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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小说农村女性形象的分析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严重关注妇女问题，尤其是农村妇女，并把她们作为小说的主要艺术形象加以描写的作家。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关于鲁迅小说农村女性形象的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鲁迅表现农村妇女问题，主要在《明天》、《风波》(《呐喊》)和《祝福》、《离婚》(《彷徨》)等四篇作品中。
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对旧中国农村妇女在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与毒害，表现了鲁迅对被奴役、被压迫的旧中国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严重关注和深切的同情。作品成功地描绘了在封建统治压迫下辗转哀鸣的农村妇女形象，探索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他笔下不觉悟、处境悲惨而精神麻木的人物，鲁迅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一、“自大与好古”者形象
鲁迅说：“自大与好古，也是土人的一个特点”。《风波》中的九斤老太太便是一个深居穷乡僻壤具有盲目性的“自大与好古”特性的“土人”。她对当时“现状”很不满，“一代不如一代”的口头禅揭示了她“不满”的全部内涵。首先，她“自大与好古”是立足于可笑可悲的基础上。她蔑视儿孙，按照自己的习惯标准去衡量后代，并作为规范和限制儿孙的言行举止。连孙女在饭前吃炒豆子她也深感不平与不满，说“一代不如不代”来咒骂。其次，她的“自大与好古”还建立在她的年龄与丈夫的体重这两个基础上。当子孙生下来一个比一个轻，她又说“一代不如一代”来慨叹;当媳妇和她争论称的问题时，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仍用“一代不如一代”来抵挡招架，哪怕是赵七爷说到“长毛”，她不管懂与不懂，也用“一代不如一代”来议论。总之，不管什么情况，只要一开口，她那句口头禅总是不离口。其他的话虽然含混不清，但品听起来依旧是“一代不如一代”的翻版。九斤老太太为什么总是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呢?原因是九斤老太太这个受封建传统思想毒害至深，小生产者因循守旧，顽固保守的习惯占据着她的心灵，使她总认为过去比现在好，她虽然不满现状，但她不满是复古倒退，她是倒退哲学的忠实信徒。
鲁迅正是从挖掘国民性的守旧和愚昧的劣根性的角度来考察和塑造九斤老太太，让她在《风波》中构成文化环境的一分子。通过九斤老太太和她的座右铭“老年性执拗”淋漓尽致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中还存在着不自觉的复辟倒退支持者，从而促使人们进一步觉醒。
二、庸俗、自私、势利者形象
鲁迅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由于家庭的破败，外婆在乡下，使他有机会接触各种人物。在他作品中，鲁迅以锋利的笔法，揭露社会的虚伪，鞭达了庸俗、自私、势利者。《故乡》中的杨二嫂就是一个集俗、贪、偷于一身的势利者形象。
首先是俗。杨二嫂年轻时长得漂亮，又经营豆腐店，“人都叫伊豆腐西施”，“颧骨没有那么高，嘴唇也没有那么薄”，“终日坐着”，“圆规式的姿势”以色相赢得好生意，这是庸俗、自私、不择手段弄几个小钱的小市民本质的外在表现。其次是贪。二十年以后，五十多年的杨二嫂失去昔日的西施风采，变成“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的“细脚怜仃”的体形，“凸颧骨”“薄嘴唇”的长相，声音“尖刻”，神气“鄙夷”，语言“刻薄”，行为狡黠，要“破烂木器”，一转身就把“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去了”。表现了杨二嫂贪小便宜，诬陷好人，充满着恶浊和势利。第三是偷。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每日必到的”，并“拿了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作者还通过杨二嫂，表现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缺陷。杨二嫂是我“斜对门”的邻居，但她对“我”却不了解，更不理解。尽管“我”对她再解释“我”并没有阔，没有当官，她却固执地不肯相信，还絮絮叨叨地说“我”是 “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八抬大轿”等，并说“什么都瞒不过我”。“我”与她没有一点共同的语言和丝毫可以沟通的余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灵魂的暗淡在作品《明天》中更得以着力的表现。透过王九妈尽心尽力，前后张罗，为单四嫂子处理丧事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王九妈身上缺少同情与真挚。在单四嫂子请她凭几十年的经验估摸一下宝儿病情时，她只是端详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这是个任人怎么理解都可以说的圆的答案，不管是吉还是凶，都在王九妈的预料之中。棺木要上盖了，可怜的单四嫂子不忍与她的宝儿诀别，“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地跑上前，一把拖开她，才七手八脚地盖上了”。王九妈帮单四嫂子料理丧事，纯碎是为街坊处理一个小尸体，但在她那有条不紊的照料中，凸现了王九妈庸俗、自私、势利和隐隐透出一种森森冷气。王九妈是“热心”的掮客，是一个以慈悲面孔直接插手丧事的指宰者。当“还有一副银耳环和一支裹金的银簪交给了咸亨的掌柜，托她作一个保，半现半赊的买一具棺木”时，“蓝皮阿五也伸出手来”，“自告奋勇”，“王九妈却不许她”。后来，“门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背了一件东西，后面站着王九妈”。为了乘机混一顿好饭吃，“王九妈帮她煮了饭，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谁又顾得上单四嫂子一点可怜的积累已被庸医骗得精光。吃的饭是单四嫂子用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换来的。难道这不是庸俗、自私、势利者的表现吗?但王九妈视为天经地义的。当人们七手八脚盖上棺盖，单四嫂子一颗本已痛苦不堪的心也被七手八脚地扯得粉碎了。
鲁迅正是通过《故乡》中的杨二嫂、《明天》中的王九妈等一系列贪婪、庸俗、自私、势利者形象，说明世界的冰冷，人与人之间道德的缺陷。同时也说明黑暗的社会不改变，明天绝不会带来希望，要想明天带来希望的现实，只有起而“扫荡这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种时代”。
三、封建节烈者形象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宣扬“以贞励天下”的伦理道德观，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袁世凯还颁布了《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并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诗文。
封建统治者以为“有了节烈，国便得救了”，于是对于不节烈的妇女，不但给其加上“害了国家”的罪名，还造出许多无端的故事来加以恫吓：若亡夫再嫁，女子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入地狱，或者被世人唾骂，做了乞丐，终因求乞不成，便惨害不堪而死等等。妇女们就在这样的桎梏中痛苦地挣扎着。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已，节烈已失去存在的价值，长期以来这种封建节烈观宛如一把杀戳妇女的利刀戕害着许许多多善良的女性，《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和《明天》中的主人公单四嫂子就是这把利刀下羔羊。
《祝福》中的祥林嫂和《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一样，都是死去丈夫的寡妇，她们有着相同的命运：首先是在封建社会，在 “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下，从不争到做人的资格。她们都是丈夫的附属品，没有自己的姓名，以嫂从夫。她们只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在家从夫，夫死从子”的命运。她们的身体和思想也完全属于丈夫。其次是她们都是靠自己劳动生活的寡妇。祥林嫂前夫死后，逃到鲁镇，在鲁四爷家当女佣，出卖自己劳动力，养活自己;单四嫂子是靠纺纱糊口。第三是她们都是被人欺负的奴隶。寡妇在社会上只是一个被人嘲讽议论、看不起和被欺凌的弱势女子，没有依靠，被人欺负了也是无可奈何的。祥林嫂被婆婆抓回卖给山坳的贺老六，她在婆婆心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可以换成八十千吊钱的物品，蓝皮阿五藉故帮单四嫂子抱宝儿，只是为了占点便宜。第四是她们都遇上悲惨的恶运。丈夫早逝，只有寄情于儿子，而儿子又夭折，雪上加霜，鬼神把她们推向更悲惨的境地。
但是，她们又有着自己不同的遭遇。单四嫂子两年前死了丈夫，靠纺纱养活自己和三岁的宝儿，她之所以还有忍受煎熬的勇气，唯一的力量就是因为她有一个宝儿，当宝儿天真地说“妈!爹卖馄饨，我长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她那悲苦、寂寞、凄凉、破碎的心便感到无限的温暖，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有意思，寸寸都活着”。养儿防老这就是她全部生活的追求。可是，生活对她是如此苛刻，祸不单行，疾病、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唯一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了，残酷的现实把单四嫂子的“明天”也给夺走了。
单四嫂子的悲剧之所以令人窒息，无法克服的悲剧原因是：第一，神经的麻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麻木了她的神经，她反而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她又“是一个粗笨女人”，社会不把她当人，她也不知道人的正常生活是什么样，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幸。她唯一明白的，就是把宝儿抚养大，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以至防老送终。她“不明白‘但’字的可怕”，在生活贫苦和迷信、庸医横行的情况下，一个刚刚三岁的小生命是何等的脆弱。这就使她希望的破灭，也就是悲剧发生、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然而当宝儿死了之后，她什么也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太大的房子四面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叫她喘气不得。”当然也就不可能去寻求避免悲剧的途径，这就又使得悲剧没有尽头。第二，世界的阴冷。 “还有些古风”的鲁镇，人们之间没有诚和爱，愚昧、麻木、无知、冷漠、损人利已成为社会的通病。当单四嫂子因孩子生病、夭亡而陷入极度悲哀和凄苦时，她没有得到任何同情和帮助，而是风刀霜剑紧相逼迫，迷信、庸医欺骗了她纺纱的可怜积蓄，害了她儿子;蓝皮阿五等封建流氓的肆意调笑，勾引和侮辱，占她的便宜; “动过手开过口的人”吃了她的丧家饭，使她既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又耗尽了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点可怜的钱物，她在精神和物质上都陷入绝境。
鲁迅正是从《明天》中，凸现出神祗、庸医、无赖、蓝皮、邻居以及众帮人，构成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封建礼教的桎梏，在阴冷冥冥的世界里，尤其是在那塞满诱惑、欺骗、暴力的混浊险恶的环境中，单四嫂子即使不死在悬梁自戕的绳索上也会淹死在这个封建礼教的桎梏下。由此可见，单四嫂子是个孤苦难熬，在冷漠、欺凌侮辱中等待“明天”的完全节妇形象。
而《祝福》中的祥林嫂，首先是族权和夫权统治下的牺牲品。她的前夫祥林，比她小十岁，从她嫁之日起，就被“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丈夫死后，她想摆脱夫家的束缚，只身逃到了鲁镇，并在鲁家生活。艰苦的劳累，但她“还是满足，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然而祥林嫂自食其力的理想，在族权统治下只不过是一个梦。她被当作一件物品被抓卖给山里的贺老六。第二个丈夫贺老六去世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世界没有祥林嫂的位置。
其次，祥林嫂是神权摧残下的殉葬品。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为了避免因“失节”而到阴间被“锯开”，祥林嫂相信所谓“神”的力量。她将自己辛苦积存的十二千大钱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了门槛，以求“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去受苦，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和自我安慰。但，她仍然是一个不洁之人。鲁四爷歧视她，不准她参加祭祀活动，怕败坏风俗。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使她的精神彻底的崩溃，“她的脸色顿时变作黑，成了个木偶人似的”。在这里“神”是虚无飘渺的，为人所用，可有可无。祥林嫂捐了门槛而不被人承认，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旧中国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祥林嫂身上集中体现了四权的压迫和摧残，祥林嫂的死正是这四条绳索绞杀所致。
第三，祥林嫂是一个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她勤劳、善良、朴实、安分、倔强，是处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尽管她受压迫，受剥削和受奴役，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的重压，命运极其悲惨，但她的倔强性格赋予她不轻易屈服命运对她的安排。她反抗过，挣扎过，但她的反抗、挣扎是局限的，仍然超不出封建礼教的范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愚昧、麻木的表现，是封建礼教毒害的必然结果。
为了争到起码的人生权利，为了避免那个饱受虐待阴冷的“家”，祥林嫂逃到鲁镇当佣人。但她的“逃”，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到”做稳“奴隶”。祥林嫂在被变卖到山里的过程中，在被逼与贺老六拜堂的日子里，人们“一不小心……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祥林嫂这一撞，是“节烈”的思想驱使的结果，不过是为了“守节”而已。祥林嫂经历了第二个丈夫之死，儿子被叼的多次磨难以后，失去先前的风采，眼光无精神，脚手没有先前灵活，记性也坏得多了。这时，她进入一种内心世界的心灵的祈求，这就是“捐”。她把一年在鲁家辛苦劳作省吃俭用的全部存款捐了门槛，代替她去承受所谓的“罪孽”，让“千人踏，万人跨”。然而“捐门槛”也不过是幻想重新获得一个奴隶的地位。但门槛捐了，寡妇的身份地位不变。鲁四爷还认为她是个“不干净”的“谬种”。祥林嫂按照封建“节烈”观去反抗再嫁，按封建迷信的说教去祈求解脱，她的要求只是想做个奴隶，自食其力，但都落空了，一切希望都变成泡沫。她不得不对原先的依据进行怀疑。提出：“一个人死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和狂人孔乙己能看出满本历史的缝间写有“吃人”两字一样，祥林嫂也认识封建宗法制社会的虚伪和欺骗。但封建宗法制度，思想观念不会在“问”中消亡。祥林嫂终于带着疑问在冰天雪地的除夕“祝福”声中死去。祥林嫂的一生是多么可悲，可叹，可怜啊!
由此可见，祥林嫂的“逃”是为了做个奴隶，“撞”是为了“守节”，“捐”是为了重新获得奴隶的地位，“问”是对社会的“天问”式的质诘，但社会不容她，夫权迫她“守寡”，族权逼她“改嫁”，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不守寡”而“改嫁”。请问，在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下，她能逃出死亡的命运吗?与单四嫂子单纯受夫权的压迫不同，祥林嫂身上集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社会以政权为基础的所有宗法权力的压迫和摧残，是几次被逼逃走转卖另嫁，在族权、夫权、神权的绞索中辗转哀鸣的“失节”者形象。
鲁迅正是通过《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祝福》中的祥林嫂的形象，深刻地揭露冷漠、严酷的黑暗社会对一个个普通生命的迫害、蹂躏，谴责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劳动妇女的吞噬、绞杀。形象地告诉人们，要想改变中国劳动妇女的命运，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积极彻底地推毁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推翻“节”和“烈”这两座压在妇女头上的大山，受迫害的妇女才能真正解放出来，才能“放她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度日，合理做人”。
四、泼辣敢作敢为的婚姻失败者形象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作为男子的私产，没有自由，只有义务，男人可以任意地驱使她，而她却必须遵从“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不越雷池半步!鲁迅真诚地站在受歧视受压迫的妇女一边，为她们解除怨屈，申张正义。在《离婚》中成功地刻画了不甘沉默敢于公开反抗泼辣的农村妇女爱姑的形象。
爱姑，她不象《明天》中的“节妇”单四嫂子默默地忍受不幸命运的宰割，也不象《祝福》中的“失妇”祥林嫂带着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悲惨地死去，而是泼辣倔强，对封建族权夫权敢于挑战。
她15岁嫁到施家，天天“低头进，一礼不缺”，但公婆家人还是百般挑剔虐待，“一个个都象个‘气杀钟馗’”，“开口 ‘贱胎’，闭口‘娘杀’”。丈夫放荡无赖，姘上了小寡妇，不要爱姑，爱姑与丈夫的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又惹得“公婆不喜欢”，要赶她走。在忍不可忍的情况下，爱姑搬来缥悍的父亲，拆了施家灶，才出了一口恶气。爱姑不但敢于与丈夫斗，与公婆斗，而且敢于向封建族权斗。她当面骂丈夫和公公为“小畜生”、“大畜生”。为了摆脱夫权的束缚，她整整闹了三年，爱姑使婆家处于尴尬的境地，婆婆也不可奈她。即使对封建族权代表人物慰老爷，爱姑“也不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本村里多得很，甚至对于和知县老爷换过贴的七大人也不怕，“七大人怎么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过贴，就不说人话了么?”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爱姑总要闹他们“家破人亡”，“六畜不安”。在与夫权挑战中，可以说爱姑是个赢者，表现出相当勇敢泼辣，不许丈夫的随意摆布，显示出她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大胆蔑视和反叛，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爱姑的举动是可贵的。
但是，在婚姻问题上，爱姑仍然是个失败者。原因从主观上来看是她没有见过世面。虽然“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对爱姑有所影响，但毕竟是个农村妇女。她的思想和斗争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她只知道反抗直接压迫她的丈夫和公婆，而对她背后的顽固支持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府的罪恶却认识不清。她不知道乡下财主慰老爷背后城里的七大人，七大人背后县衙门卫老爷以至皇帝伯伯。他们作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鱼肉人民，横行霸道。爱姑自持有理，寄望“知书识理”的七大人，希望七大人主持公道，坚持公理，为她评理伸冤，然而老奸巨猾的七大人哪里把爱姑放在眼里呢?加上爱姑根本上就不懂得“屁塞”、“新坑”、“水银浸”是什么，爱姑这些见识上的短浅，以致七大人一声“来……兮”，猝然之间就把她打倒了。爱姑虽然是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农村妇女，但由于她主观上的致命的弱点决定了她最终是封建礼教下的失败者，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这是爱姑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
从客观上，父亲不支持她，也是爱姑失败的原因。先前父亲庄木三支持她，拆了施家灶，使得施家毫无办法，最后请七大人调停。庄木三父子原打算一起到公堂帮爱姑出头，但庄木三的儿子听说由七大人调停，吓得不敢前来。父亲也心事重重，使爱姑感到“前途未卜”有“出师必败”之感。这样，爱姑就在恶劣环境中孤立无援，久混官场的七大人知道爱姑的后劲不足，采取了威胁利诱“再添十块钱，九十元”“来……兮”一声，爱姑就从拼个“家破人亡”的反抗强音下变成不知所措，改变主意，放弃了坚持三年斗争“成果”，同意离婚的封建礼教牺牲品。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之下，勇捍泼辣的爱姑的出现，无疑是冲破黑暗王国的一道光明。爱姑那种敢作敢为的性格，辛辣逼人的言辞，打碎了封建礼教的枷锁，显示了中国劳动妇女的新觉醒。爱姑是鲁迅小说中最有反抗性的农村新女性。鲁迅对她毫无吝惜的赋予自己热烈的赞颂之情。同时鲁迅还指出：妇女问题，不是靠个别勇者的自发反抗所解决的。因此，这是个社会制度问题。
爱姑之所以败在七大人之手，是因为七大人有政治后盾。七大人是封建礼教的代表，爱姑的反抗是个人自发的反抗，自然不可能与地主阶级皇权相匹敌，失败是必然的。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把农民阶级的反抗力量引到足以战胜封建政权的更大的革命营垒中，农民阶级才有真正的出路。
从《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王九妈，《风波》中的九斤老太太，《祝福》中的祥林嫂，《故乡》中的杨二嫂，到《离婚》中的爱姑，鲁迅给我们塑造了多种多样的劳动妇女形象。尽管她们的具体经历、处境不同，但受压迫受奴役受毒害的悲剧命运几乎是一样的。围绕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农村乃至社会的复杂阶级关系，从心灵深处挖掘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挖掘出她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根本原因，从根本上对封建制度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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