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探析论文
儒家史学是在商周早期史官文化的基础上，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初步奠定其理论框架的。强调史学必须为宣扬儒家学说服务与树立;因损;结合的历史观，是先秦史学的主要内容。经过两汉经学、宋代理学与明清实学三个主要阶段，儒家史学不仅形成其各自的史学思想特色，而且，儒家史学思想日渐丰富与始终居于中国史学的指导地位。其中，将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精神较好地相结合，是宋代史学的主要特色，对明代、乾嘉以前的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乾嘉以后，儒学由实学转向注重训话考订的朴学，仅仅发展了宋代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章学诚首先系统提出;六经皆史;说是乾嘉史学的主要特色之一。至中国近代，由于经世致用精神的回归与私人藏书数量日渐增加，掌故学成为一种新的史裁与史学的旁支。中国史学数千年来发展的以上主要脉络所形成的史学思想，对朱次琦产生明显的影响，使形成于近代中国的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殿军。
一、史学必须服务于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萌芽时期，出现大批以《春秋》命名的诸侯国的国史，是先秦史学发展的最主要贡献。针对由孔子编纂的《春秋》与其他《春秋》的区别，孔子率先提出史学必须服务于儒家学说的理论。据《孟子离娄》，孔子指出由其编纂的《春秋》的特点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清人万斯年对此解释云:;《春秋》书拭君，诛乱贼也。然而赵盾、崔杆之事，时史亦直载其名，安见乱贼之惧，独在《春秋》而不在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则史也，其义则孔子取之。诸史无义，而《春秋》有义也。义;者，是指宜，即是儒家思想。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强调史学的目的不仅是记录史实，更要服务于儒家学说。
1858年，朱次琦开馆家乡广东南海九江礼山草堂，以;五学;治学章、;四行;修身条教育门徒。其中，;五学;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与辞章之学。在《朱九江先生讲学记》一文中，朱次琦开篇即指出其开馆讲学的原因:呜呼!孔子残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谊乖，岂不然哉?;谊;即是;宜;，意思与;微言;相同，是指阐发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因此，朱次琦讲学就是阐发孔子思想，史学作为其;五学;的内容之一当然也是如此。在论述《春秋》、《明史》时，朱次琦也是强调其宣扬了儒家学说的;微言大义;。;《春秋》之作，惧邪说也。孟子其通《春秋》之微，告诫于百世者矣。;;《明史》属稿，有布衣万季野焉，史局诸臣鸿博选也，越六十年而书成，故史谊之精，独越群史。;
摆脱汉唐章句注疏之学，注重义理阐述以成独断之学，是宋代儒学越汉唐，以重振先秦儒学的主要做法。其义理阐释主要就是阐发儒学大义。对于注疏之学，朱次琦主张义理与训话合一。;占今名家声音训话，去其违而终之经谊焉可也。
二、史学必须经世致用
将史学的价值定位为经世致用，首先体现于《春秋》的;微言大义;集中反映在所见世的哀、定、昭三朝历史当中。至宋代，张载、程颗，程颐等均主张经世致用。张载提出;以礼治国;，二程认为，;学者不可不通世务。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
朱次琦认为致用是读书的根本点。;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时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具体到对《六经》的阐述时，朱次琦则多次强调经世致用与通经的重要性。朱次琦认为:;《六经》者，古人己然之迹也。《六经》之学，所以践迹也。践迹而入至室，善人之道也。;;经谊，所以治事也。分斋者歧矣。经学，所以名儒也，分门者窒矣。;州甲《六经》是记载古人的言行事迹，学习《六经》必须探寻古人事迹背后潜藏的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因此，学者必须博通经典，只有通经，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儒者。史学作为经学的内容之一，当然必须做到经世致用。与此一致的是，在《复邑学曾广文书》、《复友人言举主书》、《三寄草堂诸学子书》等文章中，其弟子简朝亮不断强化读书报国的思想。;所以图报天子养士之意，即所以报国。;;今日之遇古人之风，永怀报国。;;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三、史学必须实事求是
史官文化的直笔传承并非来自孔子，比较鲜明且大规模地提出史书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是司马光、郑樵、刘放、吴缤、朱熹、欧阳修等宋代史家。在《新唐书纠谬·序》一文中，吴缤将史书的作用概括为事实、褒贬、文采三结合。以追寻事物的本真出发，宋代出现的一场疑经运动，提出以文献以外的金石、碑刻等原始史料订正史传的失误，使金石、考异成为宋代史学研究的新方法，也使史学转向实证与研究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开乾嘉朴学之先河。
谱书源于史官，因此，姚鼎、纪晌等均认为谱学即史学，朱次琦、简朝亮也有此看法。;谱碟之学，史学也。1869年，朱次琦、朱宗琦兄弟二人用11年编纂完成《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将;直而不污;的信史与;信而有征;的实证作为撰写谱书的主要原则。其中，临文不讳、实事求是、考证源流、分辨正误是其具体做法。有必要指出的是，朱次琦精于金石研究，惜其著述己佚。
四、史学的资治意识
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始，宋人的;资治;意识可谓蔚然成风。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地方志的编撰;二是出现奏议集、纪事本末体等;三是注重以史学重振儒学;四是借史书的编纂突出伦理纲常在历史中的关键地位;五是以是否遵循从纲常作为评介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六是注重研究本朝史与撰写野史笔记。宋人;资治;意识的诸种表现，在朱次琦的学者生涯中多有体现。
1.支持乡人冯拭宗编纂《九江儒林乡志》
《九江儒林乡志》是继《南海九江乡志》之后广东南海九江又一种志书。在《九江儒林乡志·序》一文中，冯拭宗云:;乡中老宿朱子襄征君，冯爱之封君建议辑之，征君并手写采访条款，己敦聘里彦次第采访而募修焉。;万印户朱子襄即是朱次琦，《九江儒林乡志》的采访条款出自朱次琦笔下。因此，其编纂必然受到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影响，如冯拭宗明确指出，;临文不讳;是《九江儒林乡志》列传八卷的撰写原则。同时，《九江儒林乡志》以一卷的篇幅专论江防水利和广东南海九江水患，明显反映冯拭宗的实学精神和乡上意识。
2.对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的论述
朱次琦认为，;《资治通鉴》，史学之大用也。虽百世可为王者师矣。毕氏之续未逮也，然续者独推焉。;;通鉴书战者详，兵谋之蓄也。;;纪事本末，其寻之也易，不亦宜备乎?;对于宋代史学出现的新体裁，由于其极强的实用性，并将这种实用性用于军*战争，朱次琦均不遗余力地给予称颂。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首先打破孔子所云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率先关注军事史与战争史。在《荀子·议兵》中，荀子提出以德兼人、以力兼人与以富兼人的3种策略。宋儒吕祖谦也在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下功夫。1852年冬天，任山西襄陵县知府的朱次琦惊闻太平军破武昌、安庆，据南京，北至扬州，于是撰写了《晋联关陇三难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一文，成为朱次琦唯一的论兵之文，惜全文己。在朱次琦晚年，偶有与门人论兵，将民心作为战争胜利之本，主张西器源于中国。;兵莫患于不坚，上下军民联为一体，我之坚也。;;泰西水法，而不必自泰西为之也，我用泰西也，非泰西而不必可为之者，泰西机器也，漏厄也，泰西用我也。;
3.以史学重振儒学
朱次琦认为，经学、儒学之分是由于学术分门而治所致的，其所提出的;五学;治学章也是其产物。在;五学;治学章中，朱次琦首列经学，次列史学。在论述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时，朱次琦认为，;史之于经，犹医案也。;;《书》与《春秋》，经之史，史之经也。;;通鉴、编年，《春秋》也，以此见治经治史，不可以或偏也。;朱次琦将史学作为经学的史料，认为《书》与《春秋》经史不分，因此，治经必须治史，反之亦然。朱次琦的;经即史;说，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相类，但是，朱次琦旨在以史学重振儒学，与章学诚将经学降格为史学是不同的。由于经史相通，朱次琦主张运用以史证经与以史通经的方法注疏儒家经典。
4.以儒家伦理纲常评价人物
大节与小节相结合，重大节，略其小节，是中国古代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孔子倾向于将安邦定国者定义为大节，孟子、荀子则呈现贬低事功，趋于道德评判的强烈倾向。孟子、荀子与孔子评判标准的差异性，在宋代直接发展为朱熹、陈亮等人的义理与事功之争。
四行;修身条是朱次琦育人的信条，内容包括:敦行孝梯、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与朱熹主张的道德审判的义理派相一致。由于乡人扫地北不爱千金而爱其弟，也能使家人相爱，朱次琦认为扫地北是实践孝梯的典型。在评价《三国志》时，朱次琦称美作者陈寿不仁二朝的王朝意识。;寿自国亡入晋，当时相重，荐以为官于晋，终身未有之改，乃晋臣也，既为晋臣，不得不尊晋，晋之天下受之于魏，然则魏者晋之祖宗，陈寿所事之君，所北面事之者也。若以魏为伪，伪魏为伪晋也。如何行得?
5.重视研究本朝历史
《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五史征实录》、《晋乘》、《论国朝儒宗》、《纪蒙占》是朱次琦临终前夕焚毁的7种著述。其中，;国朝;即是朱次琦生活的清朝。;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纪蒙占》是朱次琦根据1852年出使蒙占的见闻所写的著作。因此，朱次琦的著述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与朱次琦大异的是，简朝亮是以注疏经典著述迫近当下时代。对于《尚书》，简朝亮认为，;《书》以道政事，今从事在《书》，不日是亦为政乎?;对于《礼》，简朝亮强调:;《礼》时为大，夫时者，非谓其时俗也，谓其时义也。;《孝经》，简朝亮则将其作为;导善而救乱之书也。;因此，简朝亮是以回归经典关注他所身处的中国近代。
五、倡明掌故学
掌故学是打通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等的一种新的史学体裁。近代私家藏书著述丰富与经世致用兴起，经济有补实用，掌故则有资文献。据朱杰勤的《龚定意研究》，;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定公开之。;近代掌故学始于龚自珍，同时期的俞正燮也极大地促进了掌故学的影响。俞正燮治学范围相当广，程恩泽认为，;正穷乃稗，稗穷乃注，注穷乃金石。;
首次将掌故学作为一种学科来教育门人，并取得显著效果的是朱次琦。掌故学在;五学;治学章中紧随经学、史学之后，朱次琦认为，;《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通《九通》，是谓不通。;;掌故之学，至颐也。由今观之，地利军谋，斯其矣。;;知掌故而不知经史，青吏之才也;经史之谊，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则辞章之发也。;凡关涉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水利、文物、制度等均属于掌故学的范围，朱次琦将掌故学摆在一个等同于经学、史学的高度，体现他经世致用与救国救民的决心。
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陈寅格这样评价清代史学。;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没有将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较好地相结合，这是陈寅格有此评价清代史学的原因。若于此意，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是上接宋代史学，下连近代史学的。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部分，了解朱次琦的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朱次琦的学术思想，而且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广东近代史学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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