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作人散文艺术风格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周櫆寿，又名周奎绶，后改名周作人，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试论周作人散文艺术风格，欢迎阅读与收藏。
试论周作人散文艺术风格 篇1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之一。他一生的创作，除了三十几首新诗和二百来首旧体诗外，全部都是散文。它的散文有杂感、文艺短评、随笔等类。其中，影响较大，艺术成就较高，风格也较成熟的，还是他那些以冲淡平易见称于世的美文小品。他这些美文小品，不仅显示了散文大家周作人精湛的艺术造诣。同时，也形成了周作人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
一
周作人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冲淡平易。平淡自然、和平冲淡、闲适……这些说法都是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概括。周作人自己也曾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①“平淡自然”，这是周作人给自己散文风格所作出的定位。“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②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不仅如此，他给废名、俞平伯的作品写的序言中，也一再地强调、推崇冲淡平易的文学创作风格。由此可见，冲淡平易，不仅是周作人希望达到的境地。同时，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形成了冲淡平易的艺术风格。
周作人的散文，多写周围的日常生活，他常写一些人人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事或物。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也能以一个普通的见闻者、参与者的身份叙出。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故作高深地议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些精辟的警句也很少见得到。他的散文，无论谈事、谈人、谈政治、谈文艺……，都象同友人拉家常，叙旧情。叙事状物，写景，他都能做到朴素、自然。发表感想或看法，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舒徐不迫地絮絮而谈。比如他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在他所有的散文中，篇幅算比较长的了。但是，他并未摆出一副宏论的架势，而是采取随笔那样的写法，把意思一层一层地、有条不紊地说清楚、说明白。关于“三一八”惨案，周作人写了好几篇散文，大多是如实的记事，虽也有内心的感情，却少激烈的议论。甚至有些记叙，让你感到惊人地客观和冷静。最激烈也不过是说一些这样的话：“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则是人功。”③，“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两位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④。周作人关于事件本身的态度也是鲜明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但是，周作人却能冷静沉着，通过平实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悲愤。这就是周作人散文的冲淡平易之处，他使人读他的散文，一点不觉得艰难，甚至觉得有些浅显。然而，正是这样，才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之中，在毫无戒备和疑问中，服服贴贴地接受他思想感情的影响。
我们说周作人的散文是冲淡而不是平淡，还在于周作人的散文是有思想的，它并不让人觉得苍白贫乏。周作人虽然说不上是卓越的思想家，但对于许多事情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无论是与非、曲与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他都能判断分明，做到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对于有些问题的看法，其深刻性往往为一般人所不及。这也正是他的散文不显疲弱，比较耐读的主要原因。当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之后，社会各阶层对他有种种评价。其中不乏恶意的攻讦和指责。周作人即明确指出：孙中山不是“神人”，“也有缺点”，却应“整个地去看出他的伟大来。”⑤。他还指出，孙中山缔造的“中华民国”，只实现了“中华”二字，而下二字“民国”尚未实现，因为人民还并未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还 “习于为奴”。对于有些人把孙中山这位革命的先行者视为“乱党”，施以攻讦。周作人能站出来说：“我的意见则此刻还因特别注重民族主义，拔去国民的奴气惰性，百事才能进步。”⑥这在当时，虽然并非最先进的思想，所论也不能说就十分辩证全面，却也不得不承认其表现得相当深刻。
周作人散文的冲淡平易，并非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周作人喜欢客观的叙述，所以他的散文表现出平淡的风格。而事实恰恰相反，周作人的散文都是具有主观色彩的，都是周作人自我的表现。周作人的散文喜欢从自我出发，在平凡事物上谈出动人的天理物趣。从审美主体上来说，周作人所提倡的言志小品是西方随笔的自我表现与我国明人小品独抒性灵的融合。周作人所倡导的言志即是抒我之情，载己之道。而并非代他人之言，载他人之道。纵观周作人的散文，他都是以自己的见闻感思，生活琐事来进行创作的。其取材极其平凡而琐碎。诸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喝茶、饮酒、鸟声、苍蝇、乌蓬船、白杨树、自己的初恋、爱女的病……，他都有兴观照。他写的野菜、茶食、茶、酒、苍蝇……都是他所见所闻、所读所感的，都蒙上了他自己的感情光泽。就是读书札记、序、跋之类的文章，周作人也离不开自我的感受，都有一个“我”贯穿其中。这成了周作人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
周作人散文创作表现出的冲淡平易，决不是直露平庸，更不是淡而无味，其中充满了作者的感情。文学创作的生命在于有感情，这对于诗和散文尤其如此。问题是，周作人散文中感情的流露有其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抒情的淡化和节制。周作人的散文，总是喜欢把很在意的事说得似乎很不在意，把很有情的事写成似乎颇不经意。对于人和事，他不过多地渲染，而是用简练的笔墨把人或事的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如《故乡的野菜》，在艺术手法上可以说完全是采用“白描”的手法。用白描而能写出真挚的感情，只有周作人这样的散文大家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文章开头，周作人便声言他对于故乡没有什么特别的情份，只因为朝夕会面，逐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老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到他。待我们读完全文，便会发现周作人对野菜的谈论，无一处不掩藏着他眷恋故乡的深情。
二
周作人散文在冲淡平易之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其中充满了涩味。这也是周作人最自负的一点，他认为文章必须有简单味和涩味，这才耐读。他的散文创作，也正体现了他这一主张。并且他怕世人不了解他文章的真味，还一再强调：“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⑦
周作人所说的简单味和涩味，用我们的话来说，其实也就是明朗和含蓄。明朗和含蓄，似乎是对峙的艺术概念。然而，这种对峙并非绝对的、水火不容的。高明的艺术家往往在对峙中寻觅谐和，在相反中求得相成，周作人正是如此。所以，人们在欣赏他散文的明朗性时，往往不忘肯定其含蓄性。他散文的明朗，是和他所谓的“简单味”密切相关的。无论是说理、叙事或抒情，他都能力避繁冗和堆砌，而追求文气的畅达自然，情调的单纯明净和语言的质朴简约。然而绝对的明白，说尽道绝，宛如白开水那样一览无余，淡而寡味，在艺术上未必可取。因此，他以明朗为前提，又追求着适度的含蓄，力求给人以余香和回味。在《故乡的野菜》中，周作人介绍了故乡的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三种可食野菜，加上童谣、古书的引用，民间风俗的穿插，写得丰富多彩。他对故乡的回忆是由日常生活引起的随意联想。妻子买菜回来说起荠菜而想起浙东的事来，并非朝思暮想的念念不忘，所回忆的也是最普遍的野菜与妇女小儿的采食，而非故乡传世的文物与祖先的丰功伟绩。回忆是散漫无定与平淡的，由荠菜而荠菜花，到浙东的黄花麦果、日本的草饼，扫墓时常吃的紫云英……。周作人的本意就是在人们所熟知习见的日常生活、平凡人生中发现真正的美。故乡野菜的魅力本也在于此，但这些 “意思”都是隐含不露的，周作人散文正是这样，让你读时并不感到有什么言外之意，似乎也没有什么言外之意——领悟到含蓄的情趣。而是从他那亲切平易的叙述，淡雅准确的描绘中，感受到了他的涩味。也就是说，他的散文是在简单味的外衣下包藏着他的涩味，在明朗的叙述中蕴藏着含蓄。
周作人说文章要有简单味和涩味才能耐读，就必须在文字上下功夫，而周作人自己正具备了极好的文字修养。他精通传统的小学即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又是汉学大师章太炎的及门弟子，并精通数种外国语，驱遣语言的能力非常高。我们看他的白话文章，古语、欧化语、官话和方言运用自如。他的文章多用单音词汇，既有古文的虚词，又有活的方言口语。这样就能使文章显得简洁而有力，同时也含有苦涩味在里边。他在《苍蝇》这篇文章中，写到饭苍蝇时用了一个“定”字，这个“定”字，是绍兴的活方言，同时又是古字古义的，表示“集”的意思，也就是指饭碗里爬满了苍蝇。这样一来，加上他那种特有的描写和议论，便产生了很强的语言艺术效果，使读者在他简单味的文字表意下体味到了他的苦涩味。
三
读周作人的散文，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幽默了。尽管历来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有闲阶级的产物。但不可否认，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确已形成了幽默的风格，并且从艺术角度看，也还是应该肯定它的价值的。
从美学的角度说，所谓幽默以及滑稽，其根本就在事物的内容和形式不协调以至矛盾，从而产生巨大的落差，周作人散文的幽默味，就是把一些相当深刻的认识通过简易凡俗的方式说出，一些严肃的问题往往是通过不经意的论述而给人以幽默。这样一来，就给人一种特殊的轻松愉悦感，一种淡淡的而又深远的趣味。譬如他写的《医院的阶陛》，说的是当年北京的协和医院，据说这医院是东洋设备第一完备的医院。但门口台阶太高，来看病的人，病重一点的就得被同来的人架着两臂，连拉带拖地扶上那金陛玉阶去。周作人由此想到东西文化的差异(当时协和医院为外国人所办)。于是，周作人说似乎西方人都不会生重病，或者生了重病也能走上这许多台阶去，而东方人并没有这样的本领，只好任其拖上拖下。本来，周作人的意思是批评协和医院设制的台阶太高，不替病人着想，更深一层则是在讽刺东方文化的一些不合情理之处，因为协和医院的建筑是中国传统式的模式。文中所提出的问题是极严肃的，但经周作人一描绘——病人被架着两臂，连拉带拖，拖上拖下。就让人感到啼笑皆非了。
在短短的篇幅中，要叙述清楚一件事，只是平铺直叙、枯燥推理，是绝不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因此，幽默味就显得更加重要。周作人的幽默是一种欣赏的微笑和反语的讥笑。周作人的这一种幽默，真正地做到了含蓄而不露。在《乌篷船》中，他写到一叶扁舟的脚划小船，遇着风浪，或是坐得一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可见，周作人对水乡的这种特色是持肯定态度的，是一种欣赏的微笑，他能含蓄而不露地表达出来，让读者读过之后，感到有兴趣而不显枯燥。周作人的另一种幽默，是用反语造成幽默，即那种反语的讥笑所形成的幽默。在《前门遇马队记》中，周作人记述了军阀兵警马队的横冲直撞，却故意说，那兵警都待我很好，只是那队马煞是可怕，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褒人贬马，指桑骂槐，用的是反逻辑推理法。但此种方法所达到讽刺的效果，比正面抨击更为辛辣、深刻。
四
周作人散文还有一个众所公认的特点，那就是富于知识性。当然，文学并不以传播知识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人们阅读文学作品，似乎也并不一定有意识地从中去寻觅知识。但是通过社会生活的形象化描绘，文学作品往往可以给人以各种各样的知识，周作人的散文就是这样。在他的散文中，通过对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的表现，上下古今，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的确能给个人以天下国家、现实人生、风土人情、道德文明、文化艺术等方面极为广阔的知识。在《苍蝇》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写了孩童时代怎样捉苍蝇，市场上竟还有苍蝇玩物出售。他引用希腊路吉诺思的《苍蝇颂》，说明两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捉苍蝇玩了。他转述希腊的传说，说苍蝇原是很美丽的处女，因为太喜欢说话，月神一怒之下便把她变成了苍蝇。他又从诃美洛思的史诗中曾比勇士为苍蝇，以说明苍蝇的固执与大胆。周作人还引用中国的《诗经》和日本的俳句，以说明古时对于苍蝇似乎没有什么反感。周作人以轻松的笔触，夹叙夹议的道来。使人在饶有趣味的同时，了解到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有用，以及苍蝇如何固执大胆，中外文人雅士对苍蝇反感与否这类知识。在茶余饭后，读读周作人这类散文，了解一些诸如此类的知识，会使你在愉悦中就轻轻松松地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东西。
创作具有知识性的散文，并非轻而易举的事。知识贫乏的人自然望尘莫及，即使具有广博知识的人，也不一定能写出优美的篇章。因为散文是一种艺术，而非堆积知识的仓库。周作人既掌握了散文的艺术创作方法，同时又很博识，这才使他创作出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美文小品。创作这类散文时，他往往在理智的支配下，根据文章立意的需要，严格合理地调遣自己的知识，使其尽可能地发挥作用。在《乌篷船》中，周作人先详细介绍了绍兴乌篷船的种类、构造，然后续写了乘坐乌篷船的乐趣：在船上饮酒、喝茶、打牌、读书，白天可随意观赏岸上的景色，夜间可倾听水声、橹声，表现出一种懒散飘逸的情趣。读过之后，不仅让人神往，而且也使读者知道了乌篷船中有大的四明瓦、中的三明瓦、小的一叶扁舟的脚划船之类的知识。
周作人精通数门外语，古代和外国的书他都爱翻阅，可以说是博览群书了。每写文章，种种掌故出典，就在他的笔下滔滔而出。他又爱旁征博引，从什么书上摘来几句，更使他所谈的知识比较翔实、丰富。对于这些知识，他都能娓娓而谈，不同于教科书，而且许多知识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读来趣味盎然。在《菱角》一文中，周作人从小孩买菱角吃说起，回忆故乡菱角时节的动人场景。同时引录了《湖雅》《味水轩日记》《越谚》等古书，对菱角的名称、形状、吃法、贮存等都作了详尽说明。这样的一些实际生活知识，一般教科书上都不会有，而周作人却能从生活中实际的事物出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写出生活中的趣味，让读者不仅得到审美的享受，同时也知道了菱角的一些知识和吃法。
我们常说大家与名家的区别在于，名家往往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则是五味调和的。周作人作为我国新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也同样并非一味的冲淡平易，而是在冲淡平易的主导风格下，调和着诸如苦涩味、幽默感、知识性等内容。多种风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的整体风貌。
参考书目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第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一》第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③周作人：《泽泻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第6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④周作人：《泽泻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第6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⑤周作人：《谈虎集·孙中山先生》第17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⑥周作人：《谈虎集·孙中山先生》第17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⑦周作人：《药味集·自序》第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试论周作人散文艺术风格 篇2
一、“人的文学”的提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先锋胡适、陈独秀纷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向旧文学宣战，倡导新文学。新文学新在何处？胡适在文中阐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之时强调：“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1]至此，“活的文学”成为了新文学运动追求的重要形式，而“人的文学”成为了其探求的重要内容。
胡适所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实质上是指在文学内容的革新上要关注真正的人，写“人的文学”。而他所推崇的周作人那篇在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最重要的宣言——《人的文学》，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而实际上，周作人在人的发现、人的价值和对人生的各种思考等关于“人的文学”的思考上，还创作了一系列作品。
周作人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提出他的“人的文学”观，随后又相继发表《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阐释他的这一观点。另外，他还在描述日本新村所见的“人的生活”之时来对其进行深化。这一系列的创作足以说明：周作人对于“人的文学”的思考绝不是一时兴起或终止于某一时刻的“思想启蒙”。他从概念的提出、修正到这条道路的实施、乃至最后态度的改变，一直在为实现“人的生活”启蒙，为“人的文学”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
二、周作人“人的文学”观
究竟什么是“人的文学”？周作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即可见出他的见地、识力。“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2]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了这一重要概念，并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的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3]
要理解“人的文学”，周作人认为还得在这几方面进行探索：
首先是人的文学中对“人”的解释。他认为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人具有和其他动物并无不同的生活本能，且应该得到满足。在这点上，他发见了自我国古代以来的封建社会中压抑人性本能的传统，并企图通过文学唤醒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国人二是人应该有内面的生活，使灵魂达到高上平和的境地。由此衍生出来的人的理想生活必须是灵肉一致的生活，即在物质和道德上都能得到满足和发展的生活。关于“人”的概念的提出与思考，周作人打破了几千年以来封建社会的畸形观念，使人们开始革新已有的传统认识。
其次是人道主义的提出，这主要体现在改良人类关系的问题上。周作人所追求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做到利己又利他的理想生活。“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4]这一点他要表明的是人要在学会爱自己的基础上去爱别人。这种主张打破了“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等集体主义观念，使得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三点则是“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人的文学”是写人的生活，而非人的文学写的则是非人的生活。周作人举例提到，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因为他们提倡的一种非人的道德，在表面上维持风教，实际上则是压抑人的生活本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大的“新”，在于推翻封建制度，将人从旧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促进人的觉醒。周作人在对“人”的思考、“人的文学”的'创作中进行了最大胆的革新。
三、从“人的文学”到“人的生活”
周作人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人的文学”观，是通过他的创作实践来实现的。仔细分析周作人的文章，便能看出他对“人的文学”不竭的思索和追求，并希望通过“人的文学”，唤醒人们走上正当的生活，最终实现“人的生活”。而通过创作中对“人的文学”观的把握，能够窥见出其对“人的生活”的实现路径的思考。
一是日本新村所实行的制度和方式有助于实现“人的生活”。在他一九一九年创作的《访日本新村记》、一九二零年创作的《新文学的要求》和《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三篇文章中，周作人相继且坚定地表露了他的期望。他在日本新村体验时，觉得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的生活”。“回到城中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三十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识‘人的生活’的幸福。”[5]在日本新村，周作人感受到人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苦乐共存，更坚定了他对“人的文学”的理想，他渴望在中国社会也能实现这样的生活。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一文中，周作人更是将人的理想生活以具体细微的文字描述出来，且再次提出了和《人的文学》中相呼应的个人本位主义：“愈是彻底的知道爱自己，愈是真切的能够爱他人里的自己”[6]。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周作人对个人、人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和研究，且的最好方法。
二是通过“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塑造真正的人，这一点是周作人从平民和贵族这个角度来分析人的文学、人的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曾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并指出要倡导平民文学。而周作人创作的《平民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等文章则是他对“人的文学”观的延伸。他认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7]这里的普遍和真挚是站在普通的人、正常的人角度来思考，他认为只要是“人的文学”，就应该是普遍和真挚的。在一九二二年，周作人发表了《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更改了之前以普遍和真挚的标准去区分平民与贵族的观念，“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8]而在这里，周作人曾说：“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在这里，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最好能够做到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
无论是从人的生活本能、道德需求还是从“人的生活”的实现以及平民的贵族化来阐述“人的文学”，周作人都始终在通过文字将他从生活、游历等所获得的感悟化为思想武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人的觉醒和解放做努力。但后来周作人很快对他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产生了质疑。“他开始反省这口号中包含的功利主义。”[9]，他认为文学不必是为了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自己的情思就可以了。
四、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启示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在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和觉醒具有启蒙价值和重要意义，它作为一种观点、思潮影响着众多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在今天看来，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它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不崇拜任何形式，打破了以往观念的束缚，创造出真正的属于人的文学，这点无疑对于知识分子的思考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从小受着传统私塾的教育，但他能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打破脑海中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格局，真正做到关心妇女儿童、关心“人的生活”，并且在当时极早地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不为任何形式所迷倒，坚持在文学内容的改革上要写“人的文学”。现代知识分子于时代和社会来说，所承载的任务有所不同，但如能受着“人的文学”的影响，提出对现代社会有利的观点，也是一大贡献。
其次，从周作人追求“人的文学”这条道路来看，他从酝酿着口号的提出、生活经历的印证、对观点的补充，再到对其的质疑，都能看出他前一时期对其所作出的努力，以唤起社会的觉醒。从这点来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任何一种观点的提出，只要是于社会真正有益的，即使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为其所做的努力和坚定也都是有益的。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不仅为当时文学内容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同时也为知识分子指明了道路，更为普通民众的觉醒做出了贡献，不管其最终的道路成功与否，其所发生的作用是无可厚非的。即便是在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今日，它仍然影响和启发着众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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