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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课程改革与教育公平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对于劳动力文化水平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这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化和全民化，怎样论课程改革与教育公平?
20世纪各国的教育改革都以课程改革为核心。课程改革反映了对教育公平理解的深化。引导课程改革向着教育公平不断深化的前提假设，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公平理念。对这一理念的反思表明，受教育权的获得并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课程改革设置的障碍使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显失公平。这一反思将有助于推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
关键词：课程改革;教育公平;自由主义公平理念;反思
20世纪世界教育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以教育改革为主题的“躁动的百年”，其核心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教育改革的质量;同时，从课程改革回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从“教师怎么教”到“学生怎么学”等问题的方式，反映出了课程改革对教育公平的理解正一步步的深化。
一、自由主义公平理念下的教育公平
法国大革命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其同盟军——手工业者、小生产者和农民，合力推动着这个时代的到来。其中新兴的资产阶级是领导者，他们拿着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提出的美好理论，声称自己将为世界带来自由和民主，进行着反抗封建主义的革命。同时，资产阶级也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他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掌握统治权。当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却发现事实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过去的同盟军现在开始索要革命前资产阶级所承诺的那些“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权力。可是，资产阶级尝到了独揽大权的甜头，又怎么会甘心被公权呢?而为了维护统治地位，那些“危险阶级”——过去的同盟军，现在的对立面——又是不得不拉笼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显示出自己愿意与其它阶级过“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提出三大政治目标：选举权、福利制度和民族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只要“自由”、不要“民主”——“民主实质是反权威、反独裁的。民主要求现在的平等，自由主义则提出未来的希望。”[1]对于“危险阶级”，“使其有限地接近政权、有限地享用经济剩余价值”，却不至于影响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对于劳动力文化水平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这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化和全民化。同时，通过教育改变自己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向上流动”也成为广大下层人民的普遍愿望。由此教育开始发生异化：由提高个人素质，实现育人功能发展为保障个人权利、实现社会身份转变的工具。二战以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段都认识到了教育的“减压阀”作用。他们重新树立起教育领域中“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宣扬在教育中脱颖而出的精英而不是世袭贵族更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这一精神使下层人民更加“自觉”的认可通过学校教育改变自身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然而，这却恰恰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学校质量，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之后，学生通过学业表现决定自己的命运：学业成功者实现“向上流动”;学业失败者“很可能从事与他们父母同样的职业”。[2]这一现实与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学而优则仕”是相符的，因为它的假设是“把不同阶层家庭子弟置于同一起跑线上，余下的教育过程中的分化和分流结果就仅仅归因于个体的禀赋和后天努力，而与家庭出身等社会结构性因素无关。”[3]这样以来，学业成功者——更多地来自于上层社会的家庭——担任国家的管理者，学业失败者——更多地来自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心甘情愿的继续着自己的社会不利地位。这正实现了资产阶级的稳保统治地位的目的。
二、课程改革与教育公平
资产阶级通过学校教育，使来自下层社会家庭的学生心甘情愿的接受社会的分化和分流是由于个人禀赋和后天努力造成的;心甘情愿的继承其父母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而经历了多次课程改革，这一“心甘情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课程改革设置的最难以逾越的障碍，是将科学技术等知识提高到了足以影响整个人类发展的重要地位。宣扬其无比巨大的作用正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盾牌之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对劳动力的专业化要求也更高，这反映在其掌握的知识上就是知识专业化日趋严格。这一知识专业化最明的表现就是学科知识的话语体系逐渐脱离日常语言，越来越“专业化”。学校本来就是为了实现通过教育选拔未来国家管理者的场所，那么将“专业化”的科技知识引入课程就成了毫无争议的事情。然而，这种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脱离日常语言”的课程内容，与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毫无紧密性可言。陌生的概念、定理、公式除了增加负担，不能带给学生现实生活多少实际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学生学业失败并完成了“心甘情愿”的过程。正如弗莱雷所指出的，“压迫者也越来越多地把科学技术当作无可争议的强有力工具来实现其目的：通过操纵和压制来维持其压迫秩序。”[4]由此，课程改革打破了教育公平的“美梦”。 6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课程批判理论，是对上述问题有力的反击，“它指出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对学生人生发展的重大影响，揭示了因种族、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等差异所带来的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质量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并力图去克服这些现象的主张。”[2]这其中包括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经济再生产模式，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抵抗理论等等。但是，课程批判理论中所使用的“课程”概念，经常是与学校教育等同的，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课程改革与教育公平问题并非完全一致。然而，这些理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好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的把握课程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关系。
三、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基于对自由主义公平理念指导下，学校教育异化为筛选和减压工具，课程改革实现着下层人民“心甘情愿”的接受自己“无能”的后果的反思，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以确保每个个体都有均等入学机会的教育公平，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实现了不公平。这对当前我国正在推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着重要启示。
课程改革之所以扮演着“再生产”社会身份的角色，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仅仅完成了选拔功能。而教育的育人功能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衡量知识有无价值的标准是能否帮助个体实现“向上流动”，这种异化的知识观也正是课程改革有机可乘的原因所在。而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源，知识观的异化已经十分严重，所以，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避免继续传授异化的知识观。
更进一步分析，异化的知识观还是由于学校教育仅仅注重选拔功能导致的。所以，通过课程改革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的理想，必须更加注重学校教育本体功能的正常发挥。教育的本体功能，也即育人功能更多地是关注个体当前的素质在未来中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今天的教育是为了培养明日的学生，意味着学校教育一定要有前瞻性，探求教育的终极关怀。”[5]
课程改革需要基于学校教育功能全面、正常地发挥，需要基于正常化的知识观。只有这样，课程改革才能成为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阎光才.迫不得已的荒谬[j].读书,2008,(7).
[4]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阮彩霞.不平均,却公平——教育公平视野下的高中新课程结构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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