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患和谐思想浅述论文
医患和谐是医学和医患人伦关系的本质要求。基于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和“熟人社会”的社会格局，深受儒家“仁学”经典思想的影响，在“父权主义”医患关系模式中，中国古代的医患和谐思想散见于中国传统医德思想之中，主要体现在强调医生自身道德修养、自我规范以及医生对患者的责任义务等方面。梳理和探析这些思想，有助于当代和谐的医患关系的构建。
一、人命至重，济世活人:医患和谐的最高准则
尊重生命和保护生命是一条至上原则，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始终是人类终极追求的至善目标。
1.医者应做到对患者生命的尊重和珍爱。医学作为一门充满人性的至仁科学，“救人生命”、“济世活人”同样成为医德思想的核心所在，医患和谐的最高准则。《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邀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晋代医学大家王叔和在恤经》序中写道:“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宋朝林通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医生乃人命生死之所系”c+省心灵·论医》)。金代刘完素指出:“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自序》)。《太平圣惠方卷第一》中则写道:“道符济国，志在救人也”。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病家十要》中也说:“医道，古称仙道，原为活人”;“医者，生人之术也”。这实际说明了医生对患者生命尊重、珍爱和医患和谐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落实到从医实践中，就是要求医生必须做到“济世活人，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和“以患为本，人命至重”。
2.病家的惜生之道有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共生。在诊疗过程中，患者与医生合作的自觉程度也是医患和谐的关键所在，患者“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南朝陶弘景《养性延命录》)的情志配合乃至道德修养，理应成为病家应有的生命态度。否则，就可能像扁鹊所指出的“轻身重财”那样以致疾病难治。所以，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病家十要》中恳切地对病家说:“勿惜费，惜之何谓，请问君家，命财孰贵?’’可见，病家的惜生之道，自然有利于疾病治愈的配合促进和医患关系的和谐共生。
二、医者慈仁，患不猜鄙:医患和谐的内在要求
关于医患关系，宋代寇宗爽在侧草衍义》中曾语重心长地说:“医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驰，于病何益?由是言之，医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惟贤者洞达物情，各就安乐，亦治病之一说(悦)耳。’，可见，医者慈仁，患不猜鄙是医患和谐的内在要求。
.基于慈仁、爱人的“仁”是从医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中国自古就有“儒医同道”之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成为许多读书人的理想追求。历代多有文士跻身医道，以致有“儒医”之称。早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的“仁”学就开始向医学道德渗透，无数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从中汲取营养，留下了“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针二命”等千古佳话。《黄帝内经》即把医学作为普渡众生的美好愿望，其《灵枢·师褂曰:“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南齐阳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更是明确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清代潘揖引陆宣公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可见，基于慈仁、爱人的“仁”实际上就是儒医的精神实质，从医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
2.古代医家也格外重视患者对医生的态度。在就医过程中患者对医生是否信任直接影响到诊治的效果。扁鹊就曾提出:“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病家十要》中同样指出:“九莫信邪，信之则差，异端进语，惑乱人家”。针对患者是否如实相告病情，苏轼也曾首先指出:“士大夫多秘其所患而求诊，以验医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医不幸而失，终不肯自谓失也，则巧饰掩非，以全其名至于不救，则曰:是固难治也。”(《东坡全集》卷七十《求医诊脉》)。换言之，患者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理共同体。至亲之想，普同一等就是对“人之为人”的“人”的尊重，体现为最基本的人道精神和平等意蕴，是医患和谐的基本前提。
1.中国古代医者普同一等的思维模式。在儒家“仁学”经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医家在“施仁爱”、“行仁术”的诊疗过程中，常常倾向于“急病人之所急”的“推己及人”思维模式，实践“仁”的基本内涵。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枪。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这就要求医生对患者应该不论美丑，贫富，长幼，民族等一律平等，一视同仁，把病人看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南宋医著《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同样要求医生“贫富用心皆一，贵贱施药无别。>' }3}另据建宁府志载，宋代医生张柄，治病救人，“无问贵贱，有渴必往视之，全活甚多”。据苏州府志载，元末明初的名医刘勉曾任太医，其“生平视病者平等如一”，他说，“富者我不贪其财，贫者我不厌其求”。
2.中国古代名医至亲之想的行医规范。清代名医费伯雄也说:“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清代名医王孟英说得更为全面:“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在封建社会，我国古代医家能有这种用心皆一、普同一等的行医规范和把患者当作亲人式的医患关系是何等可贵。
三、诚意正心，重义轻利:医患和谐的关键所在
《礼记·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称城诊或如实告知病情，并按医嘱服药和调节生活起居，疗才会准确有效。如若病家是“拘于鬼神者”人事之当然也。”作为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是个体德性的内在实有。“诚意正心，重义“病不许治者”，讳疾忌医、拒绝配合，不信医生，或对治疗失去信心，则“不可与言至德”、“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素问·五藏别论》)。
四、至亲之想，普同一等:
医患和谐的基本前提 医患关系的指向理应是一种“为人之道”，而非仅仅是一种“为学之器”，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战胜疾病、维系健康达成道德共识的伦轻利”、“淳良廉洁，不唯名利”同样是中国古代医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医患和谐的.关键所在。
利用医术索取钱财的人，历来为医家们所不齿。东汉名医张仲景在钊寒杂病沦序言中强调医生必须要多为患者着想，反对“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孙思邀《大医精诚》告诫医家:“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宋代名医刘防曾说“未医彼病，先医我心”，体现了为医之人的道德自觉。南宋医著钊、儿卫生总微论方》指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者，谓能明理以尽术也。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对病也。”口〕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告诫为医者“三戒图财贪利”。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医家论》中说:“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清《吴鞠通行医记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清代名医费伯雄更是明确指出:“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在这种医家重义轻利，充分考虑患者利益，患者对医生充满崇敬、信赖的“一对一”诊疗格局中，古代形成了和谐的医患关系。五、谦和恭谨，体贴病人:医患和谐的应有之义 希波克拉底有句名言:“知道患者是什么样的人，比知道他患有什么样的病更为重要。”患者就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带有认识和情感色彩的自我评价与体验过程。医生对病人及医生自己的角色的情感认同深深地影响着诊断、手术和与病人交流的方式。可见，谦和恭谨，体贴病人是医患和谐的应有之义。
横帝内经·灵枢·师传》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以“顺其志”。《素问·宝命全形论》也把“治神”列为治病“五法”之首务，提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强调医生在诊疗时要体贴病人，掌握病人的心理动态，耐心与病人交流，若能做到“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即可取得“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的治疗效果。孙思邀同样要求医生要做到“善言不离口，乱想勿经心，常以深心至诚恭谨于物。”(杆.金要方·道林养另据宋镰《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记载，金元时期著名的医家朱丹溪医术高明，“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既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朱丹溪说“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因体恤到病家的苦痛，所以能风雨兼程、一心赴救。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布)>中指出:“古人‘闭户塞精，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诚以得其欢心，则问者不觉烦，病者不觉厌，庶可享求本末，而治无误也”。清代医家石成金在所撰《长生秘诀》一书中也说:“人之性气学问，须用意涵养，必至深沉和平，乃为至妙。若夫言语锋芒太露，更加声色俱厉，未有不种世怨者。大抵和气涵于内，则悦容现于面，而婉言出于口矣。所谓和者，非独卑幼敬尊长，凡一切待人接物，皆宜守此。予有二语曰:和颜悦色、低声下气。真处世保身至秘之法，时刻不可离也。”换言之，医生对病人一定要“举乃和柔、无自妄尊”，细心体贴，以礼相待，切忌疾颜厉色和高声恶语。这也说明了古代医家在与患者交往时所具有的尊重自觉和关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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