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考孔子作《春秋》
在历史上，第一个称道孔子作《春秋》并给予崇高评价的人，是孟子。因此，对《孟子》的深入考察，是我们解开孔子作《春秋》之谜的最好钥匙。
司马迁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1]但考《孟子》全书，未见引《春秋经》，所引之文全出《左传》，并有明称“孔子恶乎取”者。本文从他对“孔春秋”的有关称述，所引用的有关史料及其理论思想的渊源各方面，深入探考孔子所作《春秋》的性质，指出它即《左传》蓝本。从而否定了孔子所作为《春秋经》的传统误说。
(一)从孟子的具体称述考“孔春秋”的特点
《孟子、滕文公》这样称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孟子于后面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所给予的崇高评价，他将其与大禹治水、周公安天下相提并论，说明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之大。从孔子自诩“知我其唯《春秋》”之语，可见其亦自视甚高，不同凡响。需要指出的是，《春秋》并非孔子首创。在孔子之前，各国都已有《春秋》。《国语、晋语》有“羊舌肸习于《春秋》”之语;《楚语》记载，申叔时对楚庄王太子的老师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说明即使是“南蛮”的楚国，《春秋》也已以其“耸善抑恶”的特点，被奉为了教课书。《左传》亦记载晋国使者出使鲁国，曾观书于鲁大史，“见《易象》与《鲁春秋》焉”。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为什么还要作《春秋》?又为何对自已所作《春秋》如此自豪?《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此有更具体的记载：“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案：“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孔子作《春秋》区别于一般史官之作所在。它透露了“孔春秋”的独特锋芒。这当是孔子说“知我”“罪我”的缘由之一。孔子的这种革命批判精神，是“诸侯害之大夫雍之”的现实所激发出来的，是他作《春秋》的直接动力。而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历代统治者及其卫道士，千方百计抹杀掩盖这一点，篡改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其根源也正在这里。
《孟子、离娄章》还说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的这段话，显示了孔子所作《春秋》在具体内容上的特点。“其事则齐桓晋文”，说明他写的主要内容是春秋时期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争霸战争。孔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说，孔子这段话可能是从考察历史，犹其是当时的现实所得出的论断。齐自齐桓称霸，到孔子所生活的时期，经历了孝、昭、懿、惠、顷、灵、庄、景、悼、简十公，至简公被陈恒所杀，恰恰是十世。晋自文公称霸，历襄、灵、成、景、厉、平、昭、顷九公，亦近十世，故曰“十世希不失”。鲁国自大夫季友掌权，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恰历五代，故曰“五世希不失”。这段话，反映了孔子对春秋二百四十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孔子为什么要写“齐桓晋文之事”?这正是孔子对春秋时期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规律准确把握的结果。齐桓晋文称霸，标志着“天下无道”的开始。而这个“无道”，不仅仅是指诸侯的僭越，还包括周天子的“无道”—周室东迁，就是他“无道”、失政的结果。什么是孔子的“道”?那就是《论语》中一再称说的治国以礼，“为政以德”，百姓足衣足食，“庶民不议”。孔子写“齐桓晋文之事”，也许正是为了“行道”，为了探索历史之道。
“齐桓晋文之事”，是昏上乱下的春秋时期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故曰“其文则史”。至于对于他们的争霸，孔子并非如封建经学迂儒说的那样，一概地全盘否定。这从孔子盛推辅助齐桓争霸的管仲之功，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到证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段话深刻表明，孔子对争霸战争的历史意义，具有独具只眼的理解和评价—它对于统一中原、维护华夏文明、推动历史的进步，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是后代迂儒所不可能看到和承认的。而这恐怕也是孔子写“齐桓晋文之事”的原因之一。
其次，孟子的这段话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作何理解。历代经学家把《春秋经》推崇为孔圣人所作的宝典，然后从这部提纲式的“断烂朝报”里，从只字片语中挖空心思，穿凿出所谓的“春秋大义”，编出什么“日例”“月例”“爵例”“名氏例”等等无数“义例”，然怎奈自相矛盾，前后抵牾，无一可通。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对于“孔子作《春秋》”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及所谓的“窃义”是什么，“窃”的又是什么“义”，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从根本上搞明白。
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样一部书，是否《春秋经》?要搞清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的。首先，从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来说。在《春秋经》里，对晋文的记载，仅于鲁僖公二十八年有这么几条：
“晋侯侵曹。晋侯伐卫”
“晋侯入曹，执曹伯以畀宋人。”
“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此外，就是于僖公三十二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这就是《春秋经》对晋文公的全部记载。与对其它各国诸侯的记载相比，仅从文字的数量上看，也当不得孟子所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语。再从褒贬上说，写晋文“侵曹”，用“侵”字，决非褒义。“入曹”“执曹伯以畀宋人”，这行径使人感到不大光采。至于记载践土之盟，《经》把鲁侯放在首位，实际上掩盖了晋文的霸主地位，这就尤其不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的主旨。《经》对齐桓公的记载，虽然文字上多一些，但一字不提管仲，丝毫看不出“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管仲之力”，似乎也不合孔子对此有关的历史评价。其次，《春秋经》对“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乱臣贼子”也讨伐不力，多有隐讳之笔。《春秋》弑君三十六，《经》所书唯有二十六。隐讳失实如此，又如何当得孟子说的“乱臣贼子惧”之语?对此，前面已多有论及，兹不赘。
以上所说，仅依据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直接称述，仔细推敲，就令人大为怀疑，《春秋经》究竟是否真是孔子所作《春秋》。当然，这还只是间接的论证。我们还必须通过对《孟子》全部文章的深入研究中，才能作出更可靠更有力的论断。
(二)从《孟子》所引《春秋》史料考“孔春秋”
孟子既然对孔子作《春秋》之功推崇如此之高，可说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自然不会不引用其文。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以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为《铎氏微》;---虞卿上采《春秋》，------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据司马迁之说，孟子曾引用孔子的《春秋》之文以著书。但考《孟子》全书，却未见引用《春秋经》，而唯见多处引用《左传》。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孟子有引其文而直接点明孔子者：“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此事不见于《论语》或《春秋经》，惟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万章下》所记与此同，只多几句：“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士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考《左传》昭公20年所记，与此大同小异：“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旂 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是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基本情节完全相同，只是一则招以“旌”，一则招以“弓”，但招虞人以皮冠则完全一致。主旨亦相同。只是文字略有出入(古人引用，常用其意而不必严格按原文)。但无疑是引自《春秋》(《左传》)，这是可以肯定的。孟子说的“守道”，指君臣之道;所谓“守官”，指“非其招不往”。孔子一向将“以礼治国”置于首位，“招虞人以旌，不至”，因非其招。故孟子说，“孔子奚取焉”?义取“非其招不往”的尚礼“守官”精神。案《左传》成书于孔子身后，这段史实，当然不可能是孔子取自《左传》，而只能是左氏取自“孔子史记”。这就有力地说明，孔子所作《春秋》，并不是《春秋经》。
《孟子》所引用的《左传》史实，远非这一条。《孟子、离娄下》：“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 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此亦取材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卫国之事。“公(卫献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河泽。---初，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 射两軥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 乃反之。------”案二则事实虽有参差，但学射师事的情节基本相同。孟子的“庾公之斯”与《左传》的“庾公差”，仅一音之转。“尹公之他”与“尹公佗”亦音近而变。盖孟子意在论交友师事之道，并未细考史实原书，故有乖违。但此亦无疑出自《左传》。
又《孟子、万章上》：“-----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不可谏而去之秦------” 案：百里奚，见于《左传》僖公十三年：“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 ------”晋假道伐虢，宫之奇谏事，不见于《春秋经》，唯见于《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国。”僖公五年：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者，其虞虢之谓也。”
《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此亦取自《左传》：“------夫阳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求容焉。亲富不亲仁。------”(定公九年)
孟子全书未见引用“春秋经”，但对《左传 》之引用则达20处以上。又有引用其文者如《告子下》“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此见于《左传》僖公九年：“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所引誓辞，与《左传》一字不差。
除了史实，孟子的语言修辞也颇有取之于《左传 》者。如《离娄下》“故为渊殴鱼者，獭也;为丛殴爵者，鸇也;为汤武殴民者，桀与纣也。”“鸇雀”之喻，出典于《左传》：“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鸇 之逐鸟雀也。”(文公18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鸇之逐鸟雀也。”(襄公25年)
《孟子。梁惠王下》：“君之民，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使老稚转乎沟壑”(《滕文公下》)其“转乎沟壑”之喻，“之四方”之语，最早见于《左传》：“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昭公13年)“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襄公26年)
“时雨”之喻：《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此“时雨”之喻，借鉴于《左传》：“季武子如晋拜师。---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鄙邑?’
“土芥”之喻：《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此出自《左传》：“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国之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公元年)
《孟子公孙丑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是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出自《左传》宣公11年：“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案：《论语》中恰有此语：“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孝经、事君章》引为：“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从《孝经》“子曰”之称，更可证明《左传》之语，出自孔子。
《孟子》全书对《左传 》之引用甚多，却只字不提左氏;对孔子作《春秋》推崇甚高，《春秋经》则未见一引。若孔子所作《春秋》是《经》，这就太悖理了，仅从逻辑上就难以讲通。更何况，孟子引《左传》文而明称“孔子恶乎取”者，进一步雄辩地证明，孔子所作即《左传》的蓝本。
(三)从《孟子》的思想渊源考孔子《春秋》
孟子不仅大量引用《左传》其文其事，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上，亦多方面深受其浸润，甚至可说是与《左传》一脉相承。
首先，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即渊源于《左传》。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孟子、尽心》)这种观点，不仅与法家思想绝然对立，而且也是其它各家都没有说过的。乍看起来十分新奇大胆，其实，它导源于《左传》。《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在这里，《左传》作者把民之“利”甚至提到了君之“命”之上。作者借邾文公之口说， “天生民而树之君”，就是为了“利”民。君之“命”“在养民”。故为了利民，即便是君死也在所不惜。〈左传〉通过邾文公卜迁之事，首次表达了民贵君轻的新观念。这是春秋时代人文主义发展的结晶，代表了时代的心声，也是作者的仁学思想的最高表现。襄公二十五年，《左传》作者又借晏子之口，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 谁敢任之?”这是把社稷置之于君之上，且明确表示：“臣君者”，其宗旨非为君一己尽愚忠，而是“社稷是养”。并把君“为社稷 ”还是“为己”、为公还是为“私”鲜明地对立起来，这在观念上，同样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很显然，这是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家天下”崩溃，以民、以社稷 为基础的“国天下”的时代将兴起的历史反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正源于《左传》，是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
而《左传》的这种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是否吻合，有没有矛盾呢?在传统的封建时代经学家那里，总是强调孔子“尊王”“君君臣臣”的一面，而完全抹杀了孔子的批判现实的一面。其实，仔细看看《论语》，孔子决非头脑冬烘的迂夫子。他的学生子路曾特地问过这样的问题：“‘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孔子并不以传统的所谓“叛君”行为为“不仁”“不忠”，相反，却首先从“民”的“受其赐”的角度，给予管仲以从未有过的崇高评价。事实上，孔子衡量和评价是非的标准，与统治阶级的标准，并不相同，他是把“民”置于“君”之上的。不仅如此，据《论语》记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孔子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为解。又“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其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孔子竟要到叛逆者那里去就仕，实行他的政治理想。这与传统的经学家所宣传的“尊王”“君君臣臣”更是南辕北辙。孔子称道历史上的逸民高士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废中权”，同时坦承：“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如果把孔子的这一切言行联系起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的真正含义—他早已看穿了当朝统治者的贪腐，跳出了“愚忠”的封建牢笼。孔子追求和推崇的，既不是“忠君”，也不是清高的逸士，而是利民、行道，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正因此，才有胆识写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春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与《左传》、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从民本思想出发，孟子还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孟子、梁惠王下》曰：“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亦源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昭公二十五子太叔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是故审行信令，---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昭公二十年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 ---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徒欲厌私，高台深沟，撞钟舞女，斩刈民力。------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晏子揭露齐国统治者 “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虽有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昭公二十年)《左传》准确地揭示出封建社会贪腐的本质特征：统治者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百姓的痛苦之上，它将导致本身的灭亡;指出唯有 “乐而不荒，乐以安民”，才能“后亡”。孟子同样揭露了：“王鼓乐于此”而使百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尖锐对立，指出只有“与民同乐”，才能 “王天下”。不难看出，孟子的仁政思想，都与〈左传〉相承相袭，受其沾溉甚深。
此外，孟子著明的政治观“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亦得之于《左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襄公九年)“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成公13年)
再如，其“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语，亦源于《左传》：“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昭公4年)“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襄公27年)
又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出自于〈左传〉：“------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而见之。与之言，说。告之故，辞。承之以剑，不动。胜曰：‘不为利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又孟子的“交邻国之道”亦承袭《左传》。“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唯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梁惠王下》)《左传》：“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哀公七年)
又，孟子承《左传》《论语》提出“教民战”的思想：“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在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告子下》)案：这也是《左传》的明确思想：“明耻教战，求杀敌也。”(僖公二十二年)“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以教民战”的思想，《论语》亦与之完全相吻合。“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同前)“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孟子》《左传》与《论语》是高度一致的，它们都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关于晋文“教民战”而霸之事，《国语、晋语》亦有记载：“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义，盍纳天子以示之义：‘乃纳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对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对曰：‘民未知礼，盍大蒐，备师尚礼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庐，作三军。使郗谷将中军，以为大政，郗溱佐之。子犯曰：‘可矣。’”比较《左》《国》，后者仅有“示义”“示信”“示礼”，未有“安其居”“利民”使民“怀生”之义。显然，《左传》作者的思想更接近于《论语》，孔子一向认为，“君子怀义，小人怀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为政治国，首先要让百姓“富”、让百姓 “足食”。要百姓“能战”，首先自然要“利民”，“安其居”，而后“知义”。所以，《左传》很可能是在原史料基础上根据孔子的思想，进行加工的。在这方面，孟子正是继承了《左传》及孔子思想，才提出了“仁政”的具体措施。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梁惠王上》)
从上所举，可见孟子的理论思想体系，受《左传 》的影响相当深广。
《孟子》引用《左传》虽不及《吕览》《韩非子》多，但从上所述 ，已足见《左传》对孟子的影响深刻。种种迹象表明，孔子所作《春秋》，可能就是今之《左传》蓝本。
注释：
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转引自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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