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广田文学批评观形成的背景
[论文摘要]纵观李广田文学批评观的形成过程，幼时的家庭环境、北大读书期间的异国知己、现实的时代经历都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上述三方面是李广田文学批评观形成的背景。
[论文关键词]李广田 文学批评观 形成背景
李广田以诗歌、散文的创作叩开文坛的大门。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功地创作了一系列优美的散文，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冯志先生说：“广田的散文在乡土文学中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散文篇篇都是“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到了40年代，李广田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工作，他在《自己的事情》里说：“我的兴趣转移批评方面来了。”1943年李广田出版了第一部文学评论集《诗的艺术》。1948年到1950年李广田先后又出版了四部关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著作：《文学枝叶》、《创作论》、《文艺书简》、《论文学教育》。李广田的文学批评思想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他在自己精心构建的小天地里捉摸自己的情感和文字，追求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审美性，和现实政治生活保持着距离，追忆远离政治中心的故乡的纯真的梦；到后期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走进现实生活，在作品中主动表现客观现实，主动配合现实政治斗争，追求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和功利性。这一发展过程是李广田文学批评思想不断进步的表现。纵观李广田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过程，幼时的家庭环境、北大读书期间的异国知己、现实的时代经历都对他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家庭环境
李广田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因家庭生活贫困，幼年时就过继给中年无子的舅父。养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勤劳节俭，为了生计终日在田间劳作，李广田在《自己的事情》这篇文章里，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养父母，“他们都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忠厚，朴讷，辛劳，节俭，有病不请医生，受欺不敢反抗，除非喜庆丧亡，乡党邻里也很少往来。””“普普通通，过着朴素简单的生活，他们和中国农村的广大农民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由于贫穷李广田过早的参加地里的劳作，拔草拾粪，“凡农家工作，除体力所不能及者外，我都能作。”“这样便和土地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培养了李广田对土地的感情，哪怕对地面上生长的小草他都有一种亲切之情，父亲让他去拔草，面对小草，李广田在多年以后向我们说出他当时的想法：“我觉得有些小草也是怪可爱的，纵然知道碍着田禾的生长，也不忍把它们拔去，如木笔蒲公英之类都是的，而被我保留最多的还是雀蓑。”这些小草在李广田手下的得以继续生长，同时它们也给李广田无尽的诗情。李广田后来专为雀蓑写过一篇文章《雀蓑记》。李广田对土地的这份感情是真挚而热烈的，他在《地之子》一诗中写道：““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问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做为人子的深情。／……／但我的脚却永踏着土地．／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
由于对土地的这份深情，李广田不止一次表示甘愿做一个乡下人，在《(画廓集)题记》中他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像一个刍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所以好多评论家都把李广田称为“平原之子”、“地之子”，如诗人方敬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地之子”——忆李广田同志》，臧克家也写过纪念李广田的文章《大地之子——记广田》，就源于土地所赋予李广田朴素无华的气质及他对于土地的那份深厚情意。除此之外，李广田的亲生父亲也对李广田的成长影响很大。…李广田的养父其实是他的舅父，李广田在《<画廊集>题记》中曾描述过他的两位父亲，“我的幼年生活，完全是在这位勤俭劳苦，而又有点迂直的舅父的影响之下过来的，但同时我又极爱慕我那位喜欢吃酒，喜欢说牢骚话，又喜欢读陶诗的父亲，虽然我同他见面的机会并不很多。我是在这么两种教养之下生长起来的，我常觉得自己的性格中依然存在着这两种性格。”这两位父亲在李广田作品中多次出现。《悲哀的玩具》中描写了那个只知道下田干活吃饱饭，无暇关心孩子心灵的养父。《或人日记抄》中向我们讲述了因为母亲偷了自己家本不宽裕的粮食去救济娘家人而遭到养父的毒打的事。在《五车楼》和《花鸟舅爷》中我们认识了那个天真浪漫，整天吟诗舞剑种花喂鸟的可爱的父亲。这两个父亲，一个朴素无华，生活在现实之中；一个是天真浪漫，生活在理想之中。李广田所说的自己性格中依然存在着这两种性格，就是上述两位父亲身上的性格。李广田从这两位父亲身上继承来的这两种性格在他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他早期追忆故乡，描写故乡风俗，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性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天真浪漫，生活在理想之中的父亲对他的影响。他后期关注现实，注重文艺作品对现实的教育意义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他那位朴素无华，生活在现实之中的养父对他的影响。
二、异国知己
李广田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外文系，外文系的课程中有英国文学，他最偏爱的是英国的散文，他把英国几个不太被人注意，过着寂寞生活的散文家当成知心朋友，这几个作家便是十八世纪的怀特和后来的何德森与玛尔廷。从这几个朴素的作家笔下，李广田找到了让一个中国农村成长起来的儿子感到亲切的事物，尤其是玛尔廷的《道旁的智慧》更让李广田喜爱有加，李广田曾说：“《道旁的智慧》(Waysidewisdom)是英人玛尔廷(E．M．martin)的一本散文集，我喜欢这书，因为他的文章是太适合我的脾胃了。”玛尔廷的书里到底有什么这么吸引李广田呢?李广田说：“在玛尔廷的书里找不出什么热闹来，也没有什么奇迹，叫做‘道旁的智慧’者，只是些平常人的平常事物。(然而又何尝不是奇迹呢，对于那些不平常的人。)似乎是从尘埃与道上，随手掇拾了来，也许是一朵野花，也许是一只草叶，也许只是从漂泊者的行囊上落下来的一粒细沙。然而我爱这些。这些都是和我很亲近的。”这些话用来概括李广田自己的散文特点是非常贴切的。也可以说他是借评价玛尔廷来对自己作品的风格所作的注脚。李广田在《<灌木集>序》这篇文章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散文特点是说：“我常常在私心里藏着样一个比喻：比之于那高大而坚实的乔木，我这些小文章不过是些丛杂的灌木罢了。灌木是矮矮的，生在地面，春自生，秋去自枯，没有矗天的枝叶，也不会蒽为丰林，自然没有栋梁舟车之材，甚至连一树嘉荫也没有，更不必说什么开花与结果。”…删这些话当然是李广田的自谦之词，但我们看这些话和他评价玛尔廷作品时的话是不时如出一辙呢?
玛尔廷爱好自然，喜欢到处旅行，但他不去涉足于繁华的都市，只是漂泊在远离都市喧嚣的地方。如荒凉的城镇，破败的小屋，原始的丛林，他所接触的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贫困的人，像马车夫，游方香客等。他的作品多带有田园或乡村的风味。《道旁智慧》里的文章是自然而洒脱的，仿佛是随意写下的文字，读他的文章让人感到好像在一盏黄黄的灯光下，听他低声向我们讲述关于乡村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把我们引入到一种静谧安详的境界中，让我们忘记生活的疲倦，人生的困苦。李广田在玛尔廷作品中找到了让自己感到亲切的地方，于是他也拿起笔描写自己家乡，那个不算华丽的朴野小天地。在北大读书期间写下的《画廊集》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山东农村风土人情的图画，精彩纷呈。张维在《我永嗅着人间土的气息》这篇文章里写道：“李广田和何其芳除写诗外，更致力于散文的写作，并在这方面倾注了不少诗情、诗艺。他们都受英国十九世纪最流行过一时的所谓‘家常闲话’式散文的影响较深，也学写过。而数李广田最能学写出这一路文章的味道，写来如行云流水，不拘一格，追求艺术完整。当时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是从英国开始，并且，‘大抵是借助英国的力量的’。(郁达夫语)李广田处于专攻英语这样的‘近水楼台’，受英国散文的影响之深则不难想见。”…张维的这话说的是非常中肯的，我们从李广田的文章里确实能看出玛尔廷的痕迹。《画廊集》里的《野店》一文和《雀蓑记》里的《山水》一文，这两篇文章最具有玛尔廷的味道。《野店》写中国农村的小旅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千百年来，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浪迹天涯，为生活奔波的人们一夕相聚，一见如故，他们相互倾吐真情，说说有时连父母妻儿都不曾说过的话题，这里的店主人也让人感到亲切，小店里充满着一种特别的人间味。还有《山水》一文，李广田以一个平原之子的赤子之心，深情地讴歌自己家乡所在的平原，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婉转的文笔，把一块普通的平原写的起伏曲折耐人寻味。
李广田的儿李岫在《画廓、雀蓑及其他》一文中也谈到了《野店》这篇文章，她说：“《野店》是画廊中的一幅。……全篇从构思到基调，都可以看到玛尔廷散文的痕迹。玛尔廷有一篇散文叫《篱笆旁边的荷马》……这种纯朴自然的情调，在平庸的事物里对美的探索，歌颂马夫或住野店的人们，都是极其相似的。不同的是，一个是英国的田园风味，一个则是中国农村，陈涉吴广式的不忘昔日相聚的慷慨义气。”…从李岫的这一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在平庸的事物里发现美，歌颂美，这也是二人最大的相同之处。冯至在《李广田文集》序里这样感叹道：“如果玛尔廷在世，读到这两篇文章，不知是要引为同调呢，还是自叹不如?’’
从以上可以看出玛尔廷在李广田早期文学创作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它不仅影响着李广田对作品题材的选择，也影响着李广田形成朴素的创作风格。李广田沿着他们乡土散文的道路一路走来，也是硕果累累。仅1936年一年就有三部文集出版。这些作品也为李广田赢得了很高的文名。冯志先生说：“广田的散文在乡土文学中是独树～帜的”。李广田尽管非常欣赏那三个英国散文家，有志于写出像他们那样优美的散文，但他不能像他们那样忘记了生活的疲倦和人生的争执，现实把李广田从自己的小天地里拉了出来。
三、时代经历
1935年李广田大学毕业后，在济南一个中学当国文教员，妻子王兰馨在离济南不远的泰安教书。每个周末李广田从济南来到泰安。泰安就在泰山脚下，所以夫妻二人得以尽情地领略泰山雄伟壮丽的风光，有时就住在泰山上的旅馆里。相对平静的生活激起李广田的创作热情。散文名篇《山之子》、《扇子崖》就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李广田视野更加开阔，他不再仅仅停留在对故乡的迫记上，他更加关注广大山民、农民的命运，他不仅在作品中描写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还思索着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时期的李广田从一个“平原之子”上升到“山之子”的高度，他开始鸟瞰世问万象、人间疾苦。
1936年对李广田来说是一个收获年，三月，诗集《汉园集》(与卞之琳、何其芳合著)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同是三月，散文集《画廊集》由商务出版社出版，11月，散文集《银狐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当李广田再次审视这些作品时他感到不满足了，在《自己的事情》中，他说：“对于这些东西，当然不自满足，但确乎仿佛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因此也就忘了外面的大天地，当我关在书房里捉摸自己的情感和文字时，外面的暴风雨却正在进行着。”…李广田对自己在朴野的小天地里寻找美和真实的过去不满足了，他开始自觉地渐渐转变文风，作品中关注现实的客观描写多了起来。这在他的第二本散文集《银狐集》里便有所表现，在《(银狐集)题记》里李广田自己也作了说明：“我觉得我文章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老渡船》里描写了一个老船工，任凭自己的一生，像那艘破旧的老渡船那样，被一个叫命运的东西牵着，在苦难的河流里渡来渡去。《柳叶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的美好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一个虚无的孩子身上，被人摧残到死的女戏子悲惨的一生，在这些作品中客观的现实性内容逐渐多了起来，对于人生苦难的描写也多了。
时代的发展把他拉到更加残酷的现实面前。1937年12月24日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李广田师生一群人被迫离开济南，辗转南下，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流亡生活。在流亡途中，李广田看到了以前所不曾看到的社会现实。首先，他看到广大农民生活贫困至极。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受到土匪、贪官污吏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次，政府当局更是一片黑暗，公饱私囊，荒淫无耻，甚至共同欺诈柔弱的百姓。李广田还亲自目睹了教育界当局的昏庸、顽固、视人命如同草芥的可恶做法。当这支流亡队伍到达汉江时，正值连降大雨，汉江水位猛涨，这时校方领导不顾阻，硬要强渡汉江。强渡已是十分危险的事了，校方竟然又下令每条船加载面粉数百袋，这样船的重量猛增。结果仅仅下泻几公里便遇礁，危急时刻，校方领导竟然下令先救好不容易筹来的面粉而不去救人。直接导致二十二名如花的少女葬身汉江。这件事让李广田异常悲愤，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的生命因怀有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不愿做亡国奴而踏上艰苦的流亡之路，结果却由于教育界当局者的昏庸残忍惨死，他们还不如战死沙场。李广田面对汉江向这些昏庸残忍的教育界领导发出了赌咒：“唯愿世间完全干枯，／也不要一滴清露。／但天地干枯又将何用，／二十二个生命已经葬身鱼腹。……”
在这样黑暗的现实面前，李广田一改过去在平庸的事物里寻找美的文风。他开始撕开现实那虚伪的面纱，向人们展示那背后隐藏的真实。《他说：这是我的》、《手的用处》等篇，矛头直指反动统治者，他们那贪婪的心，永不知满足。用他们那本来应该用以创造的双手千方百计的掩饰罪恶，粉饰太平。《这种虫》讽刺挖苦那些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人云亦云、墙头草随风倒的人。在这类文章中，我们明显地感到锋芒性加强了，战斗性增加了，文章的格调也更加明朗。在此后的文章中这一表现更加明显。以后的李广田更加注重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及功利性的_面。关于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李广田在《论文学教育》中说：“它教人以自处之道，而更重要的还是对人处事之道，总之，是教人以作人的态度。”在以前的作品中，李广田追求的是文学作品对抽象的人性的塑造作用。时代的发展及需要使李广田更加实际的发挥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教人以作人的态度”。李广田因此要求文学作品要反映时代内容，要走进生活，要和政治工作互相配合，要采取广大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教人以作人的态度”。
家庭环境、北大读书期间的异国知己、现实的时代经历就是这样给予李广田以影响，他逐渐的改变着，也在不断的丰富着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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