线有何不同”以及“伦理学从业者需要有何种底线”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将尝试从伦理学学科理论资源的丰富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出发来探讨伦理学的底色。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另一个主题。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在哲学知识的各个门类中，伦理学可能是比较多地具有实践指向的一门。不同伦理学者的知识积累过程、文献阅读体验、个人生活经验，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因此，无论是伦理学者自身，还是他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都充满了学者个人的色彩。所以，从“底色”的角度看，伦理学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调色板，闪烁着彩虹的颜色。对我来说，伦理学的底色就是彩虹的颜色。
李义天：丰富性、多样性是伦理学的特色，正如张曦所说，伦理学的底色是彩虹色。根本的原因在于，伦理学的知识源于伦理生活的实践，伦理学不可能逾越伦理生活这一底线；而生活是多彩多样的，我们面对着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的生活，排斥任何一种生活基色都是对伦理学底线的挑战。因此，伦理学必须容纳或者接受生活的丰富性。我在《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道德实践与伦理生活本来就具有多样性，这是无可掩饰的事实。至于说这个事实能不能被改变，在什么条件下会改变，发生怎样的改变，则在于生活本身的变迁程度和发展阶段。
当人类处在等级制社会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我们默认的伦理原则。但是，当人类进入相对自由、平等、公正的现代情境时，上述伦理规范自然被打破。可以说，生活的颜色决定着伦理学的颜色。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尽管有主次之别、阶段之分，但这种多样性本身始终是无法消除的。这样一来，伦理学的底色也就不可能不是多样的。
伦理学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伦理学的内部包含着康德主义、功利主义、休谟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等丰富多彩的理论图像，而且，当前的伦理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大量延伸和利用心理学、社会学、法哲学等多学科领域知识的跨越状态或弥散状态。当代伦理学的跨越性和弥散性，足以让它与其他有关人类生活的实践学科发生深度融合。所以，伦理学的底色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它甚至要比彩虹呈现出的七种颜色还要丰富！
张霄：伦理学的底色与伦理学的知识特性有关。在这一点上，我很认同张曦和义天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曾经提到，道德既没有独立的本质，也没有独立的历史。这么说并不代表道德没有历史、没有本质。道德属于价值范畴，必须依附或纠缠在事实关系当中。这并不是说价值与事实两种关系是截然分开的。恰恰相反，所有事实关系中都蕴含着价值关系，而价值关系只有依附在事实关系上才有价值。正因为道德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和独立的本质，研究道德的知识体系即伦理学，也就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系统。因此，孤立地研究道德是抽象而空洞的，只有把研究价值判断的伦理学与研究事实认定的实证科学结合起来，才能使伦理学言之有物，物有所值。所以说，彩虹色就是伦理学的底色。伦理学的底色就是生活本身通过各种人心所折射出来的五颜六色。
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伦理学研究有些空洞，缺少对发现正确的现实生活的关照，缺少对有价值、有意义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走上了一条形而上学的“务虚”之路。然而，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们则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他们不但有更务实的专业知识，也在探讨价值问题，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取代了伦理学家的工作。可以说，这个局面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家被逐渐边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正视并纠正这个问题，伦理学才能归位。
张曦：正如义天老师和张霄老师刚才提到的，从伦理学的发展来看，社会科学、经验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越来越多地进入伦理学的研究之中。同时，这一现象背后也存在某种元层次的更为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在维持伦理学的学科特色？伦理学的学科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在试图解释人类道德生活的某个方面的特征，那么，伦理学是不是应当被吸收到这些学科之中？伦理学还有没有学科独立存在的意义？
在我看来，伦理学之所以还能够称之为哲学伦理学，之所以还能够独立地作为一门哲学化的知识探寻事业而存在，是因为有两个基本的人类问题始终依赖于高度哲学化的理解：第一，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第二，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行为？伦理研究之所以归根到底是哲学的，是道德和伦理世界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都要还原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哲学式回答。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我们的哲学化思考。离开这两个基本问题，伦理学的知识体系可能就会呈现出弥散的局面，并最终从一种总体性的根本哲学知识下降为关于人类伦理生活的片面化的经验知识。所以，我认为，正是在试图以一种哲学化的方式来理解和回答“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行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才能保持基本问题意识的统一和独立。
此外，我也想强调，伦理学研究似乎应该努力避免“形而上学化”的倾向。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道德建制。
李义天：如今，伦理学已经不能独立地自我证明，而必须借助其他方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参与其中。但是，这不是说伦理学走向了没落和无助，相反，这恰恰意味着伦理学始终在保持着自己对于实践经验的敏感性这一底色。毕竟，伦理学既是一门学问，但同时它的题材又是关于如何获得好的生活、如何选择对的行为。我们知道，在思考“好的生活”“对的行为”过程中包含着许多具体问题。一种好的伦理学的优越性恰恰就在于，它既没有让我们的思维完全陷入实际问题，也没有让我们走上纯粹的形而上学之路。我们需要从一种存在缺陷的、不是很有效的伦理学，走向一种更加全面的、高效的伦理学。
陶涛：如果说“底色”意指变中之不变，有点接近于“本体”的味道，那么，伦理学的底色便是它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有性质。就此而言，“实践”起码是伦理学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但这里的“实践”不是日常用语中的那个宽泛的概念，而是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理论”“实践”和“创制”框架下的实践概念，它只和人类卓越的理性活动有关，或者说和人的美德活动相关。这也就是伽达默尔等人试图复兴的那种作为实践哲学的道德哲学。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伦理学从业者而言，每个人的底色似乎指的是他自身的学术立场。在我看来，面对现代多元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我们与其强调何种底色是好的，不如强调自己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底色，即，保持的独立意识与问题意识。与自然学科相比，伦理学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既是它受到诟病的原因，也是它富有魅力的源泉。我们只有真正学会思考问题，形成独立的判断与立场，才能够不盲从于僵死的理论，沦为理论的附属品。
三、我们的立足之处
李义天：刚才我们已经谈到，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道德被断定为一种伴随民族、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东西，那么，这是否说明道德不是实在的？其实，除了这种变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在地球之外还有其他的生物星球，在当下的物理世界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世界，这样一来，道德就更加不是实在的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恰好是，即便如此，那又怎样？毕竟，我们迄今为止仍在这里生活，仍要遵循或反思这里的伦理规范。只有当我们能够到另外一个可能的世界、能够到另外一个可能的星球去生活时，我们才谈得上是否按他们的伦理规范来生活。因此，我认为，即便在伦理领域没有普遍的和确定的东西，即便道德不是实在的、确定的，我们依然要坚持它。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只能持有现实所在的这个生活环境为我们提供的道德观念；即便是要反对和修改，也只能以现实的生活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发展可能性为限。
张曦：我完全同意义天老师的观点。实际上，伦理学的问题意识归根到底是———像我们这样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如何过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说，如何在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中更好地安顿自己的个体生活？
如果我们在伦理学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分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一定要论证说有一个绝对的生活方式构成我们的理想的生活和生活的理想，那么，这种伦理学恐怕已经突破了生活的底线，脱离了彩虹的底色。事实上，某些应用性的伦理学研究，比如说乡土伦理、经济伦理等，其研究过程本身就是希望通过考察不同的生活形式、不同的生活样态，来挖掘有关“好的生活”“对的行为”的不同思考资源，因此，它们一定是非常敏感于生活样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必然要求我们以一种道德人类学的姿态去思考问题。所以，我认为，有的人将敏感于生活样态之具体性的道德理论同“道德—伦理”的相对主义联系起来，也许是一种不成熟的思考方式。当我们说，一种理论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时，我们实际上暗含了三种可能的判断：首先是价值相对主义，其次是规范相对主义，最后是道德的社会历史相对性。伴随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逐渐接近，价值认同趋于一致，评价标准趋于一致，因此，价值相对主义和规范相对主义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但我们必须始终记得，“道德—伦理”在本质上是由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关系所构造的社会建制。因此，在这个意义，道德始终是具有相对性的东西。
在进行道德评价时，我们要始终记得以丰富的生活场景作为背景依据，不能将道德评价仅仅变为抽象的原则与鲜活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对照。特别是，在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时，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处境中进行分析，不能用跨越历史的眼光去评价。生活的丰富性和历史的复杂性一定是道德评价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社会生活和历史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时，才可能做出更合理的道德评价。如果我们感觉道德评判就像用尺子量一张纸的宽度那样简单干脆时，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伦理学可能还不够发达，相应地，我们的伦理生活可能也是比较成问题的。
李义天：道德必须立足于真实的人类生活。其实，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并非抽象的存在物，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同一定的利益关系相勾连。人类的道德生活最初是为了适应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需要而产生，并最终表现为利益关系的问题。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因此，即便是“命运共同体”，也应该首先是“利益共同体”。没有共同的利益，自然没有共同的命运可言。唯有在共同体中，各方利益息息相关；而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共同体，乃是不可持续的。
张霄：的确如此。伦理道德不能脱离利益而独立存在，但这也并不是说伦理道德与利益沾上关系就变得不再纯粹。这牵涉到人对利益关系的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伦理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对应着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本质。在这个传统社会中，人们认为最主要的是人性的完满，金钱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传统的经济伦理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了传统经济伦理观向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转变的过程。在传统社会，商人的地位比较低。新教给这些商人提供了一种信仰，就是把赚钱理解为替上帝打工。新教伦理不仅为一个行业和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正了名，还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挣了第一桶金。但是，由新教伦理催生的资本主义精神一旦实现了华丽转身，就把前者甩在一旁。从此，不是“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而是“金钱没有主人”。中国也发生过类似的转变，但情况有所不同。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里就讲到中唐以来禅宗通过儒释道三者合流而对儒家的影响。它催生出的道统观以及后来的“贾道”一支对明清之际的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总体上看，传统社会的经济伦理观以人性的发展为主要目的，货币、金钱仅是实现人性完满的工具和手段；而在现代社会，原来作为手段的货币、金钱反而成了目的，人却成了获利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世界。现在，我们强调要克服这种经济伦理观，重拾对人性发展的目的。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应是一次升华。
而Business Ethics还不完全是上面提到的这类经济伦理，而主要指企业伦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商业贿赂、垄断、工业军事化、市民权利运动、环境污染等，民众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为了应对公众压力，开始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引入了伦理学的方法。企业伦理学应运而生。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声音，但许多企业在实践中逐渐发现，遵循商业伦理的基本准则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有效控制经营管理的内部和外部成本，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所以，企业伦理并不是由理论家推导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被需要逼出来的，是商业社会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环节，它也必然会伴随着商业实践的变化而发展。
张曦：我同意张霄最后的判断。确实，商业伦理也好，经济伦理也好，都是对具体的历史问题的伦理回答。举个例子来说，货币伦理问题。如果你考察货币金钱的本质，那么你会发现，金钱作为货币，只是一种符号，本身不存在伦理问题。但伴随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这个人类关系的产物，却越来越独立，像有了灵魂一样，无节制地自我增殖，最终反过来征服了人类关系，使人膜拜于它的脚下———从人类关系的产物变成了好像具有独立生命的、支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幽灵”。只有在一个商品交换高度发达、人的货币积累欲望无休止的社会历史状态下，货币和追求它的人之间才会形成所谓的“拜物教”关系，由此才产生出一个如何伦理地对待货币的问题。如果货币始终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一种人类关系的媒介，那么，人类关系就不会物象化于货币身上。当然，与此同时，货币伦理也就变成了一个不可理解的虚构的问题。
李义天：不可否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资本、货币以及对它们的伦理批判仍然是非常关键的主题。正是我们立足于此，正是因为货币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实现了自我的“异化”，所以我们才会提出和思考上述问题。这再次反映出伦理生活作为伦理学之底线的意义。
总的来说，此次学术沙龙，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伦理学的底线与底色”。而今天的交流既提到了三个方面的“好消息”，也涉及了与此相应的三个方面的“坏消息”。第一，现实的伦理生活是伦理学的底线。伦理学需要伦理生活作为支撑，伦理学必须要在现实感和经验性中寻找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但同时，这条底线也意味着伦理学或伦理知识始终以生活的边界为边界，即便反思和批判，也不得不以生活实践的现实可能为依据。第二，伦理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伦理学的多样性。这提醒我们需要顾及不同的伦理生活样式，承认不同的伦理知识的适用范围，而不是仓促地做出普遍主义的断言，更不是草率地运用抽象的道德原则。但不可忽视的是，丰富性与多样性也意味着伦理学可能蕴含的相对性问题，因而，非常容易被贴上相对主义的标签。第三，我们这些需要以伦理的方式生活在这个经验世界的人类始终立足于此时此地。所以，我们只能在具体的生活语境中去思考伦理问题，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去做出道德评价。这是一个在存在论上无法突破的框架。但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通过对伦理学的底线和底色的探讨，我们可以在精神上介入不同的（但同样是具体的）可能生活，从而反过来更好地理解：在此时此地，对我们来说，何为好的生活？如何获得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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