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语教学与移情理论

时间:2022-11-14 16:04:41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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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语教学与移情理论

  [论文摘要]移情能力培养是国际汉语教学和美育实践的契合点,对于推动国际汉语教学走向丰富和深入作用巨大。自觉移情是国际汉语学习者策略、文化意识培养和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体现着这一理念向实践的展开。

试论汉语教学与移情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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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移情;《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策略;文化意识

  引言

  国际汉语教学(亦称汉语作为外语教学,TeachingofChineseasaForeign Language)于2005年进入发展新时期。“以首届‘世界汉语大会’的召开为契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在继续深人做好来华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始把目光转向汉语国际推广。这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里程碑式的转变。与此相应,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汉办”)组织研制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并于2008年3月颁布。与以往纲要如《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国家汉办,1996)、《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国家汉办,2001)相比较,《大纲》首次将“策略”和“文化意识’’(与“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一道)作为构成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基本构件提出,并加以分级描述和举例说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大纲中偏重语言内容界定,缺乏对语言功能和文化内容具体描述的偏颇,对国际汉语推广起到了极大的指针和推助作用。

  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既要符合对外汉语教育规律,又要遵循审美教育规律,而移情理论正是这二者的重要契合点之一。本文在扼要梳理移情理论发展脉络,阐明其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从《大纲》中集中凝聚美育理念的“策略”和“文化意识”这两个重要构件人手,探讨它们与移情能力培养的内在关联,以期对《大纲》日臻完善,对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审美教育走向丰富和深入有所裨益。

  一、移情理论的基本历史发展

  移情(Einfuhlund德文,Empathy英文),是人类在长期社会活动中被肯定下来的审美意识活动,是“直观与情感直接结合从而使知觉表象与情感相融合的过程。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照审美对象时,就会产生把我们的生命和情趣注入到对象中、使对象显示出情感色彩的现象”。

  这一概念较早由德国美学家R.费肖尔(1847—1933)提出,其后德国心理学家K.格罗斯(1861—1946)从心理学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移情是一种内模仿活动。英国美学家V.李(1856—1935)也提出了移情概念,她认为移情现象是自身对经验的反省,并认为移情作用是长期的观念、情绪和意识累积而形成的心理过程。德国美学家J.伏尔凯特(1848—1930)认为,移情是一种富有独创性的心灵活动,知觉与情感内容的融合是由无意识心理过程完成的。移情学说的主要代表人为德国美学家T.李普斯(185l一1941)。他在其《美学》一书中指出,美的价值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价值感,而移情是审美欣赏的基本前提,移情可主要区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一般的统觉移情,给普通对象的形式以生命;其二,经验的或自然的移情,使自然对象拟人化;其三,氛围移情,使色彩富于性格特征,使音乐富于表现力;其四,生物感情表现的移情,如把人物的外貌作为其内心生命的表征,使人的音容笑貌充满意蕴。

  20世纪初,西方心理分析学派将移情引入临床治疗,将其视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病人把对给他以重要影响的人(如父母等)的情感转移到治疗者身上的一种心理过程。20世纪中叶,美国心理治疗学家C.罗杰斯(1902—1987)在其创建的一种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方法——患者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therapy)中,引入“移情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这个关键术语,指“咨询者深入了解和设身处地地体会受辅者的内心世界。”移情理论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实践应用向着愈加深广的领域展开。

  法国哲学家梅洛一庞蒂(1908—1961)将“习惯性身体”(habitualbody)这个术语引入移情研究,他认为:“最完整的体验为自身提供习惯性身体,是一种内在必要性。”习惯身体在感知过程中起着稳定的作用,而“每件事情发生时,只有好像他人的意图会经历我的身体,或我的意图能够经历他的身体时,才可能有沟通”。
 言之,我们的话语或姿势的意义,不是被赋予的,而是被理解或领会的,意义出现在对方认知到自己情感的时候。这就为交际找到了内在的依据,即要逐渐意识到他人从自身的视角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他们,承认差异,并努力移情,尊重他人平等、又有着诸多不同的人性。临近世纪之交,美国神经生物学家达马西欧(1944一)在其《感觉发生的事情:意识形成中的身体与情感》中,以诸多实证作出归纳:“意识始于我们或看或听或触摸时感觉到发生的事情……它是我们生命有机体内部伴随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内心任何形象形成的一种感觉。这也从实证角度支持了庞蒂的论述。

  二、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移情问题

  情感因素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其作用在认知因素之上,是启动后者的“点火机”。一般认为,个体情感因素主要包括学习动机、态度和性格三个层面,而移情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

  兰伯特和加德纳将学习动机分为融合型动机(integrativemotivation)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motivation)。前者主要指跟目的语社团直接进行交际,与目的语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后者主要是指把第二语言用作工具的实际目的,如查阅资料、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等。相比较而言,前者动机更为强烈,学习效果也更大。两类主要动机均离不开移情,移情是促成动机形成的前提和保障。原因在于语言是达成移情的主要手段,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双方都要不断做出假设,不断揣摩对方输入信息所表达的真实意思以及将要输入什么信息,同时还要时刻推测自己输出信息是否为对方理解。此间,假设和判断中的移情无处不在。就运用第二语言交际而言,除了个体认知和情感上的差异外,更有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更加要求交际双方自觉地转换立场,有意识地超越各自文化固有框架模式,自觉运用有效的移情手段来体验、理解、领悟对方文化差异,建立双向协调、双向互馈的交往机制,不断接近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是构成动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大体上可分为积极态度、一般态度和消极态度三种。持积极态度学习者多因为较强内部动机支撑,表现为自觉、主动地学习,并且对学习本身有浓厚的兴趣。持一般态度者,多因为外部因素影响而改变原有态度,仅要求把语言课程当作一般的任务完成,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热情和兴趣。持消极态度者,往往是因外界压力被迫学习,既无学习自觉要求,又无学习兴趣,抵触情绪强,一有机会就选择放弃。移情培养是不断激发学习者产生新的、更为持久的学习动机,改善学习态度的重要动力支撑。这是因为,外语学习最根本动力是交际的诉求,而移情正是交际心理的核心所在。通过移情,积极态度者更加坚定、丰富和深化自己的学习目标,一般态度者和消极态度者则可以激发出新的学习乐趣和热情,继而使找到新的学习目标成为可能。

  性格特征对外语习得影响甚大,此间,自我对移情的影响和移情对“语言自我”的塑造紧密交织。掌握一种新的语言,建立新的语言自我,不仅因为涉及到对自身的评价而影响到自尊心问题,而且势必影响到学习者性格的其他方面。目的语的特殊词汇、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对不善于移情的学习者来说是难于接受的。这就需要学习者的策略有足够的灵活性,拆除那些影响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心理、文化屏障,勇于尝试、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相互的语言耦合(coupling)开展生活,不是因为语言允许我们展示自己,而是因为我们通过语言在同他人一道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形成过程中构造自己。我们在这个共生共存的耦合中找到自己,这个自己不是先前就存在的参照物,也不是起源,而是我们同他人一道缔造的语言世界形成过程中持续的转变。”

  三、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移情能力培养

  移情能力培养是国际汉语教学的重要一环,但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多被忽略,究其原因,与其在教学过程中多以潜在的心理活动形式存在密切相关。

  《大纲》首先明确了国际汉语教学的总目标,即“使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语言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学习目的,培养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能力,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最终具备语言综合能力。”,并进一步阐明语言综合能力的内涵,即“由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策略、文化意识四方面内容组成。其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策略是提高效率,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和发展自我能力的重要条件;文化意识则是培养学习者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元素。”这就将隐性渗透于国际汉语语言知识学习、语言技能掌握中的“策略”和“文化意识”凸现出来,而移情能力培养又正是富集于这两部分内容之中。

  在接续的表述中,移情能力培养又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而出:
  首先,“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是贯穿各级培养目标的主旨。
  《大纲》在分级目标描述中指出:国际汉语一级应“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知识,开始具有初步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二级应“开始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具有初步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三级应“了解简单的中国文化知识,具有一般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四级应“了解中国文化中基本的文化知识,具有基本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五级应“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知识,具有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

  在接续的具体描述中,跨文化意识又分如下层次展开:一级应“1.开始思考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开始理解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二级应“1.初步思考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进一步理解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比,开始对所在国某些文化现象进行初步的客观思考。”;三级应“1.初步了解有关中国文化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开始初步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对比,开始对所在国文化习俗和思维习惯进行客观评价。”;四级应“1.基本了解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进一步培养跨文化意识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对比,加深对所在国文化习俗和思维习惯的客观认识。”;五级应“1.了解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对比,加深对所在国文化习俗和思维习惯的客观认识。”

  分析上述展开层次,体验和思考中国文化,是外国学习者移情培养的开端,通过移情,比较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差异和共性,外国学习者得以领会和理解在其自身文化世界里接触不到、或相对陌生的感受,同时对本国文化产生更为丰富和深入的理解和认知。反复经历这一体验、认知过程,“国际视野”在各级中均强调的“具有世界公民意识”,也当水到渠成。

  其次,5种策略体现移情能力培养的不同侧面建构。《大纲》策略范畴分为情感策略、学习策略、交际策略、资源策略和跨学科策略五个方面。情感策略,如“初步培养学习汉语的愿望和兴趣”、“愿意主动使用汉语交流与表达”、“对汉语、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化有积极的情感”、“在汉语交流中能理解并尊重他人的情感”等,体现着对学习者自身学习态度,和自觉移情能力递进发展的培养观念。

  学习策略、交际策略和资源策略,体现着学习者应如何运用多种移情手段、途径以有效获取信息,促成情感策略的养成与发展。以交际策略为例,从一级“观察他人的动作并学会模仿”,N-级“借助手势和表情等非语言手段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到三级“在教师的指导下,体验遵守汉语交际的基本礼仪”,又到四级“在真实交际中学习遵守汉语交际的基本礼仪”,再到五级“真实交际中逐渐注意并遵守汉语交际的基本礼仪”。此间,学习者借助各种语言和非语言手段观察、揣摩、体验对方的行动与情感变化,同时完成对新的“语言自我”的动态建构。

  跨学科策略尤其体现着移情能力,与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培养的紧密关联。跨学科范围根据级别不同,分别包括:一级“音乐、美术、历史、民俗”;二级“历史、民俗、艺术”;三级“历史、艺术、民俗”;四级“历史、艺术、民俗、地理、政治、经济、交通等”;五级“历史、艺术、民俗、地理、政治、经济、交通、文学、哲学等”。渗透其问的这种跨学科移情,一方面可以让外国学习者意识到他们自身文化中的具体体验(embodiedexperi—ence),另一方面,能够将他们身体界限转化成引出对中国文化感觉的形式,并最终能够对中国文化的感觉赋予形式,以使自身行为逐渐适应中国文化。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伴随着跨学科移情的,是创造性思维的活动。移情作为审美发生的前提,它既意味着审美感受在效果与方式上的迁移,也同时意味着创造或某种创造性思维逻辑的成立。

  第三,建议表、举例表、示范列表体现移情能力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大纲》除了对课程目标和学习者所应具备的策略、文化意识进行了分级分类描述外,还提供了《汉语教学话题及内容建议表》、《汉语教学话题及内容举例表》、中国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等具有实用参考价值的附录。

以《中国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为例,“风俗礼仪”和“音乐、舞蹈绘画”题材贯穿各级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列表,是这一举例表的重心。风俗礼仪根据级别不同,分为不同的学习任务:如“初步了解中国人见面时的礼节”、“了解中国人告别时的礼节”、“了解一些著名旅游景点的风俗习惯”等,均有着较强的呈示性,方便学生课堂内外交际操练和应用。其问,“了解中国目前的黄金周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这个任务,则充分体现出针对国际汉语教学从专业化日益走向大众化、普及型和应用型发展趋势。“音乐、舞蹈、绘画”同样根据级别不同,分为不同的学习任务:如“了解中国独特的音乐以及它的简单分类”、“了解一些常见的民族乐器并能识别它们的乐声”、“了解中国现代比较流行的舞蹈形式”、“了解中国画的一些艺术特征”等,同时均伴有跨文化交际思考问题举例,以启发学生将诸多具体的艺术体验上升到跨文化理性思考。

  结语

  时值21世纪初,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美育研究与实践尚处于拓荒阶段,而移情问题是这一交叉领域的重要一环,对于推动国际汉语教学和研究走向丰富与深入作用巨大。它是国际汉语学习者策略、文化意识培养和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同时,良好的文化意识和有效策略又会促进自觉移情的培养。《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颁布,体现着这一理念的实践展开,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一理念在国际汉语师资培养、国际汉语教材和国际汉语课程设置等环节的实施,尚存在诸多矛盾和缺陷。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美育研究与实践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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