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坪式与森林式教育分析的论文

草坪式与森林式教育分析的论文

　　诺贝尔科学奖是对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最高奖赏。自1901年诺贝尔奖开设以来，共有186人次的183位科学家获过奖（美国的巴丁、桑格，法国的居里曾两次获奖）。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却占据获得诺贝尔奖总人数的70%。然而，具有5千年文明和占世界22%人口的中国大陆却无人问津。难道是我们中国人笨吗？绝对不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难学的汉字，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的四大发明，还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6位华裔科学家也先后获得过诺贝尔奖，所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是在西方接受的高等教育。唏嘘之际，我们不得不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追求统一的标准，就像修草坪一样，要求每根草都中规中矩，不得超越规定的范围和高度。我们姑且称之为草坪式教育。这种教育容易压制学生的创新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指出：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1]。这种教育模式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提到中国的文化，不得不提到中国文化的渊源《易经》和儒家文化。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诺贝尔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震撼碰撞，引起了巨大争论[2]。旅美学者方舟子撰文支持杨振宁，并认为这是科学与玄学之间争论的延续。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缺乏逻辑性，而这与近代科学的根本思想是矛盾的。儒家文化倡导的“中庸”思想也约束了我们的创新思维。

　　“中庸”以和谐统一为前提，讲究无论人还是事物的发展都要适度，并且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没有“过”与“不及”的毛病。这一贯穿千年的基本思想，在本质上是不鼓励创新和发现的，而这种思想至今仍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种思想统治下人们不愿创新。因为创新意味着出众，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创新者在对嫉妒的畏惧中“望峰息心”。中庸虽然对社会稳定起到一定作用，但其过于贬低“狂”“狷”而着重稳妥、平衡，结果造成民族性格中竞争意识、开拓意识的缺乏[3]。草坪式教育的特征之一是应试教育。考试就像割草机，把冒尖的和出界的全部削平、规整。考试固然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如果过度应用则会钳制创新思维。

　　从古代的乡试、院试、殿试到当代的摸底考、会考、竞赛，学生为了应付考试死记硬背，考完一门扔掉一门。跟本谈不上兴趣和爱好，根本来不及咀嚼消化，融会贯通。更不会为了解决某一难题而定向积累知识。高校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多少片论文，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过度考试。它容易使研究生不顾论文的质量而片面追求数量，有时还会刺激造假行为，因为论文篇数不够就拿不到学位证或不能通过评估，而时间和经费又严重不足，惯例又是必须出阳性结果，否则无法向导师交待。在这种情形下，造假成了一种无奈。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王垠的自动退学和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茅广军的自杀反映了这种状况的严重性。

　　其实这种“唯成功论”的科研思想，是草坪式教育追求整齐划一的必然结果。那些被束之高阁，讳莫如深的阴性数据反而比有水分的阳性数据更加珍贵，因为它可以告诉后人不要再走同样的弯路。西方有些诚实的医学家，之所以备受尊重，是因为他们敢于把自己失败的教训公诸于世。草坪式教育的另一特征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育。这种教育就像修草坪一样喜欢一刀切式的整齐划一，均匀地洒水。不顾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不重视因材施教，强调大课堂集中讲授。西方称之为基于讲授的教育（LectureBasedLearning.LBL）,这种灌输式的教育对于不难理解的简单知识的教育或许凑效，但对于当代大学课堂上深奥的科学知识往往效率很差，因为现代科学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记住。然而由于学生的基础知识水平不同，理解能力各异，很难都跟上老师的思路，课堂开始后的10分钟，有三分之一掉队，半小时就可能有一半掉队了，一旦思路掉队，就步步跟不上，只有打瞌睡的份了。学生课下自学也往往是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谈不上兴趣，更谈不上应用。这样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能增强学生的应用能力吗？能激发出灵感的火花吗？西方的教育注重学生的兴趣，注重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大学教育中更是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并不期望把学生培养成千篇一律的“成品”，而是给他们充分发展的空间。

　　教育的目标并不是组成草坪的一株株相似的草，而是原始森林中一棵棵各具形态的树，姑且称之为“森林式教育”。这种教育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文明，而现代科学体系是建立在古希腊文明的基础上。森林式教育在近代又揉进些证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色彩。这种教育着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森林式教育体系有以下几个特点：森林式教育注重启发式教学：森林给每颗树充分发展的空间。它并不完全排斥课堂讲授，但这种讲授注重启发学生的思路，采取平等对话的形式。初等教育中西观念尤其不同，西方教育注重喻教于乐，儿童在娱乐中懂得了不少东西，并且学会了动脑筋，而中国教育强调面面惧到，儿童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疲于应付。森林式教育注重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法（PBL,Problembasedlearning）。问题好比是树干而顺着树干可以追踪到各个树枝。发现问题的来龙去脉。带动各个枝节上局部知识的学习[4]。

　　PBL教学方法，最早应用于60年代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医学课程，随后延伸到美国和澳大利亚一些大学的医学课程中。具体方法是，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针对一个临床诊治问题的同一或不同侧面，列出并分析已提供的资料，如病史等，并结合原有知识对患者的病因进行分析，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的方法；列出待解决的问题和待收集的资料，通过图书馆、上网、咨询专家等多种途径进一步收集信息和资源以完善假设；经过一段时间的———例如几星期（或更长）的学习过程，最后得出结论。学生平时分小组(每个小组一般7个学生左右)行动，每个小组根据需要分派任务，任务中有个人独立进行的部分，也有需要协同作业的部分。每周上课时间所有小组集中进行交流。教师则作为学习的帮助者，对这个由学生集体完成的学习过程进行指导。有研究结果表明：PBL能够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保持；促进学生对新问题的概念迁移；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目前PBL已作为一种学习策略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医学教育组织的认可，哈佛大学已全面采取该方法[5]。

　　综上所述，草坪式教学易于实施，但效率较低，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森林式教育对教学设施和师职力量要求较高，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激发创造性思维。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通向诺贝尔奖台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还不能抛弃草坪式教育，也不能完全照搬森林式教育。在初等教育和大学低年级教育中，草坪式的教育对必备知识的教学是较现实的方法，当然具体的授课方法可以结合现代记忆理论和多媒体手段使之更容易被学生消化吸收。在大学高年级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应当加大森林式教学的比重，培养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并给与他们充分的选课自由，鼓励跨校甚至跨国选课，帮助他们为了达到对某一问题的解决，而作知识和技能上的准备。当然，通过森林式教育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仅仅是通向诺贝尔奖台的必要条件；最终获奖，除了有好的念头之外还需要坚韧的毅力和足够的科研条件。同时我们应当清楚教育只是通向诺奖顶峰的重要环节，而且受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6]。森林式教育的顺利推广有赖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信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科技投入的加大，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日子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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