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冲突解决中的利益衡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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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冲突解决中的利益衡量论文
关键词:法律冲突、利益衡量、价值判断
内容提要: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是民法视角下冲突的根本成因。通过利益衡量可以明确民法预设的秩序价值目标的所在，其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长期复杂的司法适用过程中，渐次形成达致统一的规律性的处理方案，才能避免个案中利益衡量的恣意可能性，从而把超越文本上法律的利益衡量机制变成法律秩序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超越法律秩序的特例。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进行裁判的过程中，裁判者应该按照一定的论证规则和程序进行裁判，即按照法律秩序下的妥当逻辑和方法去论证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和裁判结果的正确性。
引言
研究民法冲突的难点在于由于调整对象的复杂性而导致的法律冲突的复杂性。“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民法就是通过对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以实现其组织社会秩序的功能。”民法学视角下冲突也被阐释为民事权利冲突，“权利不是一种纯客观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而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主客观具体而言，就是利益和价值（或价值观）。利益代表了客观的根由，价值代表了主观的需求……权利冲突的实质就是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冲突”，从不同的层次揭示权利冲突归纳民法冲突的类型可以概括为法规范冲突、法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国外对民法学视角下的冲突解决路径主要表现为关于民法方法论的探讨，以德国和日本的理论研究较为深人和发达，形成了体系严谨的民法解释学。以利益衡量论为名的相关理论就是民法解释学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在裁判形成中价值判断先行的认识被有意无意的普遍认同，而在法学研究上也有功能主义倾向的表现。这根源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日益迅速而导致既有法律秩序与社会生活实际的不协调，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乃至价值体系的迅速变化等使得利益衡量成为必然路径，但又是难以在实践中操作的“理想”工具。
增强作为一种主观行为的利益衡量的科学性，除了在方法论上确立利益衡量的存在，更有必要通过确立外部具体程序等方式建立客观的科学的规则体系。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的过程中将利益衡量限定在符合民法体系和逻辑的范围内。当然，这种超越法律条文的解释规则的形成有赖于遵循先例的实践导向和程序规则的限制，所以本文的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根据司法实践中对具体个案裁判时的利益衡量进行规律性总结，通过遵循先例并依据一定的程序形成规则而寻找价值共识或者确立说服一般人接受裁判者的价值判断的一般理由。
一、民法学视角下冲突的类型及成因
在民法学视角下因为观察问题视角的差别而对法律冲突有不同类型的归纳，其中法规范冲突是对于文本上或者运行中具体法规范关系的考察，是居于表象层面的民法冲突；而法价值冲突则是超越法规范冲突单纯对于规则的考察，涉及到法与周边社会因素综合考量的问题，主要涉及社会的价值判断问题，属于民法冲突的深层表现；法规范冲突和法价值冲突不能在具体规范的层面上予以解决，最终都涉及到揭示其所包含的利益冲突的问题，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是民法视角下冲突的根本成因。
（一）法规范冲突是民法学冲突的表象
民法冲突首先表现为民法规范上的冲突。民法视角下的法规范冲突一般应排除显性的法规范冲突，仅指解释适用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因相同位阶的法律规范—既包括规则也包括法律原则—之间，因为具体个案纠纷的处理而具体显现的冲突。例如《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的规定与《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规定。两个法条所涉及的民法规范相互冲突在适用的过程中不能自我解释，如果符合《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条件，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或者得到原权利人追认，那么无论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因为合同从效力待定变成有效而正常的取得权利。此时第三人取得权利是基于有效的合同继受取得而无需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即可对抗包括原权利人在内的所有不特定主体。而与之相反的话，则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无效，此时第三人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抗原权利人，则其隐含的一个条件是“转让合同无效”，而如果按照我国学界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解释，则只能把善意取得合同认定为有效才符合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
法规范层面的民法冲突虽然常表现为隐性，但仍然是民法冲突的表象。因为从立法者的角度来说是不能容忍法规范冲突的存在的，显性的法规范冲突会因为法律的位阶等规则得到协调，或者说法律所意图构建的秩序应是自我完善的。而法规范冲突的隐性存在则是因为民事立法过程中某一时点追求的价值目标出现不一致，或者说在此处所欲追求的价值目标与彼处欲实现的价值目标有不一致时，意欲自我完善的秩序无形中让位于多元的价值追求。
（二）法价值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深层表现
价值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深层表现，无论是立法中的价值选择还是司法中的价值判断，都表现为对法规范冲突的具体价值考量。虽然可以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概括，认为秩序、正义、自由、效益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但是在同一法域下，法律不可能达到同时实现所有目的价值的理想境界。法价值是一个由多种元素构成、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从一个时点看，可以说某一种价值居于首位，但从社会发展的过程看，多元价值是法价值的基本表现，价值冲突存在也是必然的。
例如，在有关工伤保险与侵权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中，就有法价值冲突的明显表现。甲汽车维修企业的员工乙在上班期间乘坐同事丙驾驶的维修后的车进行试车，与另一人丁驾驶的车发生交通事故，交通管理部门认为丙负全部责任，在这个案件中乙既符合工伤保险适用的条件，也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两者的赔偿是不一致的，工伤保险的赔偿要少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条、第12条和《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在法条的具体规定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受害人在主张赔偿的问题上，却因为工伤保险赔偿的数额低而要求选择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裁判也倾向于选择赔偿多的结果，这反映了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保障法和主要针对私益进行救济的侵权责任法之间是有着价值选择上的冲突的。
当这些价值发生冲突时，要以现代民法的精神和理念为指导，或者说只能以基本的价值共识来确定法律价值体系中的价值位阶。法律的价值冲突是多义的，按照卓泽渊的概括：“它可能是指法的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它可能是指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它还可能是指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同时法的价值冲突还可以区分为真实冲突和虚拟冲突，法的价值冲突的真实冲突也就是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冲突；而法的价值的虚拟冲突则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错误，以为存在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冲突。在民法学研究的视角下，法的价值冲突主要指价值准则和观念本身固有的矛盾，而且应是法的价值的真实冲突。
法的价值体系虽然以公理化体系或形式化体系表现，以自我完备为应然状态，但是实然状态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无矛盾的，它只能以牺牲完备为代价来维持其无根本矛盾，并且不断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用来应对客观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工伤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是为了给予劳动者以及时、全面的救济，其价值目标在于社会的秩序、正义和效率，但是无过错归责的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手段无法实现对于受害劳动者的完全的赔偿，工伤保险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宗旨，而侵权责任的救济以个体的损害填补为宗旨，其所考虑的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是不完全相同的。实际上发展中的社会，各种影响价值判断的社会因素时刻以偶发的、变换的方式挑战人们进行价值选择的确定性、稳定性。“人们被投入到了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很难一劳永逸地找到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根本方法。”
（三）法益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根本成因
法益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根本成因，这是由多元的社会利益结构所决定的。法价值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对各种价值的内涵界定不清，或者对各种度量要素的认识不清，甚或究竟有多少度量要素是未知的也不清楚，但是在冲突的场合从逻辑上可以推知利益的区分，所以民法冲突的原因不是理想图景上的法价值冲突，从根本上说是现实意义的利益冲突。民法调整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关系，而市民社会的利益关系典型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也不可避免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只有通过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利益分配中的平衡机制才能消除利益冲突。“在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人们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的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价值取向。”按照赵震江的界定，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裁判民事纠纷的过程中，都要求平衡个体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引起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冲突和对抗，将利益实现限定在一定的秩序框架内。民法作为保护私益为价值选择的法律在界定利益关系方面应该是以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为选择的。
我国现阶段属于转型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利益群体乃至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形成，立法是各种利益衡量的结果，这种结果最后就凝固在具体法律制度之中，并且通过制度利益表现出来”。不仅立法，在法律解释适用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冲突更是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不能放任利益冲突显而易见的表现为法规范的冲突，也不能在某一类型的案件解决中以具有冲突的价值判断去确定裁判的结果。在解决司法难题的过程中，只能对各种民事法益进行具体的衡量，在利益关系上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由于每一具体的场合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其个性，相关的周边因素会影响到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所以考虑的利益也不应该是固定的而应该是处于变化中的。
二、为什么需要进行利益衡量—民法方法论的进化
（一）利益衡量不仅是个案的解决方法更是一种民法方法论
基于前文的论述，利益衡量是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的过程中，个案的利益衡量成为一种常态。“之所以必须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的方法，正因为缺乏一个由所有法益及法价值构成的确定阶层秩序，由此可以像读图表一样获得结论。”随着利益衡量在解释适用法规范中的经常应用，利益衡量也从个案的处理方法发展为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典型的方法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在个案解决中普遍的采用，利益衡量论已经超越了其作为对立法者的利益评价的探寻来补充法律漏洞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意义，发展为支配整个裁判过程的法学方法论。利益衡量论的主要内容在于强调在裁判的过程中排除法规的束缚，依据对各种利益的衡量的价值判断得出裁判的结果。
以法规范冲突的解决为例，《合同法》第51条从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出发判定为合同效力待定，但是在此场合还有代表交易安全的第三人的利益需要保护，同一案件事实符合两种规范构成，究竟在此场合需要保护原权利人还是代表交易安全的善意第三人。在文本上现行《物权法》第106条的表述实际上回避了这一规范冲突的存在。可以说在这样的场合，法律规范本身没有表现出冲突的内容，但如果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分别从合同的效力和善意取得角度主张救济，则隐藏在法律规范背后的潜在冲突就马上被“激活”了。司法过程虽不能使其具有绝对唯一的解决方案，但通过利益衡量却可以明确民法预设的秩序价值目标的所在，其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
（二）作为民法方法论的利益衡量论的构成
作为方法论的利益衡量论其基本主张是裁判过程中的实质决定论，裁判者论证裁判结论的逻辑是法律之外的其它实质性因素而不是法律的构成，根据“法感”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与法律规范相分离的，再根据当下利益衡量结合具体案情论证符合法规范构成的结论。日本学者加藤一郎认为：“在裁判过程的一开始，就应该有意识地排除既存的法律规范，在一个完全空白状态下，考虑这个纠纷的解决方案。”。当然这种标准并非全然抛弃法律的规范，其根本依据仍然是法律规范所欲构建的秩序，只不过该根据并不直接指向文本上的法律，而是日本学者大村敦志所言的法律内部的标准或者内在型的标准，成文法立法下法律规范所欲构建的秩序是通过其文本表现出来的，但是其所欲构建的秩序又不仅仅是文本所体现的内容，只有超越文本才能为疑难案件找到其规范上的真正依据，这种超越获得的是法律外在的标准或者超越型的标准，即不是考虑民法现有成文法规范，而是解释者从具有基本价值共识的立场出发来建议就该问题、该规定进行一定处理的标准。换句话说，利益衡量论是站在实体法之外所存在的正确的自然法来评价实体法，而且非常重视在衡量过程中对人的法意识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考察。而利益衡量的根本出发点，是普通人的标准而不是法律人的标准立场，其基本点是不能违背社会常识。但是通过这一利益衡量的过程所得出的结论还不是最终的结论，基于成文法传统，到了最终合理结论的判断上，除了法规范之外的实质的理由以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基于法规范的形式理由。
当然，按照利益衡量论的要求利益衡量的工作还不止于此，在通过“法感”形成初步结论之后，还必须将其类型化。在仔细分析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基础上，确立各种利益的次序框架及其次序的判断标准，以作为同一案型纠纷解决的基准。基准和现实之间的互动是毋须多言的。进行类型化的处理是为了法律处理相互间的平衡，同时也是为了明确利益状态的差异和法律的大众化。
三、利益衡量的前提和基础—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的关系
（一）寻求价值共识是利益衡量的前提
方法论上确认利益衡量论首先就是承认法规范及法律裁判均包含价值判断，民法方法论的课题即在于寻找使价值判断客观化的方法。在不同层次的民法冲突的解释中，价值冲突居于中间的状态，既不像规范冲突那么表面，也不如利益冲突那样复杂，只需要找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就可以寻找到解决价值冲突的路径。在对民法冲突解决的论证途径中，“因为确定讨论者在进人论证程序时共同的‘先入之见’—即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对于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至为重要。离开了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民法学者就无以达成相互理解，也更谈不上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形成共识”。在基本原则层面达成的价值共识是否能，需要通过价值判断背后所对应利益关系来揭示。这里要强调对民事法益的协调，法益是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法益冲突不是权利冲突，也不是非法利益冲突，是一种合法利益由于立法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导致的冲突。因此，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民事立法、司法中的法益冲突进行分析，才能建立解决法益冲突的利益评价标准和机制。
在讨论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关系时，“必须确认这样一个前提，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时，即使遵循上述论证规则，也未必一定能够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达成共识”。在进行利益衡量的时候，依据最基本的法的价值秩序，首先取决于此时涉及的一种法益较他种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在大多数案件中，或是涉及位阶相同的权利间的冲突，或者正因涉及的权利如此歧异，因此根本无从做抽象的比较，例如个人的自由权与社会法益的冲突，新闻自由与基本人格利益的保护之间的冲突。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应是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寻求协调解决同一类型纠纷的平台。在解决民法问题范围内首先要在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上寻求相互理解，从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就可以平等对话，至于能否取得新的价值共识也没有关系。但是在个案纠纷处理中进行利益衡量，却要求裁判者必须要对价值判断问题做出明确且惟一的判断，因为争议的双方可能在利益关系上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司法实务中的通常做法：“当立法者或裁判者面对价值判断问题出现意见纷争时，在时限内经由讨论仍无法形成共识的，就会依照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做出决断。这其实就是用‘力量的逻辑’代替了‘逻辑的力量’，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划上句号。”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进行裁判的过程中，裁判者应该按照一定的论证规则和程序进行裁判，即按照法律秩序下的妥当逻辑和方法去论证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和裁判结果的正确性。
（二）法益冲突与价值冲突在解决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法益冲突与价值冲突不一致的地方在于，现实中往往基于一定的利益追求而把最低的价值共识的判定设定为多数人的利益选择。尤其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往往优于私益的考量。例如，在前述工伤保险与侵权责任协调的场合，把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基础—公共利益的衡量作为规范解释适用的当然选择，而实际上在这一场合最大的问题是私益的保护是否周全的问题。在衡量法的价值目标的时候，常把争议作为法的最基本价值，法的其他价值最终都可以化约为这个最基本价值，都要按照这个最基本价值来衡量，由此看来，解决法的价值冲突，选择何种策略方案，关键要看哪种结果更有利于实现正义。只有始终不懈地追求正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法的价值。{6}通过最基本的价值的判定来统一可能冲突的各种价值目标，或者说超越法的价值冲突和价值对立在价值的无序和有序之间寻找到基准平衡点。然而，社会经济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调动市场积极性的效率目标和公平的目标就很难在一定时点上获得统一，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人人平等生存和共同发展，法在实现效益的基础上也不能偏废公平，实际上很多具体的场合就不能不放弃用价值目标来进行判定，而只能将私益和公益放在一起继续平衡。
民事立法往往试图通过选择法律对当前的利益冲突进行控制，但是由于利益衡量涉及法律之外社会中多元道德观念，就存在没有社会基本的价值共识而仅是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放在一起进行简单的衡量，其结果是社会和个人都难以信服对冲突的衡平结果。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利益冲突与多利益主体地位不平等，不仅需要公平的立法，解释适用法律的过程更需要动态的公平。目前社会资源稀缺与配置不合理同时存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需要考虑，但是在公平兼顾效率的前提下，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也随时处于调整中。“为了获得利益衡量的‘基本理由’，需要先确定相对固定的衡量参照标准，以实现把复杂情境做简单化处理，使得产生的理由结构得以多次重复成为惯常性判断”。这是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价值取向多元的情形加剧，但是民法作为解决社会生活中纠纷的一种途径，在说服民众接受其治理规则的时候必须找到多元价值判断的共识，这种共识用利益衡平的协调机制来形容比较合适，可以说法规范冲突和法价值冲突引发的是利益冲突协调与具体社会利益制度安排创新的深层次思考。我国延续至今的转型时期的特征是利益冲突发生的客观原因，但具体的社会利益制度基于多元价值追求目的的不同而表现不合理是利益冲突产生的真正原因。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讲，民法规范终极的目的在于确认和保护利益，作为诸种利益调节和分配手段的司法必须能够做到避免冲突和促进诸利益的协调发展。
四、怎样进行利益衡量：利益衡量作为民法解释方法的规则
（一）对先例判决的遵循
对于民法冲突的研究，重要的不是说明在民法视角下存在着这样的几种冲突，而是要总结这几种冲突存在的规律和导致的问题，不仅是在理论上探讨各种类型民法冲突的成因，而是要运用大量的实证分析方法来考察立法和司法，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各种类型民法冲突，在此基础上总结规律，制定规则并确定冲突的协调机制，明确方法和结论之间的链接。在民法冲突的法律判断中包含价值判断，对于价值判断不能以科学方法来审查，它只是判断者个人确信的表达。所以在方法和结论的链接上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实证分析方法与法价值、法益冲突的判断之间。在冲突的协调机制中，每一个体所反映的利益要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其都能找到支撑自己利益主张的理由，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的场合，如何判断和比较不同个体的利益的优劣，是裁判者必须直面的难题。在民法冲突的利益衡量过程中，先要确定平衡冲突利益的结论然后再寻找合理解释根据。但是利益衡量不是恣意的自由裁量，进行利益衡量的时候必须完成法律体系之内的合法性论证。利益衡量要有说服力，仍旧不能忘记逻辑，通过利益衡量得出的结论应该可以从形式上结合法规范予以说明，用利益衡量进行实质性判断，实际上就是说服力或可接受性的问题，而对先例判决的遵循无疑是裁判中寻找支撑性理由的捷径。
虽然我国司法并未建立先例遵循的司法规则，但也不能忽略先例判决的指导性作用。“将规范适用于具体争端时，需要进行适用解释，从而保证规范适用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通过个案利益衡量形成的解决判例可以修复规范抽象、模糊的缺陷，确保规范的一致解释和适用，实现规范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在长期的复杂的司法适用过程中，渐次形成达致统一的规律性的处理方案，才能避免个案中利益衡量的恣意可能性，从而使超越文本上法律的利益衡量机制也成为法律秩序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超越法律秩序的特例。
（二）利益衡量程序性规范的确立
民法视角下的冲突纷繁复杂，呈现出多元化、多层面的特性，同时冲突解决也涉及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并贯穿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整个法律运行过程，因此进行利益衡量的难度较大。重要的不是法律规范中体现的立法者所规定的优先利益，而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进行的利益评价和价值判断。但是法官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取代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而且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对这些判断做事后的合理性审查，因此明确规则非常重要。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基础上分析法规范冲突、法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并以现代民法的理念为指导总结出冲突的外因和内因及其协调方法的规律和规则，是实证和理论的有机结合。运用实证主义的案例分析模式考察民法中的规范冲突、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的存在，在法理学和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指导下进行分析，得出规律性结论并与现代民法的理念相契合。利益衡量中涉及的法经济学、法学方法论是法学基础理论中较难掌握的理论课题。要把这些法理上的研究和民法上的实践相结合，进行系统探讨，在切入点的选择上和相关理论的整合上有难度。“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方可达致相互理解，也才有可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就具体的价值判断形成价值共识。”。从利益衡量论的基本构成来考虑，似乎人为裁判结论和法规的结合并非不可缺少，但在大陆法系民法传统裁判结果和依据成文法规范的结合成为一项程序性规则，成文法规范不仅是论证结论的依据更是令人信服的法律信念。换句话说没有和成文法规范结合的裁判结果是缺乏权威性的，同时也违反了成文法传统下的法律秩序。在形成最终的判断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反复试错最后选择一个和具体利益衡量结果最相近似的成文法规范作为依据，这一过程包括了文义解释在内的民法解释的各种方法的运用。
现代民法的理念是私法社会化下的全面主体性和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是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是对人格权的重点关注。因此在价值冲突的定位上动态安全优先于静态安全，效率优先于公平，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安全优先于自由。利益衡量论是能够适用复数的领域（重复领域），还是适用于任何规范都不完全合适的领域。从该视角的采取角度就能明白，这种区别特别具体事例—问题指向型情况下位类型的意义。作为解释技术，在重复型的情况下通过缩小解释来加以处理，在欠缺型的情况下则通过扩张解释、类推来加以处理—不管哪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都进行了利益衡量。首先将对象设定在哪个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以特定的法律制度为出发点，是在该规定的适用层面上思考还是为了考虑具体的事件，在为了解决具体事件的层面上思考。前者应该解决的事件类型不限于一类。在后者情况下，应该适用的规范也会是多种。其次是实践性商谈原则的引入，“解决实践性分歧的协商司法不是把对立的当事人‘隔离’，而是根据‘实践性商谈原则’，具体借助于法官的释明权、附加分量的信息传递、司法知识竞争以及当事人重复论辩等方式，拖动消除和减少实践性分歧”。通过这种方式使利益衡量中的对话具有外部论证的形式，增强个案结论在具体的场合获得强势的说服力。最后是二次证明的合法性问题，虽然利益衡量过程一开始考虑的是成文法规范以外的各种影响裁判的因素，但是在论证结论上却必须经受具体法解释的考验，需要考察这种结论在牺牲法律的表面形式合理性的同时，是否从根本上违反了法律的秩序和目的，同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裁判规则能够适用于今后的同类案型的处理，并促使法律体系本身更加完善。
结论
法律冲突是法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盖因为冲突是客观存在且不可消除的，并对立法和司法有很深的影响。民法冲突因为观察视角的不同可以区分为法规范冲突、法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无论是法规范冲突、法价值冲突还是法益冲突的研究最终都落实到现代民法的理念确认上，为民法学的深入发展寻找了一个新的具有反思性和创新性的理论切口，对民法学本身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解决冲突的机制中，价值判断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的进路。而进行利益衡量必须要遵循先例和进行程序性限制，先例的形成是在应对社会发展而渐次产生的新的问题的同时完善法律的既有体系，同时也必须在严格的程序性限制下形成，从而防止为解决民法所面对的新问题而进行恣意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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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合同只对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该原则一直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所确认，被视作民法中合同制度的奠基石。然而，在海上货物运输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中，严格遵守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实务中却带来了诸多不变，如非合同当事人的提单持有人的诉权、责任限制等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对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研究与探讨仍十分重要。
关键词：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民法、合同相对性原则、冲突、价值分析
第一章合同相对性原则概述
1.1.英美法下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概念
依据英国法律，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赋予当事人，合同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而非合同当事人则不能诉请强制执行合同。与英国判例一样，美国同样坚持合同相对性这一原则。美国著名合同法学家科宾指出："人们一直认为，而且博学的学者也这样说，两个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为第三人创设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尽管承认如此创设权利的可能性，但怀疑是否有足够的立法和司法上的政策来承认这种权利。"
1.2大陆法下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概念
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大陆法中最早起源于罗马法，被称之为"债的相对性"。《法学纲要》中曾记载："债即依法使他人为一定给付的法锁"，这里的"法锁"是指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债能够并且只能够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产生相应的拘束力。根据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合同为债的一种，因此在大陆法系下相对性不仅适用于合同，同样适用于其他债权，例如侵权、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当然，合同之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
1.3我国法下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概念
我国民法深受大陆法的影响，因此在理论上是承认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虽然我国《合同法》没有明确提出相对性的概念，但其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解决。"该条实际上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所作出的规定。
第二章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海上货物运输中造成的困扰
2.1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提单持有人造成的困扰
在现代国际货物买卖中，大量使用CIF和CFR合同。在此价格条件下，卖方作为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买方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但提单最终流转至买方手中，买方为提单持有人。若此时货物受损，作为提单持有人的买方，基于普遍确认的提单为物权凭证这一理论，享有对货物的所有权，因而可以向承运人提起侵权之诉。但有碍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在货物损坏的情况下，不能根据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以违约起诉承运人。然而，不能根据运输合同起诉承运人，无疑会严重影响持有提单的买方的利益，从而危及提单作为国际贸易基础单证的地位。
2.2合同相对性原则对FOB术语下卖方造成的困扰
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海上货物运输中与国际贸易紧密联系，由于FOB价格术语的存在，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中。在FOB价格条件下，根据买卖合同中的约定，通常是买方与承运人签订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由卖方方程货物的实际交付。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卖方为了满足信用证的要求，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请求托运人签发"托运人"一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此时，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FOB卖方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如果此时买方与承运人恶意串通，在付款赎单前无单放货，FOB卖方只能以侵权为诉因提起侵权之诉，无法享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托运人的诉权。这样既增加诉讼负担，又无法全面有效的保护FOB卖方的利益。
第三章我国海商法对民法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及其必要性
发货人、收货人、提单持有人等多种关系方。他们虽然不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却是海上货物运输的利害关系人，不能完全将其排除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之外。由此可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国海商法以及相关国际公约对民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中所做出的突破性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3.1我国海商法中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性规定
3.1.1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诉权的合同相对性突破
我国《海商法》第78条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提单的规定确定。"。这一规定是我国法下提单持有人向承运人主张债权的依据。
3.1.2FOB卖方视作托运人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
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仿效《汉堡规则》，也对"托运人"作出了规定。该款规定："托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
3.2我国海商法突破民法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价值分析
如果任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势必造成合同这一基本原则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适用的混乱。因此，笔者认为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海上货物运输中需要突破，但这种突破不是任意妄为的，而是一种有限度的突破。
3.2.1法律的适应性
合同相对性原则提出并确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合同当事人的自由意志高于一切。然而，随着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回归，意思自治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笔者认为，当法律原则造成实践中的困扰时，可以改变既有的原则，这是法律适应性的要求。法律若没有适应性，终将走向僵化，不能适应实际变化而走向末路。合同相对性原则同样也面临着适应性的问题，时至今日，各国立法包括最保守的英国学理也不得不承认"合同的相对性突破的效力"。
3.2.2法律的正义性
不难看出，合同相对性原则与对该原则的突破存在着矛盾冲突，前者是否定后者的依据，而后者却是实践中所产生的困扰所迫切需要的。笔者认为，两者的取舍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并非以其中一者取代另一者，而是寻求两种制度的协调共事。换言之，对海上货物运输法中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该确立其基本地位不动摇，但在实际情况需要时予以适当的突破。
第四章结论
通过列举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所带来的诸多困扰，结合我国《海商法》的规定和航运实务中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价值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海商法》既坚持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的根本地位不动摇，又予以了适当的突破，兼顾了各方的利益，虽然理论上与民法的基本理念产生了冲突，但此种对合同相对性原则所做的突破是适当的。
第一，我国《海商法》肯定了提单持有人作为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非合同当事人享有的对承运人的诉权，这样有利于交易的动态安全。
第二、我国《海商法》规定两类托运人，保护了未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但将货物交给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或者他们代理人的人的利益，使其享有一定的权利义务。
第三、我国《海商法》赋予了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在其受雇或受委托的范围之内享有承运人的责任限制和免责权利，这样有利于航运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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