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传抄活动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知识的复制 传抄 立言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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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传抄是中国含代知识复制最根本的方式，有其产生发展的渊源，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抄活动的主要动力是基于为拄圣继绝学而“立言”，或是宗教信仰的“修功业”，或是作为知识人谋生的手段。一于余年的传抄活动，在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同时，对传抄者的思想、著述方式也生产了深刻影响，述而不作引经据典的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影响了近代知识产权思想的产生。
知识是人类思想、经验的总结，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的传抄、传播活动，是人类知识乃至文明传承的重要方法。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在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前，手工的抄写活动，是文献复制、传播的主要形式。文献传抄活动，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传抄介质的进步影响比较大，它肇始于汉代，兴盛于六朝，直至隋唐，在宋代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而成为非主流形式。但由于手写本、抄本资料具有的特殊意义，直到明清时期，以手写传抄方式复制的文献资料仍受到特殊的关注，因而，手写传抄活动得以延续。
一、传抄活动发展的社会背景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图书的需求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以简帛为载体的书籍的生产，促进了书籍生产唯一方式—传抄活动的发展。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对藏书事业，特别是官藏图书，是较为重视的，即使是推行文化禁锢政策的秦始皇和文化素养不高的汉高祖刘邦，也不例外。
西汉时期更是广开献书之路、征遗书于天下，进而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并鼓励民间广置经籍、讲学授徒，于是到了东汉，都城市肆中就有了专门的“书市”，人们能够方便地购买到要看的书籍。百年之间国家征集的图书已“积如丘山”。后来，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完善及普遍应用，引起了图书载体的革命，人们通过传抄的方法，制作写本书，增加自己的收藏。
隋唐时期，特别是六至七世纪之间，是我国写本书发展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图书主要是依靠抄写。学者士人对自身著作流传后世的期望、藏书文化的初步形成、科举取士制度形成的大范围儒家经典读者群等，与邻近诸国的文化交流等都对图书抄写的数量与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两宋至明清，是我国图书事业空前发达的时代，由于科举考试、官府及私人藏书的需要推动了图书在种类和数量上的骤增，尽管这个时期雕版印刷术逐步发展并成熟，但写书、抄书仍然是产生图书、复制图书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手抄书多是孤本、善本，历来为藏书家和学者所重视。
二、传抄活动发展的动力
封建社会“三不朽”的思想是驱使传抄活动发展的重要动力。自秦汉至明清，官府、私人的书籍传抄活动生生不息乃至蓬勃发展，有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即封建社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历代官府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卷帆浩繁的书籍，其根本目的是传播统治者的思想，历代的正史中，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记录统治者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事迹。通过这些书籍的编纂和传播也为封建社会建立了“三不朽”的标准，推动士子们前赴后继地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努力。《春秋左传注疏》记载:“鲁有先大夫曰减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三不朽”中，“立言”尤为重要，因为“古之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然德有厚薄，功有浅深，未必并行而俱远也。而能使千载之下闻而知之者，犹若见而知之是，岂非立言?君子之力哉!故夫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另外，对于统治者来讲，“立言”的重要性还在于“为往圣继绝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抬升自己的“正统性”，无不通过“立言”标榜自己统治思想是“为往圣继绝学”，而立言的重要途径就是组织编纂、传抄大量的典籍，从而建立以儒家经典及相关阐释为代表的统治思想理论体系。从历代正史的编撰也可以窥见这种一脉相承的思想，唐代以后按照经、史、子、集分类方法来划分文献，其中经、史是儒学经典和正史，而子、集则是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个人编纂、著述的著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和个人在三不朽方面的追求。
自汉至明清，历代政府组织的抄书活动不可胜数，仅举几个典型的案例，如前所述，汉代的大规模抄书活动，南北朝时期的大量抄写佛经活动;宋仁宗嘉佑年间，一次抄书一万六千余卷;而《永乐大典》的抄写仅抄书手就有二千六百六十九人;《四库全书》著录图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多卷，其中子、集分别为一万七千多卷和两万六千多卷，占总书的总卷数的近百分之六十，为了完成抄写工作，先后选拔三千八百二十六人，每人每年要抄写三十余万字。历代民间薪火相传的私人抄书、藏书活动，在完成自身学习、教育目的之外，通过编撰自己的著作，也实现了“立言”的追求。“三不朽”的精神追求，推动着政府、个人传抄活动的蓬勃发展。
基于宗教信仰的“修功业”，是传抄活动尤其是佛教、道教经籍传抄活动的动力之源。(东汉至隋唐)“佛教经典传人中国后，民间流传有抄写佛经能祈福攘祸的说法，形成抄书的风潮。”虔诚的信众为着“修功业”目的，而抄写或请人抄写特定的宗教典籍，以实现“祈福攘灾”的理想。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道教蓬勃发展的时期，宗教典籍的翻译、传抄、传播则起到了助推佛、道发展的作用。北朝诸帝皆阪依佛门，佛经成为皇家藏书的重要部分。隋文帝时期，抄写佛经13万卷，修治故经400部，“开皇元年，…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中的著录，收道家经典377种，共1216卷;佛教经典1950种，6198卷，佛经总数几乎达到《经籍志》的二分之一，卷数约占六分之一，从这些数量庞大的宗教典籍，也可窥见当时以手工方式传抄的盛况。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形成了以抄经为功德、鼓励信众大量复制经卷的抄经“功德观”，这种信仰的内心动力驱使着某些信众不遗余力地去抄写宗教典籍。另外，古人的一些抄经修功业还与传统的孝道相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曾因其弟王安国“养母尽力。丧三年，尝在墓侧，出血和墨，书佛经甚众”而大加赞赏。苏轼也曾专门写文颂扬友人朱寿昌弃官寻母的高尚行为，其叙日:“…有大长者，曰朱寿昌。生及七岁，而母舍去。长大怀思，涕泣追求。刺血写经，礼佛忏悔。”苏轼也在父母亲的忌日抄写佛经，以寄托追思之情。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不赘述。
以抄写作为谋生手段乃是一部分传抄者从事传抄活动的动力之一。印刷术被发明之前，书籍的传播、销售完全靠人工抄写复制，于是就出现了以此谋生的职业，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从业者的身份、称谓不同而己。在我国古籍中，从事该类职业的人称谓“佣书人”、“书人”、“书手”、“书工”、“群书手”，或者以职业的性质来代替，如“佣书”、“书本”、“楷书”等。另外，对于专事抄写经书者，则称谓“经生”，其传抄活动称为“写经”。有学者考察，对从事传抄这个职业者最多的称谓是“书手”，指古代官府里从事文字抄写之大小官吏，具体负责誊录公文、缮写典籍、抄写经文等事务。最早从事该类职业的人，应是史官。《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纪言，右史纪事。”由于文书档案的记录、编辑都是由史官承担，所以随着史官权职的逐步分化最终导致专事抄写角色的出现。
汉代成帝时，在太常寺设置“写书之官”，职责是将整理的国家图书进行缮写，所以就是实际上的“佣书人”。《后汉书·班超传》记载:“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第一次以“佣书”出现的明确记录。从这两个记录看，这些早期的佣书是政府行为。《三国志》记载，阐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说明当时以抄写为业的不仅仅服务于政府，也有为私人服务的情况，应该说为私人服务的情形应该更多。
六朝时期，政府设有负责抄书事务的青吏，一些高官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性机巧，颇能画刻”，“以墉写书为业，……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载，(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人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亦备受青睐。《云岌七签》载(刘宋陶贞宝)“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崔光“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崔亮“居家贫，佣书自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沈光)“家甚贫篓，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东晋人王嘉所撰小说集《拾遗记》记载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嗽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称为善笔而得富。”此事虽不足信，但它毕竟是社会生活中工于抄写的一个侧面反映。《隋书》记载“增校书郎员四十人，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这很明确说明了抄写人员是具有一定职位的人员，并且享有一定的待遇，尽管这个职位有些低，但已经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职业。
唐朝是“写本时代”最为鼎盛而又高度重视史学工作的时代。为了保证史书的修撰，当时曾在官方最重要的修史机构史馆配备了各种人员，“书手”即其中之一职位。《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鉴于当时缺书的情况，唐政府选定专业抄书之人，命名为“书手”，专事抄书。《新唐书·百官志二》对史馆的后勤人员也有记载:“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这说明从事典籍传抄的人员，具有一定的职位。
两宋至明清，是雕版印刷成熟至广泛应用的时期，但出于种种原因，政府和私人的抄书活动却一直得以保留和发展。《文献通考》记载宋代还设置了“补写所”一类的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抄书活动，当时官府藏书多是抄写本。成书于宋代的《麟台故事》记载“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令史馆别置楷书二人，专掌抄写日历，月给钱一贯五百、米二石，春冬赐衣”。说明当时从事抄写的从业者具有一定的职位。成书于清代的《皇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奉谕，……尔等出示谕安徽、江苏、浙江举贡生监等，有精于书法愿赴内廷抄写者，报名考试”。说明抄写工作的从业者可以通过一定的考试，获得职位，这说明当时专事抄写是一个职业，并可以通过考试的形式获得这样的职位。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抄书手都有数千人。明清时期，随着私人藏书的兴盛，民间抄书、藏书更是远远胜过官府的抄书活动。
三、传抄活动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传抄活动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其功不可没。传抄活动是印刷术发明之前，知识复制传承的主要手段，即便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也仍然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形载体，传抄活动在抄写、复制文献典籍的同时，也就使得知识得以复制、传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绵不绝、长盛不衰。在宋代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虽然传抄不再是文献资料复制传播的主流形式，但由于手写本、抄本资料具有的特殊意义，直至明清时期，以手写传抄方式复制的文献资料仍受到特殊的关注，承载着更多的知识信息，具有不同一般的社会价值，因而仍然受到青睐。封建社会，正是以传抄为主的知识复制工作，才使得文献资料得以流传开来，让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获得知识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略举两例，据《诗话总龟》记载“袁俊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为计。”又《却扫编》记载(魏衍)“见异书犹手自抄写，故其家虽贫而藏书亦数千卷。”另外，传抄活动促进了汉字结构、书写方式的完善。汉字自甲骨文始，至秦帝国统一文字为小篆，汉字的结构、书写方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汉代随着纸张的发明，书写介质的发展推动了知识传播的飞跃，由于大量、高效的抄写书籍、宗教典籍的需要，也必然促进汉字结构、书法的发展完善，“经生体”的形成就是一例。
传抄活动尤其是对圣贤经典的传抄，培养了传抄者借助已有的圣人之言来表达、传递个人的理念、思想的思维模式，并逐步形成为民族的公共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讲，约束了传抄者的创造性。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儒家经书的内容被不断复制翻版，这又极大地限制了多元文化信息的传播，培养了学者“述而不作”、善于引据经典版本的思维方式。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当一个异于“经典”的新思想、新观点一出现，就会引起周遭的基于固有观念的反对和压制，而鲜有客观分析和理性接受，或许这也是促成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人创造力不足、因循守旧的文化基因之一。一个例子，或许能有助于理解这种现象。
“仙搓”一词典出晋张华的《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l}者，年年八月有浮搓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搓上，多资粮，乘搓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诸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自此之后，各类文献典籍中有关仙搓的记录六百余处⑥，或是亭、桥、江、阁之名，或是音乐曲调之名，仅有《太平广记》的一则记录与“仙搓”实物相关:《太平广记》卷四O五引《洞天集》:“严遵仙搓，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蠢。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搓亦飞去。”
其他更多的则是诗文中浪漫的用典，在所有记录中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典型的如唐代杜甫的诗《过洞庭湖》:“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搓”;唐代韦庄的诗《夏口行寄姿州诸弟》:“回头烟树各天涯，婆女星追速寄家，……谁道我随张博望，悠悠空外泛仙搓”;宋代黄裳的诗《题卧陶轩》:“八月仙搓偶相送，寥郭孤飞与谁共?”元代许有壬的诗《次韵可行记塘上草木二十四首》之一“枯树影在水，浮动如仙搓，昨日春意闹，今朝雪满沙。”明代张以宁的诗“秋风吹海送仙搓，夜色新凉晓转加，归日阮郎应一笑，小春洞里又桃花。”等等。
从这些卷峡浩繁的记录看，很少有人去想办法在现实中设计、制造一个“仙搓”，以便借此往来于人间仙境。沿着思路走下去，哪怕是一代人往理性、科学的方向前进一小步，也会在几代、几十代人的数百、千年的积累之后，实现现代意义上的飞行器。而令人遗憾的是，晋代就有的这种飞行器的灵感，一直以来就仅仅停留在人们无限美好的想象之中，成为存在于理想中的一个腾飞工具而不是现实世界。后来者，在浪漫主义的理想世界里，不管用多么美妙的句子去修饰和描绘，都不会推动实践中哪怕是一厘米的科学进步，“不积畦步，无以至千里”。
如前所述，传抄活动是古代一部分有知识的士人谋生的手段。作为职业的传抄活动，其目的就是按照“母本”的样子进行机械复制，不能变动传抄内容。这个过程也就更强化了传抄者的机械复制，而不能更多地去发挥创造性。士是古代中闰“社会的良知”，他们“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至终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靠抄写而谋生，这种职业也会某种程度上限制其本身的创造性。这方面的内容将另文探讨。
古代的传抄活动，由于一些人为原因造成知识复制过程中的误讹，影响了知识的传播。在古代有些典籍编撰、传抄过程中，为尊者讳，人为窜改文献内容，造成知识所包涵信息的缺失。陈垣先生做过专门的研究。
传抄活动也带来诸多文献内容简单重复的弊病，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传抄者对知识产权的漠视。文献重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一开始就把传抄作为了产生文献、书籍的重要方式。南北朝是抄撰图书的黄金时期，《文献通考》记载:“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南北朝时期，还专门设置了“抄撰学士”之官，主管抄撰工作，据《北史·庚信传》:“(徐)搞子(徐)陵及(庚)信并为抄撰学士。”抄撰就是边抄边撰，抄撰一体，抄中有撰，撰在其中，抄书就是著书，也就是近代梁启超所说:“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这也就造成很多文献一篇、一段文字，通过编辑不同的集子，自古传抄至今，造成简单重复。例如，文献中的“类书”，类书目的是准备资料、积聚资料，在为撰写文章、临事应对的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很多编纂者利用这种方法来编辑书籍，编辑过程中简单照搬原来的内容，仅作简单归类，导致内容重复。
作为知识复制的主要方式—传抄活动历经千余年，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使得传抄者认为抄写所需内容为我所用成为潜意识中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经意间培养了传抄者对该文献资料创造者所有权的漠视，自然也就难以产生知识产权的理念。
四、总结
传抄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社会背景和推动力。封建社会“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思想是驱使传抄活动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宗教信仰的“修功业”目的是佛教、道教经籍传抄活动的动力来源，而以抄写作为谋生手段则是一部分有知识的士人从事传抄活动的动力。传抄活动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学者“述而不作”、善于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抑制了多元文化的产生，限制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对知识创造者所有权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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