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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意识中的旧中国社会中的男权认知
一、引言
自《喜福会》问世以来，无论从其的写作风格，还是它的叙事技巧都被看作是女性作品中的杰出之作。那种“轮唱式”的叙述，以女性独特而细腻的描写方式向读者展现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使读者对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强烈的感知，尤其是女性对男权社会中的男性特权的认知视角，虽然作者以弱化男性角色突出女性的手法来叙述故事，但每个所谓的男性配角形象却在这部小说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使读者难以忘怀。
二、叙事中的男权行为的揭示
在《喜福会》的叙事结构安排上，出场叙事的主角是女性，但每一位女性的故事当中男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没有他们的道白——角色被弱化，却并没有失去他们的社会主角作用。这些男性在他们一出场时，就让读者感到了他们的强大。在吴晶妹回忆她母亲给她讲述的故事时，凡是读过《喜福会》小说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母亲吴(李)夙愿的第一位丈夫的伟大形象，他给人以一种中华民族“铮铮铁骨”不可辱的气势，为祖国的领土完整，为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投身于抗击倭寇的战场，他的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性男儿的英勇气概，和那种卫国为民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除此之外，女性主角叙述的故事还为读者展现了吴(李)夙愿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有情有义，对家室负责的男人，虽然他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催人泪下的感人话语，但每位读者能真切地感到这位丈夫——王福赐是男权社会真实生活中的男性佼佼者。故事中有个非常感人和重要的叙事细节，他托另一位军官捎信让吴(李)夙愿和双胞胎女儿到重庆跟他会合，表明他身在沙场却念念不忘他的家人，他安排妻室到重庆避难，是他想用他那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家人，让她们过上好日子。这段故事讴歌了这类伟大的男性在行使他们的男权过程中责任感和义务感，同时我们在解读这类男权的社会意识时，可以看到，凡这类为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和全民族的和平而战的男性，的确给女性一种能依赖的感觉。因为他们不仅能考虑到他们小家利益、而且能考虑国家的利益，为全民族的利益去奋斗牺牲。因此，这样的男人就给了女人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王福赐就是遮掩的男性，他给了吴(李)夙愿的坚实的臂膀可以依靠，他的行为无可挑剔。
同样是在苏安梅的故事中读者还体会到了男权社会中的另一种男性威慑力。虽然安梅的母亲和那个后嫁的丈夫吴庆没有出场，但是，读者很清晰地感到她母亲和吴庆之间不是相亲相爱的夫妻关系，很明显是主从关系。吴庆不仅是他母亲的丈夫，同时也是其他女人的丈夫，这个中心人物在多个夫人的簇拥下粉墨登场。女人们在那个家庭里是他的附属品。读者没有听到吴庆与他人的任何对话，更没有窥见他个人领悟人生的、令人折服的心声，但读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每个妻子都在竭尽全力地讨好他，都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而每个妻子的存在与缺失，对这个家庭没有任何影响。只要是吴庆拍板的事情，任何太太都没有反驳的权利。因为所有的女人都要靠着吴庆才能活下去。因此，男权制度在这样的家庭中显得尤为突出。
再看钟林冬的故事，尤其明显，读者能看到男权思想对成长中的黄天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就已经成了男权社会中的不可一世的“男子汉大丈夫”了。身为妻子的林冬比她丈夫还大一岁，她从两岁就跟黄家的儿子定了亲，从走进黄家的门就成了丈夫的“生活服务的工具”，“俨然已非人化”了，“远非是仅次于男性的‘第二性’的低下和不平等，而完全是一种丧失了自我主体性的被物化了的东西”。林冬一心想着他母亲的嘱咐，“不给她娘家丢脸”，对黄天余待他的做法麻木不仁，她小心谨慎地伺候着自己的丈夫。然而，比她小的丈夫却根本没有把他当作同龄小朋友，更没有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看待，而把她当作仆人那样呼来唤去，耍尽大男子主义的威风。
三、谭恩美笔下的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通过叙事结构的图像安排，第一位女主角吴晶妹出场讲述的故事让我们已经领略了旧中国封建男权社会中女人只能依附于男人过活，而且男人拥有一双有力的臂膀可供女人依赖。王福赐这种男性行为的确为人称道，但我们也感知到了女人在这种男性有力的臂膀中的无力与无助，以至于导致了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读者不难感觉到，吴(李)夙愿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男性坚实的臂膀呵护，而导致她对丈夫无限地依赖，她在桂林时就总是无所事事，跟几个女人凑在一起打麻将取乐。这段叙事中明显的体现了男性怀抱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迷失。为了颂扬吴(李)夙愿的丈夫的男性行为，后来谭恩美有意安排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让这位伟大的男性英雄战死沙场，迫使吴(李)夙愿找回她女性的自我。
在其他女性的叙事中，读者都感知到了男尊女卑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感知到了华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作者谭恩美以女性意识对旧中国男权社会环境中的男权霸道行为的猛烈抨击。作者构建的几个母亲女性形象对封建男权社会所作出的反叛行为，实际上是对男权社会大胆公开的宣战。虽然苏安梅的母亲女性意识的表现与后来的女性有所不同，但是在那种社会环境中，女人以死争取名分的手段，争取在男性社会中占有一席生存之地，也可谓唤起了女性意识的觉醒的大胆行为了，亦是女性走向进步开始的铺垫。
钟林冬的女性意识显然比前者前进一大步。她曾“乖顺”地屈从于黄家男权的霸道，只是想做一个母亲的“乖女儿”，不给她母亲丢脸。因为那时她的女性主体意识没有形成，后来她接受了新女性思潮的影响，最终巧妙地逃离婆家的桎梏。这反映旧中国时期的又一个“新女性”意识的觉醒。她的反抗与安梅母亲的反抗相比有很了大进步，她最终能独立生活，追寻她自己的幸福，而没有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成了女性意识觉醒、向男权社会的不平的现象挑战的队伍中的一员。
映映堕胎是为了报复那个负心丈夫，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坚定有力的行为的表现，她的抗争是向男权制度下行为不轨、劣迹斑斑的男性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抨击，并表明女性“并不是男子可以随意玩弄和抛弃的玩物”，她们要主宰自己命运。
钟林冬和映映之所以敢向男权社会挑战，这表那个时期的“新女性” 思潮已经在中国大陆不断扩大，这对她们女性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为她们最终敢于向男权社会进行义无反顾的、坚决的反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们顺应了当时的潮流，融入了当时以“新女性”意识为主导思想的文化思潮。而像钟林冬、映映•克莱尔等更多的妇女的女性意识行为，对当时中国的“新女性”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像她们那样，中国当时有千千万万个女性意识萌芽，在一片沃土中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不断壮大，形成了强大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力量，向男权社会的不公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四、结论
谭恩美在《喜福会》文本中借女性叙事方法，讴歌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利用女性意识认知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行为(亦或他们的霸权行为)，认知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行为对女性的制约;批判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现象，表明了男权社会中的某些女性意识的缺失原因，揭示了强大的女性意识形成是女性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的奴役和压迫之下的女性的一种自发的反抗，是为他们自己的自由、独立、解放争取一席公平的空间的行为。
参考文献: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6.
刘熠.《〈喜福会〉: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解构》.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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