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周劭馨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周劭馨在数十年的文学评论中，坚持理论和文采的良性互动，对中国文化审美现象的双向探讨，对青年作者的热情关怀。
论文关键词：文学评论 治学和为人 理论和文采
早就听过不少前辈、师友一再提及周劭馨治学的严谨和为人的谦逊。果然，想进一步了解他为江西文学所作的贡献时，他总是摇摇头一再转向别的话题。“早年省作协评论组的‘十八棵青松’确实为本省作家作品做了很多的鼓吹工作，但本人作为一名业余评论工作者，出力不多，大量工作并卓见功效的是其他同志。”每次谈话，周劭馨都坚持这么说。
一、理论和文采的良性互动。文学评论既要有理性的分析，更要有一场感情的主体投入
“神奇的西双版纳，是一首朦胧的诗，是一个美丽的梦。在这个遥远地方发生的故事，我所感受到的情调，颇类于金小风演唱《月光下的风尾竹》，但又多了几分哀怨，几分惆怅。也许它到底只是一种心灵外化的比兴，重要的是，郭国甫创作《梦回南国》，决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恰恰是‘却道天凉好个秋’。”——这样的文字你肯定会当作一篇精美的散文来面对。而这样的文字又的确属于评论，是对郭国甫的小说《梦回南国》的评论。
——这便是周劭馨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风格。
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数十年里，周劭馨始终坚持“论”与“文”的紧密结合。文学评论要评中有论，评的质量高低也取决于论，因此文学评论要恪守自身的学术品格。评论更重要的是总结创作规律，引导创作的发展和提高，单纯地为作家推销作品而服务是不够的，还应有学术建树、学术个性。另一方面，文学评论也是文学，因此也要有文采，在文学鉴赏的基础上，有评论者主观的感受，有一场感情的投入。
刘志阳的小说《蛞蝓》，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爱情的悲剧故事。周劭馨对文本进行分析之后，他的心情不禁忧郁起来，“读这篇作品的时候，总感到它是那样的阴郁，我的心仿佛浸饱了雨水，显得特别地沉重，浑身的毛孔都像被雨水沾住很不自在。那幢闹鬼的房子浮沉着，摇动着，却依然显现在黄昏的细雨中，而且即将又有另一个女人要搬进去，而我是多么希望它能轰然倒下!”
在分析陈蔚文的小说时，周劭馨文采飞扬的批评风格显得更为突出。他写到，“陈蔚文的小说恰似一匹质地优良的嫩绿色丝绸，它在微风中展开，漾起一圈圈涟漪，纯净，柔软，生动，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但她有的小说也颇呈异彩，既保留了这种一贯风格，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成色。《1818年的围屋与爱情》就使你感觉到，它似乎粗糙一些，驳杂一些，但却有了一种格外的充实。尽管那个商人和歌妓的爱情，在极困顿极无奈的境遇中仍然纯净如雪，但围绕他们弥散开来的历史沧桑和世俗偏见的云烟，却使它成了一个时代的叙事。我是很看好这篇小说的，因为它预示着一种境界的开拓。”
显然，由于评论者的主体参与，使得这些文字荡漾起来，我们随着评论者的悲喜而悲喜。待我们心情平静之后，不由萌生出要去读读小说的欲望。在这里，评论与文本的关系由客观、冷静的评述而变得无限亲和、灵动起来。
周劭罄还是江西诗坛六七十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后转入评论的。出于对诗歌评论的偏爱，我从上世纪80年代的《星火》中查阅到周劭馨两篇对江西诗歌的评沦。《时代风涛的心灵回声》是对新时期江西诗坛状况的描述，还有一篇——《队伍来到了开阔地》是评述《谷雨文学创作丛书·诗歌集》的。两篇评论洋洋洒洒，娓娓道来，既鞭辟人里，又深入浅出，饱含着一位评论家对江西诗歌的切切关怀之情。在周劭馨的诸多评论中，娴熟驾驭语言的能力自然不说，你总能感受到一股压抑不住的激情喷薄而出。有时他干脆把评论当作散文来写，如《他心中有一块圣地——评俞林长篇小说<在青山那边>》、《又回到旧时庭院——对(梦回南国)的一些感悟》、《秋山柿于红——<黑眼睛天使>的感悟》等等莫不如此，你看连题目都是散文化了。
二、中国文化审美现象的双向探讨。对审美现象进行文化的考察，进行学术研究的一次开拓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文化史研究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之后，比较哲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等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周劭馨历经数年，从审美文化着手，在综合美学、文艺学、文化学知识的基础上，对中国审美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周劭馨认为，审美文化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新的学科，和其他传统的和新兴的学问一样，都是为了掌握世界，因此它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向进行深人研究。1992年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他的专著《中国审美文化》，12章20万字的论述，就是他苦心经营的成果。
周劭馨对中国普遍的文化与审美现象，进行了双向探讨。一方面，他阐述中国的整体文化观念如何统领、影响审美意识，后者又如何表现出中国艺术的独特个性，另一方面，他从中国艺术的特征人手，探讨中国审美意识的独特性及其文化底蕴。进而揭示中国整体观念文化的民族个性及其对艺术的渗透和影响。
在完整的理论体系中，他致力予对中国审美现象进行文化性质的考察，对中国文学艺术独特的民族个性及其历史文化底蕴作出真实的揭示。他从中国独特的宇宙意识、人生哲学、人本主义、道德观念、人格精神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文化特征，探索其对中国审美意识的渗透影响。他还从中国独特的审美把握方式、形象体系的显示方式、审美表现的重心、艺术风格的特征以及审美接受特征等方式，反映社会一般文化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
有人以西方文化作为衡量中国文化的标准尺度，周劭馨认为，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参照系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把其作为标准尺度甚至是典型模式来对待，则有失偏颇。在审美文化的研究上，他运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在中西比较中凸现民族个性。有评论家认为，周劭馨对中国审美文化的研究，“建构了一个独创的完整理论体系”，“填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
在进行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同时，周劭馨对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学习外国优秀文化，他认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属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文艺的传统作为一种遗传密码，不可避免地要流贯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也许有时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破译这种密码，但是正如一位年轻的诗人所说的，‘我断定自己的血液里流着土地!土地的灵魂在撼动我一颗跳跃的心!”’无疑，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对民族文化的扬弃，不仅要面对凝结在古代典籍中的文化，还要开发蕴藏在地域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包括地域特征孕育的形式，化为一定的生命方式，并逐渐内化为某种独特的心理结构的。这种心理结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也能相对恒定地保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之中，它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最内在的本质，最鲜活的灵魂，抓住了它，就能导读一个地域的文化，也能导读一个民族的文化。”但同时周劭馨又有一种开放的态度，特别是对艺术形式，他主张“有容乃大”，他就说，“在文学形式上，不敢学习外国，不敢引进借鉴，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是没有出路的。长期以来，我们满足于一个‘土’字，把一切‘洋’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都视为‘异端’，对外国的一些新的文学流派，不接触，不研究，不借鉴，一概当作‘腐朽没落’的东西拒于国门之外，这是我们的文学落后于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评论要有诗意，又难免失之肤浅。而要深刻，又很难赋予文采。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达到"深刻的诗意"”
评论家应当比作家更具备多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更系统地对社会了解，更深刻地对现象判断的能力，然后才能给予作家更有效的帮助。文学不是孤立的，它和美术、戏曲、建筑等一切艺术形式都会发生关联。文学批评往往从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审美的广阔背景下，阐示创作的规律所在。
新时期以来，文坛进行了不同的探索试验，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创作方式和风格“多元化”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在多元化创作的背后隐藏着迷乱和迷茫。对此，周劭馨撰写了《关于形成新的创作规范的断想》等一系列评论进行探讨。在他看来，一种创作方法能够取得成功，需要具备至少三种条件，一、消化能力强，包容性大，能够融汇多种创作方法的长处与优点，二、具备能最充分地反映和表现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能力，少有局限，三、作品既能切合读者的欣赏要求，又能提升读者的欣赏要求。
因此周劭馨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内在精神，应该与这个时代社会发展必须激扬和必须呼唤的精神文化相一致。”他还认为，“一部作品如果能以一种卓然独立的品格，使人们意识到某种新的东西的萌发，它就具有一定的开拓的意义。”回周劭馨的评论涉猎较广，内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迅速地反映出时代生活。并且，他不仅能抓住作家作品与众不同的个性，而且将其和时代生活相结合，《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视野》、《浅谈文学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论中篇小说创作的美学尺度》等篇章都是如此。1986年11月，他的评论集《文学的求索》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评论家认为论集中收入的有些文章“写得很扎实”，是“具有新见解的系统化的好文章”。
在不少评论中，周劭馨极力从作品的文化底蕴中进行挖掘，从而表达出作者灵魂中更为深刻的内涵。在评论陈世旭的长篇小说《裸体问题》中，他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精辟的阐述，“知识分子作为精神生产的主体，不仅仅运用历史提供的材料，也运用现实提供的材料，他们生产的精神产品是取之于整个社会的，是具有时代的、全民的性质的，而他们自己又是这种精神产品的最富有的占有者，因此同样地，他们的精神现象也是一种时代的、全民的精神现象，从知识分子的精神、意识、文化心理，也就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精神、意识、文化心理。”他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来分析小说中描写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各种不同个性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作出合乎逻辑的揭示。
周劭馨在一篇评论中谈到江西革命历史的题材创作中有一种“女神情结”，并从地域环境、作家主体、文艺传统几个方面阐述了它的成因，其中甚至涉及采茶戏，“采茶戏在江西土生土长，遍及城乡，人见人爱，而它本质上却是一种俏妹子美学，以年轻、貌美、机灵、活泼的女性为主角，并以女性为中心，男性画着三花脸，走着矮子步，围绕着女性团团转，这是艺术构思的基本模式，也是舞台调度的基本原则……这种‘俏妹子美学’与我们探讨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女神情结’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呢，”凹这样的分析是比较细致、比较周全的，也有相当的深度，更显然与他对中国审美文化熟稔很有关系。
周劭馨重视粥示创作的文化内涵，但是他又坚持文学的生活性，十分在意文学作品中生活的魅力。他在评论一些“文化寻根”的作品时，“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让文化对生活规范得太严，而是有意识地注意使理性的传达更加节制一些，含蓄一些，生活的展示更加放开一些，淋漓一些，让文化语境下的浑厚的生活原色，能闪射出更加动人的魅力。
一篇评论，如果讲究文采的漂亮，就很难达到深刻。如果要深刻，就很难做到文辞丰美。而周劭馨的评论，恰当地做到了深刻的诗意。对于评论而言，1000字左右和5000字以上的篇幅最难令人把握。对于前者，尺幅之内如何驰骋千里，而后者，广阔天地又该如何集精神于一体，对于囊括100位母亲列传的《中国母亲》，如何用不到两千字的容量恰当地评价，周劭馨把手掌一翻，用一系列排比句式就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并进而指出，“书中洋溢着的精忠报国的精神，肩担道义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敬业乐群的精神，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可宝贵的元素，最有生命活力的元素，它铸炼着中华民族的禀性，中华民族的肝胆!石在火在，永远不灭!”o——而在《2001年江西小说几个文本的阅读》、《穿行2002年江西小说现场》等评论中，更让人觉得他驾驭“深刻的诗意”的超人之处。他似乎像一位得道的高僧，你还没来得及看清，他巳将悬崖上的果子摘取下来。而这一切，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岂能自如实现呢，
四、写作就是实验。年轻作者在多样化创作的实践中，未必都成熟，但善意的批评和赞扬对他们都是有益处的
从周劭磬文学批评的对象来看，尽管鲁迅、王统照、沙汀、王汶石、徐怀中、刘兆林、何建明等现当代作家作品都有专文评论，但他最关切的却是新时期江西作家的创作。不仅在不同时期发表了一些综评性的文字，而且为不少作家的创作写过专文。他为我省作家的目光越过丘陵地带，投身更加高远的天地而欣喜，殷切地期待着我们的队伍早日挺进开阔地，占领制高点。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周劭磐对我们年轻作家的创作，关怀热忱，寄予厚望。他经常提到杨剑敏、陈然、陈蔚文、叶明新等年轻作家的作品，为他们在创作上取得的成绩感到鼓舞，认为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是我省文学发展提高的希望和未来。在这里不能不提《穿行2002年江西小说现场》。这篇万余言的评论被20003年3月号《创作评谭》头条推出。这篇评论是他继《2001年江西几个小说文本的阅读》之后的又一关注江西小说创作的评论。面对2002年创作丰收的江西小说界，周劭馨激情飞扬。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这篇评论对年轻的小说作者的热切关注。在此评论中，除4位作家外，其余11人全部是年轻作者，有的甚至是只发表1篇小说的年轻作者。当然，我省不少现在有影响的中老年作家，他们青年时代的创作，周劭馨也作过热情的评价。
在新的文学形势下，年轻的作者会表现出较为活跃的创作方式。他们敏于接受新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段，努力追求新的突破，尽管要有一个消化过程，开始也许难免不带模仿痕迹，然而“年轻的作者有益探索是值得为之欣喜的。模仿总比拒绝好。写作是一个实验过程，是实验就未必都成熟，却可以走向成熟。
对于处在探索阶段的新面孔，应当积极关注，哪怕你是批评，对他们也有激励。”周劭馨把自己当作普通的读者，阅读作品不囿一类。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的作品，能让他喜欢上的他都喜欢，现代派或者先锋派的作品，他也爱读。因此，年轻作者的作品，他都认真对待。
他认为年轻阶段是能否成才的重要阶段。作为一个关注文学发展的人，理应把目光多放在这些年轻人身上。诚然，几位作家隐匿在文本中的理性，未必都具有充分的现代性，离时代前沿也许更有一段距离。但他们的实验性写作，能够校正非理性、反理性的偏颇，重新召回理性，使作品透出一种理性精神，加上他们在艺术手法上借鉴外国艺术的同时，又心存着一份对本土受众阅读习惯的尊重，这一些却无疑是走向成熟的表现。评论家应该对他们的创作有所帮助。
“我始终是一个读者，只是带着自己的心智和经验去读作品，有时也写点读后感的文字，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作家作品去进行‘评论’，更不敢以‘评论家’自命，那要求是很高的，我达不到。”——这就是周劭馨的风格、治学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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