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对新闻传播理论的影响

“公共新闻”对新闻传播理论的影响

      摘要:公共新闻”是1990年前后在美国提出、在近十多年中引发很多争议,并且也激发美国新闻界作出一系列探索性新闻实践的新理论。作为一项运动,美国“公共新闻”在进入新世纪后已基本停息下来。但作为一种理论,我们可以对“公共新闻”进行含义界定和特点分析,从而了解它对新闻传播理论的影响,进而丰富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推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公共新闻 特点 新闻传播理论 影响
　　
　　一、“公共新闻”的含义
　　
　　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冷战刚刚结束,美国意识形态似乎在全世界都取得了胜利,而在美国社会中却普遍存有一种民主荒废的忧患:参与投票的选民减少;公众倾向玩世不恭,缺乏责任意识;公民选举往往受广告、投票站喧嚷的扩音器和媒介事件的影响,少有独立的思考;公众社区生活参与性与日俱减——在这种状态下,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都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末期美国新闻界发生了一场“公共新闻学”运动。
　　北卡莱罗纳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菲利普?梅耶提到:许多人认为“公共新闻”这一理论还在发展中,给它下定义可能会限制它的发展。但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对其做出解释。梅耶教授就从六个方面对“公共新闻”作了限定,即他提出的“公共新闻”六要素:1.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本身的要求。2.新闻媒体不应该总是从报道一事很快地转向另一事,而应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关注时间长一些,直到它引起公众的关注,吸引公众参与。3.媒体应具有解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意愿。不能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报道,还要帮助公众看到事实背后潜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4.不要只关注极端,关注反常,大多数人是中间派。5.对有关时事政治争论的报道,该重视争论的内容而不是热闹的技巧。6.要培养公众的思考能力。
　　当然,也还有很多学者对“公共新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但一般而言,“公共新闻”主要是指新闻工作者以参与性的立场去报道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事件,远不是作为一个中立旁观者而存在的新闻报道理念。“公共新闻”的发布中,大众传媒是以组织者、行动者的身份参与社区事务的。通过进行高强度、大规模的报道,争取对社会各界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 以实现某个良好的愿望或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媒体行为。“公共新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鼓励公民参与社会事务, 而直接表现则是新闻媒介首先更直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公共新闻”的话题是“市民心声”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对此发起讨论,以各种方法吸引公众广泛参与。
　　“公共新闻”一经提出,很快被澳大利亚等国的新闻媒介引进,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行开来。随着2004年蔡雯教授发表《“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一文,“公共新闻”进入国人视野。此后我国学者对“公共新闻”学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
　　
　　二、“公共新闻”的特点
　　
　　“公共新闻”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反潮流的新闻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闻学理论。把“公共新闻”这个概念引人国内的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称“公共新闻”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报道对象是公共事件或问题;二是报道方法以发动公众参与、共同讨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主。具体地说,“公共新闻”的特点是主张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强调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可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公共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关注公共事务,发动公众参与,组织公共讨论,谋求公共问题解决。就具体新闻理论和实践而言,“公共新闻”超越了简单的客观真实报道,进而强调媒介对社会生活的能动性改变。在国内对“公共新闻”的研究中,很多学者结合美国和国内的新闻实践,对“公共新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公共新闻”其目的在于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指出“公共新闻”旨在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强调媒体在实践“公共新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公共新闻”对于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热衷。
　　
　　三、“公共新闻”对新闻传播理论的影响
　　
　　公共新闻与传统新闻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种全新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新闻学是一大冲击。我国的许多学者都进行过论述,如学者李青龚将这些差别归纳为:媒体角色的转换;制订长期的报道计划;平民化;集结多个媒体的力量共同出击;目的明确。
　　1.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影响。关于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德弗勒与丹尼斯写道:“议程理论认为,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新闻媒介的议程——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选择的报告。”他们把这此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媒介如何确定(选择)议程;二是媒介如何确定把什么事件作为议程并以多大比例或规模告知公众;三是公众在媒介议程的影响下如何形成自己的议程并接近媒介的议程。从麦库姆斯和肖,以及丹尼斯?麦奎尔等的研究中可得出结论: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公众关心的问题正是媒介突出的问题。我们从美国公共新闻活动实践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突破了上述有关议程设置的理论框架,以往零星的、分散的、临时的、无计划的媒介议程设置活动,如今在公共新闻活动中变成联合的、集中的、持续的、有计划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媒介议程设置活动的放大。这种放大表现在: ⑴在议程设置内容上,媒介已经从以往以选举为主要议题发展到关系社区重要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⑵在议程设置方法上,摆脱单纯的信息发布和被动的记录者的角色,要求记者走进社区,与居民面对面交谈,倾听他们的想法,寻找共同关心的问题,得到公共议程设置的内容,同时,他们一改往日记者或媒体单兵作战的习惯,几家甚至十几家同城媒体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一项公共新闻计划,各媒体相互为对方的报道作宣传;⑶在议程设置目的上,媒体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各种论坛,召开市镇会议,邀请广大公众参与讨论,以求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报纸如今不仅要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还要告诉你对此应当做些什么,以得到‘正确的结果’——‘以结果为基础的媒介’!”
　　2.对新闻客观性的影响。由于新闻客观性的存在并且被人们所坚持,才使得现代新闻业能够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为受众提供准确、权威的信息,并承担起传播者的职责。而公共新闻学的兴起与客观新闻学的理念直接相关。在公共新闻学看来,客观新闻学所提倡的超然、置身事外的中立态度,会让公众产生“媒体并不真正关心公众利益”这样的成见,并导致报纸读者的流失、竞选投票率的下降、公民归宿感的丧失等等。与之相反,公共新闻学所坚持的价值观就是要让新闻从业者投入到其所报道的事务中去,并与公众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公共新闻学与传统的客观新闻学之间的冲突,看似是新闻记者报道态度的问题,实际上却关乎新闻学中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原理。可以说,公共新闻学的提出,是对新闻学传统某种程度上的颠覆。客观新闻学强调新闻业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它的从业者应当秉承新闻职业价值观,对事件进行准确、真实的报道与传播,强调在报道过程中的技巧与旁观立场。而公共新闻学则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因此,记者从一开始就摒弃了客观新闻学的旁观、中立态度而主动地进行议题的策划,并组织公共论坛、开展相应的公众活动等;而且,公共新闻学认为客观新闻学仅仅是提供新闻信息,并不能为公众的生活提供帮助。        3.“公共新闻”是对媒体与阅听人关系重新的科学定位。“大众”强调阅听人的无意识,“受众”强调的是阅听人的被动接受意识,而“公众”强调的则是媒体与阅听人“互动”的对话意识,从“大众”、“受众”走向“公众”意味着阅听人本位的回归,也是“以人为本”宣传方针的具体化。“公共新闻”更加重视媒体立足公共利益,汇聚社会的多元声音,就公共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设计选题,使公民能够加入到公共讨论之中,不作某个行政部门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是为“揭露”而“揭露”、为“曝光”而“曝光”,而是通过报道新闻事件的冲突场景,展示新闻事件的复杂性和连续性,提供多种解释框架和视角供公众参与讨论,禀赋客观公正、解决问题的立场来报道新闻事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新闻”互动性和主动性的优势。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公众存在的四个条件: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而不只是单向地从媒体接受来自上头的旨意;及时地、公开地对他人的意见陈述做出回应;通过公开的讨论进行有意义的公众行为;运用大型公众组织来保护自己。
　　4.“公共新闻”重新解释了新闻的本质。“公共新闻”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公民参与社会事务,而新闻媒介应首先更直接地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去。公共新闻的倡导者要求记者走进社区,与居民面对面沟通交谈,倾听其想法,寻找共同关心的话题,解决共同的问题。操作上采取媒体调查,并邀请焦点小组做访谈,以确定哪些问题对民众来说是重要问题,媒体雇用研究人员采访调研并解答这些问题。除了对重要问题组织强大的报道外,媒体还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各种论坛、召开会议,邀请广大公众参与讨论,最终找到解决办法。汤姆,瓦霍沃教授说,“公共新闻”关注的已经不是“新闻应该反映什么”,也不是“新闻应该如何表现”,而是“新闻为的是什么”。
　　作为一项运动,美国“公共新闻”在进入新世纪后已基本停息下来。但作为一种理念,却借助新兴的网络博客等新的媒介形式和新的传播现象,不断得以延伸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蔡雯教授2004年作为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对“公共新闻”进行了实地观察和研究近两年后认为,“公共新闻”在美国的最新发展, 实际已经有点偏离它最初的方向, 出现了“公共新闻”与“参与式新闻”相融合的新趋向。事实已经证明,上世纪末的“公共新闻”运动,实际上是以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为主导的,因为它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报道业务改革和职业记者的行动, 虽然普通公众在这场改革中的作用极其重要,但媒体在其中的组织和领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公共新闻”走向“公共参与式新闻”,实际上已经在质疑新闻媒介的权威地位和主导作用,其性质已经转向另一个层面,一个目前还不是很明朗、很确定的层面,其最终结果还有待观察。
　　尽管“公共新闻”运动在美国已经基本停息下来,但在我国却在以其它方式出现,也许不能为真正的“公共新闻”,可已经具有其雏形,如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公民意识在不断觉醒的国内情况,新闻界应该重视“公共新闻”的相关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好“公共新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不断完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更好地发展新闻传播事业。
　　
　　参考文献:
　　[1]袁光锋:《美国“公共新闻学”运动:民主的式微与媒体的救赎》,《法制社会》,2006.8。
　　[2]谢 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新闻大学秋季号》,2003。
　　[3]蔡 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与争论》,《新闻战线》,2004.4。
　　[4]郑保卫、樊亚平:《我国公共新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闻记者》,2008.8。
　　[5]董 燕:《“公共新闻”理念与地方电视台的社区化》,《怀化学院学报》第25卷第4期,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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