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转型时期权力腐朽的伦理思考
论文关健词:个体道德 社会道德 权力腐致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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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伦理学角度分析，权力腐效产生的主现因素就是个体道德、人性变异所引起的对利益的饥渴追求，客观因素就是社会道德价值多元化给腐效分子提供了滋长腐朽行为的土壤。从伦理学上反腐，一方面要从个体道德“内”部防腐;另一方面则要从社会道德“外”部反腐。
腐朽问题说到底是个伦理问题，既然是伦理问题，腐朽的发生和发展必然渗透着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因此，笔者想从伦理学角度来对权力腐朽作些思考。为了探讨的方便，笔者想着重从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两个层面同时对权力腐朽的原因和反腐措施进行探索，并把反权力腐朽的伦理措施作为本文的重点。
一、转型时期权力腐朽产生的伦理分析
任何腐朽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主观上一定有进行腐朽的动机;客观上社会已经为腐朽创造了必要条件。从伦理学上分析，权力腐朽产生的主观条件是官员个体道德人性变异，有了权力腐朽的动机;客观条件是整个社会道德已经具备了容忍权力腐朽存在的道德环境。下面从这两方面对权力腐朽的形成作进一步探讨。
(一)从个体道德层面看，社会转型时期要注意人性变异(包括善恶互变和人性回归两方面内容)与腐朽动机产生的因果联系
从人性善恶互变的角度看，作为社会的人都具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性便是善恶的统一体。在通常情况下，人的“善”显于外，容易被觉察，呈“显”性;而人的“恶”藏于内，很难被发现，呈“隐”性。生活中的人往往是善于隐“恶”显“善”的，这是他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最根本原因。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会显“恶”隐“善”，这就是所谓的“善恶互变”。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行为选择都受动机的支配，动机的变化影响行为选择的变化。而动机起码要受来自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或干扰:一是主观的，如行为主体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二是客观的，如社会环境，物质生活条件等。这就决定了人们价值行为选择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人们在某一时期或许会选择“善”行，在另一时期或许就会选择“恶”行。人们到底选择哪种价值行为，这就要看影响行为主体动机的主客观因素的矛盾运动了。一个人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必然会与权力相结合，社会地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而权力对人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在权力面前，领导干部如不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没有健康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就极有可能导致“人性变异”，产生邪恶的动机，摒弃“善”行，选择“恶”行，即显“恶”隐“善”，从而滑向腐朽。
人性变异的另一方面便是人性回归。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利益取向上片面强调国家集体利益，认为这才是最大的“善”，忽视经济建设和正当的个人利益。在这种错误方针引导下，部分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没有形成科学的认识，认为贫穷才是社会主义(“善”)，于是宣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善”)，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恶”)。象商品、金钱、自由、民主、人格等对于人性中最基本的需要，既使人们非常神往，也认为是“恶”，只能无条件地被压抑，人性处于扭曲状态。进人转型期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金钱、商品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和人性的各方面也获得了大解放，人性开始“回归”。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权威政治的摒弃;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娱乐和休闲的追求;对个性发展的尊重等等。这样人性的有些方面完全可以不必掩饰了，曾经被视为“恶”的东西，也可“明目张胆”地追求了。由于人性追求中的饥渴现象，社会利益单元也相应地由国家和集体转移到家庭和个人。这样一来，人性的非善良部分也随之迅速地恶性膨胀，造成部分人物欲横流。体现在:有的人动摇了信仰、信念和做人的最基本准则，有的人极力寻求感性刺激，于是缥赌、偷盗、凶杀、吸毒等丑恶现象不断涌现。这种恶性膨胀，如果与权力相结合，就有可能诱发权力腐朽的动机，产生腐朽的行为。
(二)从社会道德层面看，要看到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多元化的无主导伦理价值倾向与权力腐朽产生的联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道德终归为经济所决定并随经济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社会利益也随之多元化。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伦理价值也处于新旧交替中:一方面旧的道德体系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形成并占主导地位，整个社会道德面临一个多元化的无主导伦理价值的转型期。在这种转型期，道德说教的力量很难战胜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现状的强烈欲望，于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偏斜，道德质量下降，道德约束显得苍白无力。目前我国这种多元化的无主导价值倾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道德环境及氛围极度恶化。主要表现在:(t)拜金主义泛滥，公共利益观念淡漠;(2)道德的规范作用弱化;(3)社会道德观念淡薄;(4)道德评价标准多元化。这种道德现状为权力腐朽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环境，给腐朽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这是因为:其一，拜金主义(即“货币拜物教”)泛滥，致使金钱的本来价值发生扭曲，具体表现为金钱交易关系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泛化，人际关系随之商品化。如果拜金主义向权力渗透，势必会造成权力对社会的掠夺，这样权力就会成为索取资源的工具，这必然导致官员道德沦丧，引起权力腐朽的发生。其二，道德的规范作用弱化，也为权力腐朽创造了条件。因为一旦道德规范作用减弱，那么它对权力主体的外在约束力和外在导向功能也将随之弱化，这使权力主体容易忽视自己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丧失道德良心，从而走向腐朽之路。其三，社会道德观念淡薄，人们便会把权力腐朽看成司空见惯、事不关己的现象，从而导致道德的谴责力度下降，人们对腐朽的容忍度上升，无形中助长了腐朽行为。最后，如果道德评价多元化，那么人们对权力主体进行评价时往往会与个人私利挂钩，用情感、心理等因素取代道德评价标准，从而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只要对自己好，为自己办过“事”就是“好”人，否则便是“坏”人。这种是非不分、好坏不清的态度无论对腐朽分子还是想搞腐朽的人来说都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二、转型时期反权力腐朽的伦理措施
根除腐朽，最根本的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从“外”反腐，包括法制建设、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等:二是对“内”防腐，包括锻炼情感、培养意志，加强道德修养等。从伦理学角度看，从“外”反腐主要指加强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对“内”防腐主要指加强个体道德建设。下面分别从这两方面对反腐的伦理措施作进一步分析。
(一)从社会道德层面看，从“外”反腐，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1.充分发挥社会偿罚功能，加大腐朽的“道德代价”，制约权力主体的腐朽动机。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推论:“假如我不贪赃被贿赂，我得到的是工资收人和作为一个清廉人的道德满足;假如我贪赃被贿赂，我得到的是贿赂，但须付出道德代价，还有可能被察觉判刑，如果那样我还要自食其果;因此，如果贿赂减去道德代价，再减去被察觉的可能性与可能受的刑事处罚之和，大于工资收人与道德心理满足之和，那我将会贪赃被贿赂。”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加大腐朽的“代价”。当代行为科学也已证明:决定人的道德行为选择的最根本的动因是人们对行为结果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建立在人们对行为结果的酬偿—代价分析的基础上。社会偿罚作为提高权力腐朽“代价”的有力措施，依靠它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吸引力，能够营造一个扬善抑恶的道德氛围，成为道德调控借以实现的有效途径。因此，要想控制腐朽动机，必须加大社会偿罚的力度，赏“善”罚“恶”，使腐朽分子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成本，才能使权力主体防微杜渐、自我约束。同时也才能抚平那些清正廉洁的人的心理，清除腐朽的动机。社会偿罚的形式有物质利益偿罚、归宿偿罚、行政性偿罚。从伦理学上来说，尤其要充分发挥归宿偿罚和行政性偿罚的作用，尽可能给腐朽分子造成最大限度的“道德代价”，使其在内心产生强烈的振荡，消除腐朽动机，抑制腐朽的“恶”行。
2.德法并举，以法济德，强化道德对权力主体的约束力。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的“调节器”，社会的有序运行便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法制建设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道德建设，只有德法并举，才能收到预期效果。但是，法律和道德毕竟有区别:在调节的范围和领域上，道德比法律广;在调控力上，法律比道德强。法律呈“刚”性，道德则呈“柔”性。如果把“柔”性的道德“刚”化，即道德法律化(这决不意味着法律可以取代道德)，以法济德，那么就可以强化道德对权力的约束力，从而遏制权力腐朽的发生。事实上，目前有些国家采取了这种措施。如美国有《公务员道德法》，英国有《防腐化法》。有些国家还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如意大利在政府之外设立“审议庭”，日本设有由各界著名人士组成的“行政监理委员会”。根据我国转型时期“前腐后继”的严峻形势，当务之急是要制定系统的干部道德规范和从政道德法，使干部道德法制化，道德监督科学化，不给“黑色权力”、“灰色权力”留有余地，在权力主体中形成健康的、高尚的道德人格，抵御权力腐朽的发生。
3.建立和健全强有力的科学的行政伦理评价机制，消除权力腐朽的隐患。社会转型时期，对领导干部特别要防止两种错误评价倾向:一是用经济评价取代伦理评价;二是用心理评价取代伦理评价。前者是市场利润最大化错位于伦理评价所致;后者是受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影响，把情感等因素掺杂于伦理评价所致。有的领导干部犯法后，还振振有词“我虽收了钱，但也办了事”。极少数人甚至还为其申冤解难，这正是两种评价倾向所造成的恶果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对领导干部进行伦理评价时，尤其要处理好政绩评价与政德评价的关系。由于行政伦理评价的特殊性，在评价中，我们既要重视权力主体的效果(即政绩)，更要重视其动机(政德)。力求德才兼备，防止以才代德。特别要针对政绩中所渗透着的政德去发现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和水准。事实上任何政绩的取得都应以兼容社会多方面利益，以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为前提，否则会导致政绩的虚假性和盲目性。当前，有些地方搞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严重脱离了实际，被视为“当官艺术”:上项目，铺摊子，修马路;上电视，登报刊，发新闻。忽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的组织部门甚至把上了多少项目，引来多少资金列为对干部“考核”的内容。而部分干部就是围绕“政绩”弄.虚作假，大肆贿赂，出现“渣工程”。这些虚假政绩本身就是一种腐朽行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任何时候，我们都应牢记，人民才是行政伦理评价的主体，权力主体的善恶评价应以是否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标准。因此，在行政伦理评价中，尤其要重视对政绩取得过程中凸现出的动机(政德)进行分析和评判，即通过政府的服务对象来评价政府，把人民对政府的“公信度”作为考察的依据，这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减少腐朽的发生。
4，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价值导向功能，持续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健康的主流价值体系，为权力主体自觉抵御腐朽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社会转型以来，部分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一度出现混乱，非道德主义、机会主义流行。有些领导干部动摇了社会主义信仰，怀疑“红旗还能飘多久”，于是抱着侥幸心理，想趁机捞一把。有的人即使犯了罪，还“痴心不改”，仍认为周围的人都在“腐”(实为错觉)。因此很有必要在整个社会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牢固确立科学的价值观和价值导向，形成一个健康的主流价值体系。社会舆论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力保障，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广泛性，二是外在强制性。它能及时地传递行为价值信息，使人们了解行为善恶的后果，从而坚持或改变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目前特别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杂志、电台、网络等社会舆论手段，不断地对权力主体进行道德评价和监督，时刻警示教育领导干部，提高他们的道德意识，增强抗腐能力。
(二)从个体道德层面看，从“内”防腐，主要指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自觉防腐拒变，这也是社会道德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的过程
1.加强道德修养，自觉抗拒权力腐朽。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对外交往的扩大，社会给人带来的诱惑实在大多:金钱、商品、美色……在这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面前，领导干部绝不能目眩神迷、心浮气躁，否则会陷入腐朽的泥坑。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提高抗腐力。道德修养是一个自我审度、自我教育、自我锻炼的过程，其内涵表现为自觉以理导欲，解决理欲矛盾。这对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正确处理“公欲”和“私欲”有着现实意义。道德修养的方法很多，领导干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方法。古往今来，我国人民在道德修养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修养方法。如“学习思考”法、“省察克治”法、“慎独法”等，这些都可以借鉴。
2.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正确行使人民的权力。从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力来源于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它也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但在现实上，权力行使不当有时会失去其公共性而引向私人领域，造成权力腐朽。这就决定了权力主体要有正确的权力观，因为权力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生观和价值观，权力观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和拒腐能力。因此加强领导干部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树立积极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这有利于领导干部正确履行手中的权力。作为人民的干部要时刻保持自己思想的纯洁性，净化自己的心灵，永保“公心”，坚决抵制贪赃腐化、贿赂的腐朽行为，并且要时刻警惕把官场当商场、权力当商品的腐朽倾向。在权力行使上，一定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能从私欲出发。尤其是在处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矛盾中，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清除私人杂念，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否则极易滑向腐朽之路，沦为人民的罪人。
反权力腐朽是个系统工程，须各方面体制配套，多方面全力协作。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反腐，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并且就这很小的方面也还有待进一步深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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