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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之评述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自称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可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危机。哈贝马斯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并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理论进行了批判。从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判的解读以及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与马克思生产范式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学术路径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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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马克思；生产范式
马克思的生产范式理论是被西方学术界批判最多，也是误解最深的一个理论。无论是“第二国际”理论家、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对它的解读，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人本主义式或科学主义式的解读，抑或当代西方左派学者从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领域出发所做的解读，都存在着各种问题。根本而言，他们都没有理解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从客体维度人手的生产范式理论却彰显出了深刻的人文批判性，其独特性恰恰在于马克思深刻的社会历史逻辑。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理论的理解与批判是具有代表性的。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有二：其一，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与重建是否具有合法性?其二，哈贝马斯基于互动维度的交往行为理论比之马克思基于劳动维度的生产范式理论在解决当代危机、引领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是否具有优越性?
一、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为理论”研究阶段出版了题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集，他在《导论》中表示：“尽管交往理论决定了它所解决的问题首先带有哲学的性质，即这些问题涉及的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但我仍然注意到了交往理论同社会进化理论问题的密切联系。”哈贝马斯深感马克思及其继承者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传统中，哲学与社会科学——这天平的两端之平衡未能很好掌握。他期望在交往理论体系的哲学框架中重新梳理其社会理论，并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序言中，哈贝马斯扼要概括了交往行为理论的三个相关主题：交往理性(对应于认知工具理性)以及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即生活世界与系统，并指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的摆布。”
对“生活世界”的理论探讨要追溯到胡塞尔。在《论欧洲科学危机》中，胡塞尔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是一个被主体所体验的多元世界，面向无限的可能。胡塞尔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要人们注意科学忘却了它的基础和根源。胡塞尔之后，他的学生爱尔弗雷德·舒茨将该词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加以发展。从此，“生活世界”被众多批判性的哲学家挪用为探讨问题的立足语境。哈贝马斯也以“生活世界”概念作为其理论的背景。当然，他对之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与狄尔泰解释学所坚持的“体验的自身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作为一个主体所能感知的最原始的、多义的、具有无限可能的世界。而在哈贝马斯这里，基于他的普遍语用学的形成，“生活世界”是语言性的，人们通过它来确立、维持和修复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对哈贝马斯来说，“生活世界”是互动参与者所共有的一个视域：“这个生活世界始终都是参与者的背景，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背景，参与者凭着直觉就可以把握住它。言说情境就是各个主题涉及到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对于理解过程而言，生活世界既构成了一个语境，又提供了资源。生活世界构成了一个视域，同时预先提供了文化自明性，由此，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价值共同体的团结以及社会化个体的能力，同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背景假设一样，都属于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一对互为补充的概念：“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培育的结果，而交往行为反过来又依赖于生活世界的资源。”而根据言语行为提供的力量的不同(即陈述力量、以言行事力量和意向性力量)，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文化、社会和个性。生活世界依靠交往行为而进行符号的再生产，以确保新出现的语境与现有世界状态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符号的再生产中，生活世界的结构会发生分化，构成高度专业化的亚系统，包括经济系统、管理国家系统等。在生活世界中，互动参与者所使用的常规语言作为一种协调机制，只具有有限的作用。在一定的复杂水平上，就必须用特殊语言来减轻日常语言的负担。货币媒介就是一种从常规语言中分离出来的特殊符码。货币这种特殊语言形成了具有特殊功能的亚系统，这种亚系统通过货币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经济亚系统就以货币为手段调节人际交往以及与非经济领域之间的交换。随着这样的交换过程的不断运作，这种特殊的亚系统逐渐获得独立，并与生活世界分离。在系统中，人们奉行工具理性，系统的进化以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为衡量标准。而现代社会的危机则来自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系统中奉行的工具理性渗透到生活世界中。
哈贝马斯认为，在系统命令和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揭示了社会现代化的矛盾特征：“通过媒介而形成的互动性形式在侵人生活领域时，不会不带来病理性的负面后果，因为生活领域在功能上依赖于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系统中，出现了一种妥协结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妥协结构可以看作是生活世界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垄断权力的国家及其所具有的系统意义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的回应。
这样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似乎对解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提供了某种可能性。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理性特征，而推崇“交往理性”：“变换视角，关注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就能从逻各斯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哲学揭示出了一种早就在日常交往实践中活动的理性。”
不同于经济行为、管理行为等奉行目的理性的亚系统，生活世界奉行的是交往理性。而所谓“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参与者通过言语行为毫无保留地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在这样一种交往范式下，生活世界相当于主体哲学赋予一般意识的综合活动，具体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同一性的先验意识，理性表现在交往行为中，并与各种自成总体性的传统、社会实践以及切身的复杂经验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生活世界的特殊结构使得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成为可能。而所谓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就是生活世界中的个人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内容进行质疑，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是社会进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个世界性的社会制度面临着一些问题；不能把这些问题理解成为这个制度所特有的危机现象，尽管排除这些危机的可能性，从制度的特殊性上讲受到了限制。”…当今社会的困境比比皆是，而“合法性”危机成为哈贝马斯研究关注的重点。哈贝马斯说：“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合法性要求用社会一体化力量来维护社会的由规范所决定的统一性相关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要表现出自己是社会国家，能够控制住经济过程中的破坏性的副作用，并在对各个人的利益不造成损害时，合法性所面临的威胁才能得以避免。除了保障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还要保证将资本主义的成就表现为民众普遍利益的最大实现。以此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结构之特点所引发的阶级斗争而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才应运而生。
然而，这也导致了对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官僚化或行政化的干预。福利国家对社会全方面的干预，导致了对它自身及其活动的高度工具性的思考方式。这种福利国家的工具理性就压制了使用交往理性的可能性。与之相应，公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不满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干预，而这一切也代表着政府新的合法化危机。’
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理论的批判及评价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机在于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超越。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诸多缺陷尤其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范式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哈贝马斯从很多方面对此提出批评，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释、马克思对阶级状况的分析等等具体段落。在哈氏看来，马克思的生产范式理论缺乏反思的维度，充斥着工具理性的指向，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劳动仅仅具有工具理性活动的意义，而以劳动为基础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不能真正彰显批判的力量，最终只能沦为实证主义的经验科学。这一思路早在他1968年出版的《认识与兴趣》一书中就已经形成了。
在《认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揭示了在黑格尔那里被掩盖在反思中的进步机制，即生产力的发展，却忽视了反思本身，把反思纳入到工具活动的层次上，由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倾向。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在生产劳动中，劳动过程逐步转化为科学过程，最终使人从必要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的“人的科学”完全奠基于劳动生产：“在这种观念下发展起来的人学，似乎必然把类的历史构想成为通过劳动(并且仅仅通过劳动)的综合。”哈贝马斯批判了这种仅仅将劳动作为人类历史基础而导致的“自然科学”对“人的科学”的僭越：“在劳动——作为创造和占有的过程——的范围内，反思知识变成生产知识。凝结为技术的对自然界的认识，迫使社会主体愈来愈深入地认识他自己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这种认识最终转化为对社会过程的控制，这种认识的转化，也就是自然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支配力量。
而后哈贝马斯笔锋一转，指出：“在《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正式表示，科学转变为机器的采用，当然绝不是自觉的、控制着生产过程的整个主体的自由和解放。类的自我产生不仅是在人对自然界的工具活动中完成的，同时也是在确定人们的相互作用的力量对比的范围内完成的。马克思十分精确地把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社会生活过程的自觉控制同不依赖于这些个体的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加以区别。
哈贝马斯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在范畴的层面上，他把通过劳动的类的自我产生理解为生产过程；工具活动，即生产活动意义上的劳动，标志着自然史赖以发展的维度。相反，在具体研究的层面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包括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社会实践。”
哈贝马斯显然不认同马克思理论中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含混关系，而表示应该将相互作用这一维度置于生产劳动的维度之外，成为一条独立的线索，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理论的反思维度。在他看来，前者表现为通过生产活动的自我产生，而后者表现为广泛的交往活动，包括批判的革命活动。而依靠后者，最终可以变革“制度框架”，以此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我们以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生产范式理论的批判，有一部分是源于一些刻意或无意的误解。他在论述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时，总是根据他本人的理论体系需要而断章取义、肆意挪用，甚至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的同一个概念作了不同的解释，譬如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实践概念的理解就是如此。在很多地方，他也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第二国际”或前苏联模式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混淆在一起而不作区别。可以说，哈贝马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这种肢解式的解读，对于我们恰当地评价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产生了难度。
撇开这些错误与偏狭，从两人的理论逻辑上看，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理论的批判也是有待商榷的。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一文中就认为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理论资源时放弃了反思性的维度，从而滑向实证主义。这可能是哈贝马斯混淆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第二国际”、前苏联的继承者们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范式理论。事实上，马克思的思路正是建立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之基础上的。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并非为劳动而劳动的实证主义经验论述，而是要通过劳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最终扬弃劳动，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青年时代深受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人本主义的逻辑，高扬着批判社会异化的旗帜。1845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熟以后，逐渐放弃了把这条人本主义线索作为其主要的批判逻辑，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出发，为其批判理论寻找科学的依据。然而，必须看到的是，马克思又是扬弃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他站在哲学的高度上从经验性的经济过程中抽象出“价值”，并从剩余价值的角度发现了具体经济过程中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由此出发借助一系列逻辑层面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缺乏反思性是不能成立的。再进一步，如果撇开两者在理论观点上的不同，仅从两者的理论逻辑上来看，我们依然可以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问的关系作出评判。
从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哈贝马斯所处的环境与解决的问题与马克思的时代与具体任务是有所不同的。哈贝马斯直接面对的是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工具理性的泛滥，科技理性也以“合法”的形式侵入人们的生活世界；非理性的消费和大众文化在控制和引导着人们的审美和价值情趣，这些问题的确是马克思所未能完全预见的。哈贝马斯的理论确实是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的。他所提出的对话、商谈的解决方式，以及摈弃工具理性的行为方式的观点，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还是可以借鉴的。
与面临的社会背景相对应，从理论资源上看，哈贝马斯接受了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思潮的洗礼，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现代性向后现代迈进等重要转折，其理论的资源与视域比马克思时代要丰富和开阔得多。组成他理论的重要概念，譬如“生活世界”、“系统”、“以言行事”、“合理化”等等都来自于不同理论传统。这些新的理论资源确实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推进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上的推进，从根本逻辑上来看，交往范式与生产范式相比，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究竟推进了什么?
让我们勾勒一个简要的逻辑图式。在马克思的生产范式思路中，劳动生产居于基础性地位，互动交往活动的深层根据与动力来源于劳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劳动领域内在的矛盾运动，才可以根本变革表层的互动交往领域。而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中，互动交往是独立于生产劳动的线索，两者同时作为社会进化的潜能。在他看来，在生活世界中摈除目的理性，奉行交往理性，则可以走向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因为涉及内容极为庞杂而使得各部分之间的衔接比较僵硬。他试图像马克思一样建立起一种哲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理论(实现理论逻辑上的具体化)，但在方法论上却缺乏真正的反思性。事实上，他的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哈贝马斯早期就专注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譬如社会进化理论，是相当经验实证的，而我们知道，仅从经验实证的层面是无法找到走出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啥贝马斯的思维逻辑无非是：危机——解决，然而事实是资本主义在一次次的危机之后更为趋于稳定。这也是当代很多学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因此，哈贝马斯转而构建其交往行为理论，作为其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撑框架，并由此走出了一条以交往理性来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的道路，企图由此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但遗憾的是，哈贝马斯整个“交往理论阶段”(1990年代之前)都没能很好地实现交往理论与社会进化理论的融合。他的哲学批判也始终凌驾于社会分析之上。
严格地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永远不能指向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时代，资本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并建构着人们的生活、思想方式以及人本身。哈贝马斯的思路就是要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思想方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殊不知，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根源并不在于目的理性对交往理性的僭越这一行为或思想层面的悲哀，而是在具体的现实生产与生活之中，在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运作之中。所谓的交往理性，必然也是被资本所意识形态地建构的。只要资本逻辑依然大行其道，那么所谓的交往互动活动仍然会以深层的利益指向为动机。而所谓的商谈、互动，就算可以达成共识、计划，也依然是在资本的操纵之下。退一步说，就算承认在生活世界奉行交往理性可以走向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是，这一逻辑思路的可行性依然是要受到质疑的。哈贝马斯的这种思路仍然是依靠人们的自我觉醒和自觉行动，其行动的动力仅仅来源于这样一种呼唤和启蒙式的意识。从逻辑上说，它与费尔巴哈呼吁“爱的行动”、“应有的实践”是相似的。这种启蒙式的社会批判理论，早就被马克思批判性地扬弃了。
另外，哈贝马斯的批判矛头不再直接指向生产领域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层面，而是默认这一背景，转而研究生活世界的解脱与超越。从根本上说，他就是承认了资本逻辑统治的合法性。这样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其目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整与改良，而不是马克思所讲的那种超越与革命。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理论体系内部存在着漏洞，在价值指向上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在方法逻辑上也是被马克思所早已扬弃的。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重建，实质上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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