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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庸思想对重建传统翻译理论体系的启示
摘要：翻译作为人类悠久的历史活动，学术界对它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虽然在时间上传统译论已经结束，但它对当代译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其关键在于必须进行现代性的转化。本文通过总结当前译论家在此方面已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具体阐述了传统译论内在精神之“中庸”思想在重新建立中国传统译论体系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以期为当代译学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传统译论;现代转化;中庸
重建中国传统译论体系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有人已经意识到传统译论是一座丰富的宝藏，碍于难度却迟迟不能深入挖掘，或者也只是浅尝辄止。回顾对传统译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研究的特点均因时而异。总体看来，初期的研究以现代性为参照表现出强烈的反思倾向。随着研究的发展，翻译界渐渐地从这种消极的研究转向积极的研究，强调对传统译论内在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而后者正成为目前传统译论研究的主要趋势。
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杨自俭先生曾经指出，对传统译论的转化必须涉及以下思想：（1）顺应时代潮流，立足发展中国译学;（2）用古今中外打通的思想和比较研究的方法;（3）以现代译学的范畴、命题、系统为参照系;（4）对传统译论进行整理、解释、继承、发展转化的工作。其关键部分是通过现代转化达到继承传统译论的科学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目的，以促进新译学的建设。由此可见，转化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移植和对接，而是传统理论成果内在精神价值的转化。此外，谢天振教授也撰文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译学观念现代化的问题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译学观念的转变;二、翻译的文化语境及其内涵的变化;三、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与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张柏然教授也认为：“（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就是一种理性的，理论性的分析，目的在于激活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古代译论部分，获得现代的阐述，成为当代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传统译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其自身的局限使它不能直接为我们的现代译论建设所用，所以，我们必须用现代学术的肌质来重塑它、充实它，这就是对它的现代转型。转型既是总结也是延续，是对传统译论的理论形态的总结，对它的宝贵思想和价值的延续。此外，王宏印教授对传统译论的转型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使传统译论的转型工作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他提出了“论题转换”、 “概念转换”、“形态转换”三种方法，对于不同的传统译论，所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总之，就是将传统译论中模糊的、流变的、零散的观点通过转化，形成清晰的、确定的、系统的理论。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对传统译论的发掘工作现在仍然处于起始阶段：围绕传统译论文本，即有形的转化目前占据着主要地位。譬如，有文章通过对比分析指出马名乾先生的“善译”与西方奈达的对等理论存在异曲同工之处，并借用现代话语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转换。事实上，当上述研究取得足够的进展，继承传统译论的工作就可以在脱离文本的条件下进行了，也就是进入无形整合阶段。
通过以上对一些译论家在传统译论现代转换方面已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回顾，作者想就其中所提到的传统译论内在精神的转换（以“中庸”为例）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庸”一词，首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至《中庸》一书的出现其涵义则更加系统。“中庸”的“中”是“恰当”、 “合适”之意，而“庸”则是“用”，“中”与“庸”联姻，即“体”与“用”的结合，是认识层面与实践层面的统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至善状态，它是本体论、方法论和伦理观这三者的融合。从本体论上看，“中庸”反映了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对立统一的必然性，即“中和”，这是天人合一的自为状态;从方法论上看，它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即“中行”，这是道德与行为体用合一的自在状态;从伦理观上看，它要求人们弃恶择善，即“中道”，这是人性本体内外合一的潜在状态。这三者合一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境界。孔子“中庸”思想的本义是“适度”原则，它是善与美的极峰。该原则的着眼点是用“中”致“和”。“中”并非是纯粹数量关系的“半”，而是恰当。用“中”寻求协调的过程就是“和而不同”的过程。所谓“和”，就是不同东西的平衡，它能产生新事物。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回顾翻译文论话语，如“归化”与“异化”、“形似”与“神似”、“虚”与“实”、“文”与“质”等无不体现出某种对立的范畴。而“中庸”思想则强调用适度原则来处理问题以达到和谐状态。笔者拟以其一，即归化与异化为例来讨论“中庸”思想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关于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国内外译界早有论述，这是翻译研究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它的源头可追溯到1813年德国诠释学派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对翻译途径的阐释：“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就是‘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这两个概念后来在1995年被美国翻译家韦努蒂（Venuti）采纳，在其《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冠名为“异化翻译” （foreignization）和“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译文首先应该是异化的，这样才能对目的语中的某些规范产生冲击，并最终实现对目的语的扩展和充实。如为准确传递文化信息，采用异化策略并已被广泛接受的译语包括hippies（嬉皮士）honeymoon（蜜月）、饺子（jiao zi）、福娃（fu wa）等。但同时，归化策略在翻译过程中也非常重要。譬如，梁实秋将《亨利四世》中的“Hotspur”以为“霹雳火”，愿意是“卤莽性急的人”，展现了人物急躁、风风火火的性格。这样的翻译起到了“人如其名”的效果，顾及了读者的认知而不拘泥于原名形式。正如孙致礼所言，归化与异化并非水火不相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善于兼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笔者也认为，“异化”与“归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面对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大致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源语文化的立场上，往往倾向于异化策略;二是站在译语文化的立场上，往往倾向于归化策略;三是站在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上，试图寻找一条“中庸”之道。这两种翻译策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受到过推崇。比如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提倡异化翻译，这在当时有助于摆脱闭关锁国的文化心态;而抗日战争时期当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译介到中国来，一般都经历了中国化的改译，增添了抗战的内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改译也着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毋庸置疑，我国传统译论是一座丰富的宝藏，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其内在精神价值的转换落实到具体工作上，绝非易事，作者期望这样的转换能够成为今后传统译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末了，引张柏然教授的话以资共勉—本土的翻译现象和翻译经验，是产生原创性译学原理最深厚、最值得珍惜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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