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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特征分析论文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特征分析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内容摘要:《水浒传》中武松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景阳岗打虎,为兄报仇,表现出他勇猛胆大争强好胜的性格。为兄报仇又显露出他兄弟情深、精细果断的一面。发生在他身上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事件表明他是一位知恩图报、讲究义气、抱打不平、重情重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铁骨铮铮的梁山好汉。在招安一事上他头脑清晰、主见独特。随着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使他的形象特征在不断变化。也使他正直豪迈、光明磊落的梁山好汉形象栩栩如生。武松的形象也有着深刻的意义,他畅行江湖、我行我素在生活中可以尽显豪爽气概,可以报朋友之恩,可以血仇人之恨,武松这个人物深受人们喜爱。
关键词:武松:《水浒传》形象特征武松义气主见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歌颂造反的小说,为此类小说开创先河。《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早在《水浒传》成书以前的南宋时代,有关武松的故事就在人民群众中流传。随着《水浒传》的流行,武松故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武松成了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武松虽然出身微贱,但他却受到几乎所有读者和听众的同倩、喜爱和赞美,成为人们向困难作英勇斗争时的学习榜样。武松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水浒传》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对这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评述《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文章,几乎无不举武松作为立论的依据。《水浒传》流传几百年来,武松的形象深入人心。武松是封建社会普通平民中的一个强者。他英勇无畏,敢做敢为,他做过很多事,每件事都表现为在任何邪恶势力面前也不低头,只凭自己的力量去报仇雪恨,不惜一切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申张了正义。这是一种英雄的品格。这种品格是封建社会中平民百姓特别景仰并且宝贵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论述武松这一形象。
一、勇猛胆大争强好胜
“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浓彩重笔书写的章节,武松喝十八碗酒,吃三五斤牛肉,醉卧山石,避开老虎一扑一掀一剪,用铁锤般的拳头斗杀吊睛白额大虫,富于传奇与浪漫。这段惊人的赤手空拳打死斑斓猛虎的情节本身就让人惊叹,体现出作者在刻画人物神勇形象的取材与表现方式上的匠心独运和奇思妙想,景阳冈打虎,集中渲染的就是武松的力和勇。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伤害了二三十条大汉性命的老虎,这显然是作者作了艺术的夸张,是理想化的。但细读整个关于打虎的描写,却又发现并未脱离生活,而且写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首先作者运用大量的篇幅写武松在酒店里喝酒,而喝酒本身就包含了现实和理想两种成分。那种一般人喝两三碗就要醉倒的“透瓶香”,武松却连喝了十八碗都没有醉,还吃了四斤熟牛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就是作者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武松的英雄本色。使读者不禁自然的就会想到:有如此酒量和食量的好汉是有可能打死老虎的。这是在为后面写打虎做铺垫。这种描写显然是理想化的。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有它现实的依据。因为酒确实可以壮胆。一个人在喝了足量的酒以后,可以变得更加的勇猛和大胆。
当店家告诉他山上有虎,劝他在店里住下时,他反倒说人家要谋财害命。这里面既有武松长期江湖生活的经验,也包含着暴躁,不讲理,强烈的个人主义性格。说是不怕老虎,其实含有吹牛的成分。但是武松谈虎而不色变,敢于上景阳冈,毕竟还是胆气不凡。但当他看到官府榜文时,却胆怯犹豫了。此时,作者对武松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的描写非常的出色。武松争强好胜,很爱面子,虚荣心极强,他把丢面子看得比丢性命还重要,明知上山有危险,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去,这就是他一面心中胆怯,为自己壮胆,一面硬挺着走向景阳岗,这种矛盾心理充分体现出了武松的性格特征。这是武松的缺点,也是他的英雄本色。如果写武松知道山上有老虎却丝毫没有害怕和胆怯,人物就会因为缺乏生活依据而变得让人难以相信。再看老虎出场之后,作者是如何写武松的:“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化作冷汗出了。”看见了老虎真的来了,还是害怕。这样写效果如何呢?不但不损害英雄形象,反而更好的,更真实的表现了英雄。不怕,不惊,就不是人了,那是神。先写老虎攻击,武松防守。老虎是一扑,一掀,一剪,武松是一躲,一闪,再闪。虽然也是害怕和吃惊,但并未被吓得瘫软无力,而是表现得那么机敏和雄健,那干净利落的一躲两闪,就已经显现出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来。老虎“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没了一半。”这种描写也是符合生活常情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武松才有机会转入反攻。施耐庵有意写武松打折了哨棒,好让他赤手空拳打虎,以便更加突出武松的威武有力。接下来写武松干脆丢了半截哨棒,用两只手按住老虎,如果是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打虎,那就不合情理了。等到“老虎将身底下扒起两堆黄土,做了一个土坑”,武松将老虎的嘴按进坑里,这才“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只顾打。”“打五七十拳”,将老虎打得动弹不得,但尚未断气,这时武松又回到树林,找回打折了的半截哨棒,这才将老虎打死。这写得很真实,因为此时的武松已经没有了力气,只有用哨棒才能把老虎打死,又因为此时老虎已经无法动弹了,所以武松才能抽身去找哨棒。到此,作者已经将武松那超人的神威和武艺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
二、兄弟情深精细果断
武松发现武大死得不明不白之后,对潘金莲仔细的盘间;向何九叔和郸哥作了周密的调查,迅速取得了武大被人谋害的人证、物证,表现了他胆大心细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社会斗争经验。杀嫂祭兄,在武松故事中最为曲折和复杂,对武松性格的展示也最为充分,历来为人们所乐道。武松之兄武大郎是一个平庸而懦弱的卖炊饼的小商贩,只能算作宋代坊郭中的下户。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不仅对封建官府的统治逆来顺受,即使对一般奸诈的浮浪子弟的欺负,也不敢抗争,受老婆的辱骂,也只是忍气吞声。他处处躲让,但灾祸却随时紧逼,最后终于被害身死。武大是封建社会中被压在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读者对武大的深切同情斌予了武松后来报仇行为的正义性质。
武松报仇行为的复杂性来自于对手们的庞大和他们计谋的周密。西门庆是一个破落户财主,“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诌官吏。”他先用钱物买通王婆,勾引上潘金莲。毒死武大以后,又买嘱团头何九叔。武松告状以后,西门庆又送银两给县官贿赂赂。这样,西门庆就在武松面前布置了一个内外串连、上下勾结的严密的网,使武松搜寻人证物证,企图用合法手段报仇的努力归于失败。潘金莲是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她因为勾引武松遭到严辞拒绝而对武松怀恨在心。害死武大以后,她对西门庆说: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死心踏地和西门庆结成一伙对付武松。她对付武松的主要策略是可以否认武松的“直系亲属权利”。她说:“我当初嫁武大时,曾不听得说有什么阿叔,那里走得来!”武松想要通过到官府告状的形式达到报仇的目的.潘金莲的作伪和狡辩将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在武松的对手中,王婆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王婆开着茶坊,和社会上各种各类的人都有接触,养成她善于揣摩别人心理,不择手段地投机取巧的性格。她富有社会经验,老奸巨猾,很会出谋划策。不用说潘金莲中了她的计策,就是西门庆也完全落入她的圈套之中。她设计的对付武松的策略,可以说周密得无懈可击。她搞的是“斩草除根、萌芽不发”之计,相当狠毒。她要把武大毒死,焚尸扬灰,毁灭罪证?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为了应付武松可能的追究,她引证封建礼法来保护罪犯:“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使非法的行为合法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说,王婆的这套办法是有可能行得通的。在王婆的设想下,离家两个多月以后回来的武松将处在一个家破人亡、灰飞烟灭,即使明知有冤屈,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无诉无告,眼睁睁看着潘金莲一伙“谐老同欢”的可怜境地。实际上,武松回家之初遇见的正是这种情形。
作者是把武松作为一个非凡的好汉来塑造的,所以也斌予他以非凡的性格.他的勇力、刚强又精细的特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全面的展现。潘金莲对他的勾引,不仅引起他强烈的反感,立即给予潘金莲以义正词严的驳斥和斩钉截铁的警告;而且由此使他看出懦弱的哥哥“里”不壮,“篱”不牢,处境是危险的。他临别时的嘱咐,说的就是这个担心。这时,他已经是武大的保护人。他不仅能够预见危险,而且有充分信心承担起保护的责任,有能力去解决任何麻烦。所以,当他从东京回来,听说哥哥已经死去时,他没有悲痛,而是发出一连串疑问:“我哥哥几时死了?得甚么症候?吃谁的药?”听了潘金莲和王婆的回答以后,他也不争辩,回到住处去拿了“一把尖长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就开始了他的报仇行动。如果武松的报仇行动象普通人一样要通过“合法”的打官司途径去进行的话,那么,他的勇猛将打不破西门庆的关系网,他的威武将胜不了王婆的好计,他的刚强将抵不住播金莲的狡辩。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的结局。小说表现武松特出的地方是,当第一次告状失败后,他立即丢掉对封建官府的幻想,不哀告任何人,只是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马上开始他独立自主的报仇行动一一他要自己调查案情,审判罪犯,并且执行判决。这是一个多么果敢大胆的行动,他不惧伯任何敌人,他准备排除一切障碍。正是他这种不顾一切为兄报仇的正义行为,才赢得了无数读者的衷心赞佩。
口舌争辩不是武松的特长。当堂对质要看官府是否公正一—武松已经发现官府不公正。武松所有的只是他那神奇的勇力。于是,他就充分施展他那有震摄威力的本领,快刀斩乱麻,出其不意地使王婆的好计,潘金莲的狡辫都一败涂地,西门庆的关系网也无能为为,三名罪犯全部偿命,胜利地为兄报了仇。
三、知恩图报讲究义气
武松杀了奸夫之后,虽犯了杀人罪,但受知县庇护,被从轻发落到孟州牢城,而在此间受到施恩点水之恩,便以涌泉相报。武松起初蔑视那一百杀威棒,但对于替自己说情的人却感记于心,加之施恩又以酒肉相待,武松最初虽不明就里,但知道其意后,却执意要替施恩出气。这里边不免使人产生了知恩图报的想法。(这在当时牢中其余犯人对杀威棒所描述的种种情景的对比下,武松将这一百杀威棒的免除看作是恩惠也是情有所缘的了。)既然武松全然没有将那一百杀威棒放在眼里,那么施恩的说情也只能算作点水之恩了。但武松将这滴水之恩看得很重。听到施恩有许多冤屈,施恩原有一座快活林,但被蒋门神霸占去了,还吃了蒋门神一顿拳脚,使得施恩两个月起不得床。武松本爱打抱不平,又是侠义心肠,得知消息之后,顾不得身体状况,当即要去找蒋门神,到了快活林,先是找茬,而后将蒋门神老婆扔进酒缸,再将一个酒保也往酒缸里一丢,另一个酒保,也受到了同样的“恩赐”,蒋门神来了之后,武松说时迟,那时快,武松两只大拳在蒋门神面前虚影一下,惹怒他,然后飞脚踢去,直至小腹,然后双手将其按将下去,又飞起右脚,直奔蒋门神额角,随后那厮即倒,武松逼入一步,踩住胸脯,抡起大拳,往蒋门神头上一落,可谓痛快淋漓。
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夺回了酒店,这表现了他的知恩图报,看重交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施恩对武松以礼相待,每日款待,武松把这份交情记在心中,有事相托,自会全力以赴;而所要打的正是一恶人,这如武松所说“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当施恩求武松去打蒋门神时,武松的话语、举动,如“拣紧要的话直说来,要去便去,等甚么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准备”等话,表现了他的直爽、性急。勇猛自不必分析,武松在快活林酒店的所做所为也说明他是有谋略。有谋略主要是指武松的粗中有细。如出发前“讨了一个小膏药,贴了脸上金印”,以免暴露囚犯的身份;如他的“假醉佯颠”;再如料定“这个大汉一定是蒋门神”时,先不去理睬他,而是先奔酒店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武松的谋略。
其后是血溅鸳鸯楼,在飞云浦时,武松知道是张都监设下圈套,害得他入狱,差点丢了性命,此时武松“怒火冲天,提着朴刀径自回到孟州城,为了洗尽心中的不平,他逢人便杀,杀马夫,杀张都监,杀张团练,杀蒋门神,杀张都监夫人,杀张都监儿女,杀张都监养媳……月光烛影中,刀光霍霍,杀、杀、杀。走出中堂,拴了前门,返将回来,再寻着了两三个,全部毙命,虽然他杀得有点过火,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武松嫉恶如仇、正直豪迈、铁骨铮铮的英雄形象,因此诸多读者就忽略武松杀人过火,而更多地去赞赏他的梁山英雄形象。
四、头脑清晰主见独特
宋江对武松既是义气上的大哥,又是精神上的导师。武松跟随宋江,并且跟随宋江招安。《水浒传》中的确是武松最先提出招安主张,但武松和宋江的招安想法虽同,目的却炯然有异。武松心中只有和“义兄”宋江的情义,所以首先想到的是招安遇赦后来找宋江,其义之重,其情之真,昭然可见;宋江想的却是仕途,是在尽忠报国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留名青史。
武松有招安的思想是正常的,招安的思想来自于武松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现实。但是,上梁山后,在同官军的一次次抗争中,武松逐渐认清了现实,变得坚定和成熟起来,他已经放弃了招安的初衷。武松跟随宋江南征北战,在此过程当中,武松对宋江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并且对他的那种信任也逐渐地消失二人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宋江想招安,但以前想招安的武松现在却不想招安了,最终,武松以在六和寺出家的方式与宋江分道扬镳,彻底决裂。武松与宋江两人关系的完全决裂的重要原因是武松对招安一事有了自己个人的独特见解,那他想干什么呢?“武松不解公明意,直要纵横振羽翰。”这句诗给了解答,武松不愿招安不愿受束缚,他要纵横四海,展翅高飞。在菊花会上,宋江作了《满江红》词,乐和还没唱完,“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面对一片“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论调,武松鹤立鸡群,他并未让
义气蒙住双眼,不顾及“义兄”宋江的态度,第一个跳出来,明确地反对招安。这份孤傲与不屈,即便是自己敬慕的宋公明哥哥也难动摇,至为可贵。诚然,招安的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二语能说清的,但从招安后很多梁山好汉失去了昔日的丰采,特别是平方腊后,死的死,伤的伤,以至多人选择放弃随宋江回朝封官进爵,可以证明武松的见识是深刻的。武松这样的选择,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明智的。他与宋江两人最后不同的结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水浒传》中的武松,侠肝义胆、气盖云天,他和广大的市井细民一样,有爱也有恨,他的性格既为人们所熟悉,也为人们所羡慕,为人们所喜爱。武松“集中了人民的英雄的美的理想”。他是一个高大完美的“天人”形象。他是那样的快意恩仇,畅行江湖,我行我素,就可以尽显豪爽气概,可以报朋友之恩,可以雪仇人之恨,可以做“痞性”的无赖,可以大碗喝酒,也可以杀人、放火。虽然,武松身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光彩的地方,但人们都能给予谅解,人们欣赏的仍旧是他闪光的一面,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深深地爱着们我们心目中的梁山英雄。
参考文献:
①拙文《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三期
②李希凡:《文章名》《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1980年
③陈辽:《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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