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一种比较法的视角
关键词: 其他人格利益 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人格权 类型化 案例指导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界定为“人身权益”，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格权相比，“其他人格利益”是一种反射的、消极的利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明确。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同时，也从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给予了严格限制。为准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在相关案例中对该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加以公布，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一、引言：研究的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利益的侵害因此被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包括人身权和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利益。[1]然而，与在法律上被明示规定、具有明确的内涵、外延和救济方式并且稳定性较强的人格权相比，学者们所称的“其他人格利益”往往是反射的、消极的，享有者无法请求他人履行，而只能在受到侵犯时请求法律的保护，稳定性较弱。因此，虽然《侵权责任法》将侵害“其他人格利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但与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相比，其应该受到更多限制，以确保在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与行为人的行为自由之间达至合理的平衡。
依据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３－４条的规定，对“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主要表现为对侵犯“死者人格利益”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了《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将更多的人格利益纳入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例如，在侵犯“祭奠权”、[2]“生育选择权”[3]以及“担心感染狂犬病”[4]等案件中法院都判决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张，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其他人格利益”毕竟不是人格权，行为人有时候很难知晓该利益的存在。而且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因此极易被伪装和夸大从而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肆意扩张。这不仅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泛滥，而且可能造成行为人动辄得咎的局面。因此，笔者拟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适用《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之规定。
二、前提：“其他人格利益”的界定
“其他人格利益”是“其他法益”的下位概念。龙卫球教授认为：“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为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为其他法益。”[5]结合人格权和法益的概念，可以将“其他人格利益”界定为：权利主体所固有的、与特定主体须臾不可分离的、受法律消极保护的利益。
在美国法上，有一个与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概念：“纯粹精神损害”。纯粹精神损害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在处理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相互之间关系时，由美国法院所创造的。最初，美国判例法将因身体伤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作为寄生的损害给予赔偿，前提条件是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成立；[6]而对没有身体损害的单纯的精神损害则不予赔偿。在“巴塔拉诉纽约州案”[7]中，法官首次突破了将精神损害作为身体损害附属的做法，对因过失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依据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之间的关系，美国法上的精神损害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因身体损害所导致的非财产损害，即由此引发的对受伤者的身体和精神伤害的赔偿，如对痛苦或者失去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等的赔偿；第二类就是纯粹精神损害，即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在美国法上，损害财产一般不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财产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问题不属于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
鲁晓明副教授借鉴了美国法上的这一概念，认为“纯粹精神损害”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的精神利益损害”。[8]显然，这一概念的创设及其内涵的界定与我国法学界已研究多年的纯粹经济损失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瑞典侵权责任法》第２：４条对纯粹经济损失作了如下界定：“本法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被理解为不与任何人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相联系而产生的经济损失。”[9]
不过，笔者认为，借鉴美国法上的概念却不考察其在美国法上的渊源及内涵，容易造成张冠李戴的现象。而且以是否有权利受到侵害作为划分精神损害“纯粹”与否的标准并不适宜。德国法学家冯·巴尔教授认为：“非财产损失和权利侵害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感情损失虽然会因为实体的损坏而产生，但是否实际产生却取决于个人的心里承受能力。而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真正要考察的并不是侵害所有权而导致的结果损害问题，而是人的精神痛苦在达到何种程度时才足以获得赔偿请求权。和纯粹经济损失不同，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精神损害’。”[10]也就是说，在精神损害赔偿中需要考虑的是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问题。精神损害与特定人的人身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与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没有成文法典，也就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上所谓的“权利”与“利益”之分；侵权行为客体是否是一项成文法上的权利并不是其是否获得赔偿的必要条件。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精神伤害”本身即是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客体。因此，美国法上的纯粹精神损害是为了解决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关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以该精神损害是否由身体上的损害所导致作为划分标准，而非鲁晓明所界定的以“是否有基础权利受到侵害”为标准。[11]
《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为“人身权益”。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同样采取了两分法，即人身权和其他人身利益。但是，侵害人身利益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等同于鲁晓明所称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的这种做法，是基于精神损害本身与特定人的人身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来考虑的，因而比较科学。因此，笔者建议，与其标新立异地采用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不如就采用《侵权责任法》上已经认可的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
笔者拟以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和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两国立法和司法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以期裨益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
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德国为例
《德国民法典》第８４７条即著名的“抚慰金条款”开创了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具体规定之先河。依据该条之规定，可以获得赔偿的类型主要是侵犯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以及诱使非法同居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１条（雇佣关系中的性别歧视）、第６５１条（违反旅游合同）以及第８２４－８２６条（分别为信用的危害、诱使发生性行为和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也规定了非财产损害赔偿。除此之外，《德国版权法》第９７条、《德国航空法》第５３条、《德国核能法》第２９条、《德国航海法》第４０条等都有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12]虽然规定了种类繁多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但由于缺乏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加之《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３条关于“仅在法律有所规定的情形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赔偿”的规定，法律在应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扩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上述问题，《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正是采取对这一条款进行扩大化解释的方法来应对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日益增多的挑战：第一，将某些精神损害解释为一种健康损害；第二，创设一般人格权概念，并且将之解释为该条款所指的“其他权利”。
（一）健康权的扩张及其限制
根据德国法学界的见解：“医生为逃避损害赔偿义务而使病人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之内遭受身患癌症的恐惧，属于第８２３条第１款的范畴……在此之外，休克损害，如因获悉配偶死亡的消息而发生的休克损害，也属于健康损害。”[13]另外，“如果将健康侵害的界限置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那么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应付来自环境的致害行为”。[14]由上可见，纳入“健康权”损害范围而给予赔偿的，包括休克损害、[15]精神恐惧以及环境利益受损所致损害这三类。
虽然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样重要，但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极易被伪装和夸大，因此与一般生理健康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相比，对这类健康权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例如，对休克损害而言，与类似情况下的通常反应相比，受害人所遭受的医学上可以识别的心理或身体疾病要严重得多，并且持续时间要长得多；休克必须不能表现为不合理的或者扩大化的反应；如果遭受休克损害的人是第三人，还要求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必须有亲近的个人关系。[16]也就是说，与一般的健康权受侵犯相比，对心理健康受到侵犯事实的认定更为严格。在因果关系上，“蛋壳脑袋”理论这一适用于人身损害因果关系判断的理论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例外更多。冯·巴尔教授解释为：“这一规则虽有例外（特别是在那些不过是通常的琐碎小事却导致了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的案件中）；而精神上的受损倾向不如身体上的受损倾向那样受到重视也是事实。”[17]对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亲近关系的要求，一方面满足了可预见性的规则，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损害赔偿范围的过度扩张。
（二）损害一般人格权的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限制
一般人格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院通过“读者来信案”、“骑士案”、“录音案”以及“索拉亚案”等案件的判决所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18]是指“受尊重的权利、直接言论（如口头和书面言论）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不容他人干预其私生活和隐私的权利”。[19]德国学者“菲肯彻将一般人格权（同营业权）称为‘框架权利’”。[20]然而，在德国民法学者对民事权利的性质和类型的讨论时却并未涉及所谓的“框架性权利”。也就是说，这类权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权利，而是权利之外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作为一种权利类型而提出的所谓‘框架性权利’，在德国民法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侵权行为法领域。”[21]“这一权利的特征与这款（指第８２３条第１款）所列举的其他权利是不同的。对一般人格权的侵犯不能很容易的在事实上成立。”[22]这是因为，一方面侵害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比损害特别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严格；另一方面，法官在判断责任承担时还要进行利益衡量。详而言之：
第一，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德国法上的过错责任构成包括法益侵害、可归责性、违法性和过错四个要件。在违法性判断上，德国理论界存在“结果违法性”和“行为违法性”两种观点。“行为违法性”是指“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人都应当遵循的不侵害他人的一般义务”。[23]而关于“结果违法性”，德国学者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违法性并不是什么疑难问题，因为原则上，行为符合侵权的事实要件即指示出其违法性，也就是说，只要没有特殊的排除违法性的理由，对法益的侵害总是违法的，这就是所谓结果违法学说的内容”。[24]“结果违法性”学说对“违法性”的判断采取的是一种推定的方式，并不积极去判断“违法性”要素；而“行为违法性”学说则要积极地去判断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然而，这一“指示违法性的原则不适用于框架性权利。对这些框架权利还必须对违法性进行明确的确定”。[25]由上可知，对侵犯法律明确规定权利的行为采用的是“结果违法性”学说；对侵犯“一般人格权”这种框架性权利的行为在违法性的判断上则采用“行为违法性”学说。也就是说，侵犯他人人格利益的事实并不能表明行为具有违法性，还需要考量该行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而对义务之存在与否及其限制的判断应当受制于政策考量因素。[26]
第二，一般人格权在位阶上低于人格权，而且稳定性较弱，内涵、外延均不甚明确，边界很难被行为人所知晓，因而很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面上产生冲突。[27]若动辄让行为人承担侵犯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责任，会妨碍其行为自由。因此，“在认定非法侵害特别人格权时，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权衡财产利益，但在认定非法侵犯一般人格权时，权衡财产利益就是必要的”。[28]“尤其是在媒体侵权的情况下，被告的言论自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29]甚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一项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判例中说：“利益权衡原则必须具有决定性意义”。[30]也就是说，德国法上侵犯一般人格权是否构成侵权，是个案考察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美国为例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侵权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判例法传统。在美国法上，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时并不考察原告某项具体权利是否被侵犯，因此不存在本文所讨论的侵犯“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美国法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所考虑的一些法律政策因素以及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手段亦能为我们处理类似案例提供借鉴。下面分述之。
（一）规则层面的限制
从总体上看，美国法对“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
在美国法早期，精神损害被作为身体损害的寄生损害看待。如果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不成立，即使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不能得到赔偿。也就是说，美国法意义上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在这时是不存在的。这一规则过于严苛且欠缺公平性。因为遭受了一般的身体伤害就可以获得赔偿，而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却不能获得赔偿，对受害人十分不公平。后来，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身体）影响规则”，即受害人在虽然只有轻微的身体伤害但却伴随着严重精神伤害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赔偿。例如，在“波特诉德拉威尔和ＷＲＲ公司案”[31]中，法院判决原告背部轻微的伤害或者眼中落入的灰尘都可以成为足够的“影响”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此后，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影响”的解释越来越作扩大化处理。在“大都会北线通勤铁路公司诉巴克利案”[32]中，原告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条件下长期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因担心感染癌症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案的争议就在于仅仅是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而并没有感染的症状是否构成“身体影响”。法院最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逐渐发展成为要求有身体上的症状或者是在医学上可以诊断的疾病，如有恶心、呕吐、流产等症状，或者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病人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以及国际疾病分类中《精神障碍辞典》所规定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ＰＴＳＤ）的症状。然而，由于个体的精神和承受能力的不同，有些人特别容易出现ＰＴＳＤ所描述的症状。如果不考虑这些个体性因素，对被告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具有“正常毅力”的人才能获得赔偿。除ＰＴＳＤ之外，法官也给予那些症状被相当模糊地描述为“沮丧”的人以赔偿。[33]
基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美国法院一般会要求精神损害是由身体损害导致的或者具有某种可以识别的身体上的症状，以证明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和严重性，从而避免虚假诉讼，危及行为自由。
２．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
可预见性规则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法上各种类型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行为人对精神损害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是法官和陪审团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这一规则突出表现为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
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适用于在精神损害发生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合同、法律地位或者先行行为而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案件。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行为人对受害人精神上的健康和安宁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对受害人可能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具有较高的预见性。在美国法上，这种特殊关系通常包括医患关系、邮局与收信人的关系、停尸房与死者家属的关系等。例如，在 “莫丽恩诉凯瑟基金医院案”[34]中，一位已婚妇女被诊断为患有梅毒，并且医生叮嘱其将这个诊断结果告诉丈夫，并建议其丈夫做检查。此后，该患者和丈夫彼此怀疑对方有婚外性行为，最后导致婚姻破裂。后经复诊，夫妻双方都没患梅毒。丈夫起诉到法院，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终审判决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认为，原告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原告的精神损害是可以合理预见的，因而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在判断被告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时，有两个限制性因素需要考虑：一是被告方是否负有照顾原告方精神安宁的义务，这主要是由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二是被告方对多大范围内的人负有此种义务，只有与被告方有关系或者被告对其负有义务的人才能获得赔偿。[35]
３．因果关系的限制
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之间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争论的焦点问题。
早期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被经常引用的“米切尔诉罗切斯特公司案”[36]中，法官否认原告诉讼请求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流产并不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后果，而是意外的、不寻常的情况结合一起所导致的。而在后续案件中适用的“危险区域规则”也是通过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有所突破而发展起来的。在“罗布诉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案”[37]中，原告驾车回家路过铁道时，后车轮被路口的车槽卡住了无法前行，而该车槽本是因为被告的过失才出现在这里的。原告尝试了几次移动汽车都没有成功。正在此时，被告的火车驶来，原告在火车撞上她的汽车前几秒钟逃离，并亲眼目睹了她的汽车被火车撞得支离破碎。原告躲过了火车，没有遭受身体上的伤害，但却因惊吓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此后无法哺育自己的婴儿，并且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养马工作。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满足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前两个限制条件：即被告有过失，原告有身体上的症状；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官认为被告行为是原告损害的直接原因，因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两个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关键在于法官和陪审团对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认定。在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科学的发展使得医学可以更好地确定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法律因果关系（英美法上通常称为“近因”）的认定则是一个融合了法律政策、利益衡量等众多考量因素的结果。
上述三种限制，适用于遭受精神损害的人是直接受害人的情形。如果遭受精神损害的人为间接受害人，美国法上还有专门的“狄龙要素”规则予以限制。
１９６８年的“狄龙诉莱葛案（Ｄｉｌｌｏｎ ｖ．Ｌｅｇｇ）”[38]是美国最早给予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在该案中，原告（母亲）坐在房子的门廊下目睹女儿被汽车撞死，另一原告（女儿）在车祸发生时与其姐妹一同在街上也目睹了车祸的发生。依据危险区域规则，死者的姐妹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不在危险区域中的母亲是否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呢？该案中，法院否决了要求原告和导致精神损害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有形联系的人为限制，允许处于危险区域之外，亲眼目睹了其女儿死亡的母亲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后来，从该案件中发展出了前述的“狄龙要素”规则：（１）旁观者与该事件比较接近；（２）旁观者对该事件的感觉与该事件同时发生；（３）旁观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密切。
由上可知，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人是第三人的情况下，美国法院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上规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然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死者近亲属在死者死亡时是不是在现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没有任何影响，即使是事后知晓的也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日本法也是如此处理的。[39]这可能跟我国与日本在文化传统上比较相近有一定关系。换言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一国的文化、社会风俗等存在一定的关联。
（二）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方面的考量
在英美法上，政策也是法官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40]法官所考量的政策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诉讼洪峰
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官担心众多的当事人会以伪造或者夸大的精神损害为由请求赔偿，从而导致出现诉讼洪峰，因此拒绝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虽然随着科学和医学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精神损害及其成因在医学上可以被证明，越来越多的精神损害得到赔偿，但这一限制性因素在美国法上一直发挥着作用。
２．粉碎性责任和比例失调
紧接着诉讼洪峰而出现的问题即是被告的粉碎性责任，即如果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过于严苛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有可能导致被告破产。这是美国法院在“石棉案”等大规模侵权案件中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41]尤其是在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产品责任案件中，如果某种产品被证明有某种缺陷可能导致某种伤害，而使用它的人尚未出现任何征兆时，他们能不能以担心罹患某种疾病或者死亡为由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此类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也被认为与美国出现的破产潮有重大关联。此外，如果对精神损害赔偿不予以限制，还可能导致原、被告双方责任比例的失调，而这又与罪责相适应原则相悖。
３．寒蝉效应
寒蝉效应主要体现在侮辱、诽谤和隐私侵权一类的案件中。在这类案件中，法官需要考虑信息传播、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等社会价值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对名誉等人格利益的侵害变得更加严重。如果过于加重信息发布者、服务提供商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会导致寒蝉效应的出现：由于担心承担责任，知情者以及服务提供商都不敢发布和传播信息，从而造成信息传播不顺畅、公众的知情权受到损害、舆论监督的作用难以发挥的后果。这显然有悖于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
４．文明规则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和《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次）》关于故意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均首先强调行为人的行为是“极端的和无礼的”。在对条文的阐释中，规定极端和无礼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这就从行为的程度和性质上对造成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进行了界定。而忍受偶尔的严厉和有害的行为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42]也就是说，法官在判断是否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时还需要在可接受的社会行为与异常的社会行为之间进行区分。对这两者做出区分是非常困难的，往往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等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五、代结论：对《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之理解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品质，根据这种品质，通过权利的概念，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43]可见，人格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从本质上与权利法定原则并不相容。精神损害赔偿是人格权受到侵犯后的一种最主要的救济方式。张新宝教授就认为：“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不采纳‘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法定’的原则。”[44]《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为“人身权益”，因而将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也为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一般人格权毕竟不同于具体人格权，“其他人格利益”也不同于人格权。从总体上而言，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相较于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限制。
（一）政策考量
利益衡量以及个案考察是法官在判决侵犯“其他人格利益”的案件时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法律政策层面上，需要考虑给予某一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以赔偿是否可能导致大量伪装的、在司法上无法判断的类似案件的出现，从而导致法院不堪重负。尤其是在大规模侵权中，如果对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过于宽松，极可能导致被告破产，而一些带有公益性质或者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破产后又会危及公共利益。此外，对侵害行为本身进行某种道德层面的衡量，实现“罚当其罪”也是矫正正义的核心——公平原则——的要求。[45]
（二）具体操作
１．在构成要件方面的限制
由于“其他人格利益”本身具有模糊性，因此无法凭借权利本身受侵犯的程度来为精神损害程度的判断提供指引。精神损害是否引起了某种身体上的症状、从医学的角度能否对这种损害及其程度予以证明，对判断精神损害的有无及其严重程度意义重大。而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是否可以预见，直接关涉到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判断。
“其他人格利益”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也决定了行为人对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没有很强的预见性，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
至于因果关系，尽管从事实角度看，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与侵犯“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之间并无太大差异，但从法律角度来看，法官对侵犯“其他人格利益”的行为与精神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掺入了更多的政策因素。而且，“蛋壳脑袋”理论[46]在适用中也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因此，从构成要件角度看，给予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限制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２．限制实现的途径
我国虽然是大陆法系国家，但在两大法系逐渐融合的趋势下也不妨借鉴一下英美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这对限制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具有很大作用。引起精神损害的原因多种多样，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新的精神损害类型不断涌现，各种类型的精神损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美国法上，就出现了诸如“影响规则”、“危险区域规则”、“特殊关系规则”、“旁观者规则”等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精神损害的规则，并且在《美国侵权法重述》中加以明确规定。[47]因此，除了上述指导思想以及操作层面上的一般限制之外，笔者建议，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将精神损害类型化，[48]并在相关案例评述中对该种类型的精神损害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公布出来，供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作为参考，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注释:
[1]人身权是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总称。身份权是民事主体基于特定的身份而享有的民事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身份权逐渐受到限制。近年来，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中发展最为迅速和最富有争议的议题是损害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因此，笔者仅研究人格利益被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2]参见吴允波、徐西江：《岳父母法庭追讨祭奠权》，ｈｔｔｐ：／／ｕｎ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８８６０７／８８６２６／６５７６４９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０－０６－２８。
[3]参见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鄂荆中民二终字［２００７］第５２号）。
[4]参见王爱民：《狂犬疫苗未能按疗程注射 精神损害抚慰金获得支持》，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ｆｉｎｄｌａｗ．ｃｎ／ｌａｗｙｅｒ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６１７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０－０６－３０。
[5]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６页。
[6]Ｓｅｅ Ｍａｒｃ Ａ．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Ｒｏｂｅｒｔ Ｌ．Ｒａｂ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Ｇｒｅｅｎ，Ｔｏｒ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８ｔｈ ｅ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２６４．
[7]Ｓｅｅ Ｂａｔａｌｌａ ｖ．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１４Ｎ．Ｙ．Ｓ．２ｄ３３０（Ｎ．Ｙ １９６１）．
[8]参见鲁晓明：《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9]转引自张新宝、张小义：《论纯粹经济损失的几个基本问题》，《法学杂志》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10][17]［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８页，第５８１页。
[11]由于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问题相对比较容易得到解决，因此美国法学研究和课堂教学的重点在于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而对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较少关注。
[12]Ｓｅｅ Ｗ．Ｖ．Ｈｏｒｔｏｎ Ｒｏｇｅｒｓ（ｅｄ），Ｄａｍａｇｅ ｆｏｒ Ｎｏｎ－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 Ｌｏｓｓ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Ｗｉｅ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０１），ｐ．１０９．
[13][1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３６－６３７页，第６３６页。
[15]参见张新宝、高燕竹：《英美法上“精神打击”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借鉴》，《法商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16]Ｓｅｅ Ｗ．Ｖ．Ｈｏｒｔｏｎ Ｒｏｇｅｒｓ（ｅｄ），Ｄａｍａｇｅ ｆｏｒ Ｎｏｎ－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 Ｌｏｓｓ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Ｗｉｅ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０１），ｐ．１１１．
[18][20][3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０５－８０７页，第８０７－８０８页，第８０７页。
[19][28]［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１页，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21][24][25][27]参见［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８页，第８５页，第８５页，第５８页。
[22]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兼论比较法研究中的“体系意识”》，《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23][26]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５页。
[29]Ｃｅｅｓ Ｖａｎ Ｄａ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ｏｒｔ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７７．
[31]Ｓｅ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ｖ．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Ｌａｃｋａｗａｎｎａ ＆ Ｗ．Ｒ．Ｒ．Ｃｏ．６３Ａ．８６０（Ｎ．Ｊ．１９０６）．
[32]Ｓｅｅ Ｍｅｔｒｏ Ｎｏｒｔｈ Ｃｏｍｍｕｔｅｒ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Ｃｏ．ｖ．Ｂｕｃｋｌｅｙ（９６－３２０），５２１Ｕ．Ｓ．４２４（１９９７）．
[33]Ｓｅｅ Ｓｅｅ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Ｈａｒｐｗｏｏ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ｏｒｔ Ｌａｗ（４ｔｈ ｅｄ．），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０，ｐ．４８．
[34]Ｓｅｅ Ｍｏｌｉｅｎ ｖ．Ｋａｉｓ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２７Ｃａｌ．３ｄ９１６；６１６Ｐ．２ｄ８１３；１６７Ｃａｌ．Ｒｐｔｒ．８３１；１９８０Ｃａｌ．
[35]Ｓｅｅ Ｄａｎ Ｂ．Ｄｏｂｂｓ，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Ｃｌａｉｍｓ ｆｏｒ 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ｔ Ｉｎｆｌ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Ａｒｉｚｏｎ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
[36]Ｓｅｅ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ｖ．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Ｒｙ．Ｃｏ．４５Ｎ．Ｅ．３５４（Ｎ．Ｙ．１８９６）．
[37]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Ｃ．Ｐ．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Ｓｅｂｏｋ，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Ｚｉｐｕｒｓｋｙ，Ｔｏｒｔ ｌａ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ｒｅｓｓ（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０８），ｐｐ．７０１－７０５．
[38]Ｓｅｅ Ｄｉｌｌｏｎ ｖ．Ｌｅｇｇ，４４１Ｐ．２ｄ．９１２，９１４，９２０－９２１（Ｃａｌ．１９６８）．
[39]参见［日］圆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赵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２页。
[40]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Ｒａｂｉｎ，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ｏｒｔ Ｌａｗ：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４４Ｗａｋ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
[41]参见朱岩：《大规模侵权的实体法问题初探》，《法律适用》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
[42]Ｓｅｅ Ｃａｌｖｅｒｔ Ｍａｇｒｕｄｅｒ，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ｏｒｔｓ，４９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３３，１９３６．
[43]［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０页。
[44]张新宝：《从司法解释到侵权责任法草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45]参见［美］格瑞尔德•Ｊ．波斯特马主编：《哲学与侵权行为法》，陈敏、云建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页。
[46]参见杨立新：《论医疗过失赔偿责任的原因力规则》，《法商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47]参见周琼：《论过失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48]参见谢鸿飞：《精神损害赔偿的三个关键词》，《法商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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