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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词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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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学识广博，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在诗、词、散文以至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有关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来争论较多，莫衷一是。本文就苏轼词的艺术特色作一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唐宋文学 苏轼 词 艺术特色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时年仅二十一岁，深得欧阳修赏识。仁宗初读苏轼兄弟文章，退而喜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时宋王朝积弱，苏轼主张“洗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力主兴革。熙宁初，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新法，故离京赴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官。元丰二年七月，因一些新党分子诬陷他的诗句讽刺新法，被捕入狱，险些丧命，此即“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期间开辟荒地，自号东坡居士，写出了很多伟大的作品。哲宗元年（1086），召回朝为翰林学士。因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厉害，参用所长”的全盘否定新法的做法，遭旧党排挤。先后任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知州。昭圣元年，新党再执政，又被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赦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卒于常州。苏轼思想比较复杂。政治上以儒家为主体，对人生的态度上又以佛老为指导。既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又有超旷出世的胸怀。这种思想决定了他处顺境不流于逸乐，处困境也不陷于颓废。他的一生虽然在政治上失败，却也造就了一代的文学巨匠。苏轼是个博学多才的作家。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文章和父，弟称三苏，入唐宋八大家。他的书法入宋四家。他的词独辟蹊径，高出人表。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从内容和形式上解除了词的各种束缚，使词成为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文学形式。《四库全书》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亲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白居易；至苏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
作为一个全能艺术家，巨儒政治家，一个刚直率真，放荡不羁的文人，一生的曲折不尽言表。自年轻还朝起用，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对苏东坡这样的一个有浪漫性情的文人来说，坎坷人生必会带来有魅力的诗文。于是，最沮丧的时期，东坡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诗词达到了成熟时期。愤怒过去了，尖酸也暂时过去，留下满心安详与去意。古往今来，似乎愈是才高八斗，壮志满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让人心疼。而面对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有人默默“归岸”，欲“了然万事，虚纳万境”而“独长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长年醒”，有人独立不惧，潇洒自适，且醉且醒。东坡自能在人生的激流起宕中遗世独立，岿然于天地。几经沉浮后，伟大的心灵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东坡力求精神解脱，而当时，盛行的老庄禅学思想无疑给了他一线希望。在这样的超脱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适性而为，向往豁达平静的生活。“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从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苏轼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宽解了。“十年归梦寄北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似乎有饮酒蛰伏，一醉方休的感叹。但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对苦难，对迫害的心态，他“渺观大瀛海”，何等雄阔之气。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适，自求解脱，用表面的超脱掩盖内心的痛苦，就愈发显现他的乐观倔强，他的无比旷达之胸怀，也愈发让人钦佩，为之震撼。“鲜鲜霜菊艳，溜溜槽床声”，东坡留下了他的灵魂欢欣和心智的乐趣。且醒且醉之间，惟有一颗永远跳动的心。
同时，作为政治家兼艺术家的苏轼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幸运的是正是这不幸孕育了他的诗才，使他在词的创作上树起了一座崭新的丰碑，开创了词作的另一个先河，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关于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来争论较多，大致有四类。一曰“豪放”，二曰“韵秀”，三曰“清雄”，四曰“情深、思深、真率”。就“豪放”而言，苏轼一生作词约三百余首，其中早期约六十二首，由于受张子野的影响就很典雅，中、后期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并不豪放。而“情深”、“思深”、“真率”无独苏轼如此，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等何尝不如此？而用日本学者西纪昭的话来说就是：“苏词特色，一言以蔽之，‘子瞻以诗为词’。”王灼《碧鸡漫志》说：苏轼“以诗为词”是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晚唐五代，词作为歌舞樽前以助娇娆的享乐手段，与艳情结下了不解之缘。西蜀欧阳炯的《花间集序》说得明白：“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而宋人陈世修《阳春集序》更记载得清楚：“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甚至在当时人们看来，这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欧阳炯有一首描写南国田园清新优美风光的小词《南乡子》：“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招素手”。笔触之最终一点还是落于纤艳之“素手”。由此看来，“词为艳科”是晚唐五代普遍的思维定势。宋初，经过五代特别是较早的西蜀的一段泛滥，词作为放荡妖艳的形象更深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就连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词作中也处处是“一曲细丝清脆，绮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和“慢引萧娘舞袖回”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双鸳鸯字怎生书”和“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的缠绵小调。至于柳永，词的内容稍有扩展，都市的繁华生活，市民的思想意识，失意文人的牢骚不满，下层妇女的不幸遭遇等，作为新的题材，在他的作品中时有出现，但作为柳词主调的，仍是儿女私情。可以说，词成了文人们不可抑制的情欲的宣泄工具。
只有到了苏轼，才使宋词走上了“向上一路”。他不像柳永那样自甘小道，也不像晏殊那样自我分裂，而是从观念本身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提高词品。其具体方式就是把词拉向诗，使“艳科”“小技”焕发出诗一般的正统的光辉。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以诗为词”，或者叫用词来写向来属于“正统”的诗歌才涉足的各种严肃而又“浮艳”，简单而又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拿李清照与苏轼作一简单比较，从中看出他是怎样“提高词品”，“以诗为词”的。在文学史上，李清照以词著称于世，但她也写诗。不过，有关时事政治、咏史怀古等重大题材，一般吟之于诗，个人的悲欢离合，咏花惜春等小题材一般赋之于词。这就使得她的诗大都政治倾向鲜明，且悲壮豪宕。我们试读她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仿佛看到一个拍案而起的怒目金刚。朱熹在评价她的《咏史》诗时曾说：“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寻常女子所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而她的词由于题材狭小，人们却感受不到半点“豪壮”之气，有的是似水柔情。比如她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细腻逼真地写出闺中思妇的心理状态，在感情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此种情怀在她的诗中是找不到的。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评价说：她的词“是最能够表现女性的优美的情调的。以前一切男性词人所写的‘闺情’，所写的‘妇人语’，放在清照之前，都要黯然于色”。
与李清照不同，苏轼的词与他的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大都基本相同或相近。我们试读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可见其中年“老夫”无比豪壮的气概，以及保卫边疆，打击敌人的一腔壮志豪情。读他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可见其不怕风雨，在逆境中怡然自得的那种“任凭艰难险阻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气度”（萧士杰《唐宋词导读》）和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读他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可见其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为悼念亡妻，他写下《江城子》，为亡妻洒下“泪千行”。惦记两地相隔的兄弟，他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表达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兄弟情意。想起故乡，他就写下“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看到眼前的花月，他就“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更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披”（《虞美人》）。他不仅用词写严肃的生活内容，也用词表达儿女情长，且照样缠绵悱恻，婉约可嘉。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为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山谷题跋》有云：“语意高妙，似非吃人间烟火语。”，而“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则不能到。据《宋十名家词。东坡词》载，此词还有一序，讲的是一个美丽而凄凉的故事。如下：惠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
小序和苏轼的词一样写的仙气飘渺。虚幻迷离，颇有点遇仙的感觉。苏轼寓居定惠院，每到他深夜吟诗时，总有一位美女在窗外徘徊。当推窗寻找时，她却已经翻墙而去。“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幽人该是指那位神秘美丽的女子，这个女子好象是为苏轼而存在，在苏轼离开惠州后，女子就死去了，遗体埋葬在沙洲之畔。当苏轼回到惠州，只见黄土一堆，个中幽愤之情可想而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短短的数十个字，就委婉道出了一个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老，闻得其祥，题诗以志之云：空江月明鱼龙眠，月中孤鸿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边，葛巾藜杖眼窥天。夜冷月堕幽虫泣，鸿影翘沙衣露湿。仙人采诗作步虚，玉皇饮之碧琳腴。”人似飞鸿，飞鸿似人，非鸿非人，亦鸿亦人，人不掩鸿，鸿不掩人，人与鸿凝为一体，托鸿以见人。“人似秋鸿来有信，去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二日与潘郭二生出郊游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并韵》。人生来去如鸿雁，代代往复，生生不已。但一个人的经历又象春梦一样，去而无踪，难以追怀。周济论词主“有寄托”与“无寄托”之说，以为“非寄托不入”，而“专寄托则不出”。东坡此词能臻此境，在于“非因寄托而为是词”，乃“触发于弗克自己，流露于不自知。”
贺赏云：“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春闺）曰：‘新索身轻常趁势，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邹水轩词鉴》）王士祯评其《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时也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
刘熙载曾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李太白为近。”（《艺概》）杜甫被人称为诗圣，他用自己的诗歌写下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刘熙载把苏词比作杜诗，确有点言过其实，但他看到苏轼诗、词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肯定苏轼自觉地“以诗为词”的观点还是正确的。
人们论苏轼的诗，说它“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叶燮《原诗》）。“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然开阖，千变万态”（刘克庄《后村诗话》）。苏轼的词比不上他的诗那样宽广多姿，但细心地考察他的词，就会从中发现，在他的词作中，仅刻画的人物就有：“羽扇纶巾”“雄姿英发”（念奴娇）的历史英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的慷慨壮士；“牛衣古柳卖黄瓜”（浣溪沙）的淳朴农人；“相排踏破菁罗裙”（浣溪沙）的俏皮姑娘；“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的意气少年；“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的匆匆行人。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刘熙载说他“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无人不可写。
“‘以诗为词’虽然兼赅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超出下列范围，即由比较狭窄地反映士大夫有关男女关系方面的生活，扩大到比较广泛地反映士大夫的其他许多方面的生活，或者说，由专门反映比较放浪的生活，扩大到也同时反映比较高雅的生活而已。”（沈祖芬木《宋词赏析·附录》）
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的话说：“‘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论调，则当是‘点’字断句；论意，则当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这里说的“文自为文，歌自为歌”，“歌不碍文，文不碍歌”，表现了苏轼冲破音律束缚的大胆创新精神，他是把作“新词”当作“长短句诗”来写的。既然“新词”就是“长短句诗”，则壮志可以入词，理趣可以入词，田园风光可以入词，悼亡感怀及一切诗歌可以表现的内容都可以入词。只要能做到：“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王国维《人间词话》）王若虚在论到苏轼“以诗为词”时曾说：“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视。自世之末作，乃为纤艳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胜士，亦或以是相胜，而日趋于委靡，遂谓其体当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滹南遗老集》）这是极有见地的话，应为苏轼的知己之言。
苏轼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抑或是成功的，没有其政治上的坎坷，未必就会有一代伟大词作家的产生，或许这正是时代的不幸，诗人的大幸吧。在纷争的政治斗争中，苏轼以老庄佛道思想作为自己精神的避难所，创造自己的精神家园，确实是一个明智之举。慧能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禅，即落无记空。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对艺术家来说，摒除杂念，保持空静的心态，正可以获得最大的思维空间以创造神完气足、深情远韵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苏轼所说“神与万物交”的哲学底蕴，也是他作品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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