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汉语言论文
不同的形象 相同的命运
——鸣凤 梅芬 瑞珏的爱情悲剧及形象分析
摘要：《家》是我国著名文学家巴金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巴金先生塑造了众多年轻、美丽、善良的女性形象。其中鸣凤、梅芬、瑞珏这三个女性，她们虽然性格不同、经历不同、遭遇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命运。本文通过对这三个女子凄惨的爱情悲剧进行分析，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封建家族、封建伦理是造成她们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 巴金 《家》 悲剧形象 悲剧原因
爱情本来是人类最圣洁最美好的情感之一，然而在封建专制时代, “存天理, 灭人欲”践踏着人类最神圣的感情。在巴金笔下, 无论是出身卑微的丫环奴婢或看似养尊处优的小姐、少奶奶, 都生活在无爱畸形的生存空间里。梅芬因失去爱而抑郁致死, 瑞珏却因得到爱而失去生命, 鸣凤也因爱而投湖自尽。这些女性都是那么娴雅、善良、柔顺, 可命运却把她们摆布得如此悲惨, 使人不免产生悲悯之感。巴金的《家》就以我们共同关注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主线，通过一系列的爱情悲剧事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尤其是作品中的三个女主人——鸣凤、梅芬、瑞珏，她们虽然性格不同、经历不同、遭遇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命运。作者采用悲剧的艺术手法强化了封建制度环境下她们的爱情悲剧性。本文就以她们为例进行分析，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封建家族、封建伦理是造成她们悲剧的根源。
一、鸣凤——梦想破灭的无助女子
在巴金的笔下出现的男女仆婢形象很多。其中属于着力刻画，富有鲜美性格的却也不多，要论塑造的最成功、最鲜活生动的仆婢形象就非鸣凤莫属了。虽然在作品中她只是个小人物，但作家为我们塑造出的她的形象却让我们过目不忘。
鸣凤出现在《家》中，作家虽然只集中在四、十、十六、二十六这四章来表现这个人物，但却将这个下层社会的妙龄少女的外貌以及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既温柔又倔强的性格)给读者以充分的展示，把一个纯真善美的劳动妇女形象极富光彩地塑造出来了。巴金在作品的第二章对鸣凤做了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型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出现了两个酒窝。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1]寥寥数语活画出了浸透着中国传统审美旨趣的典型东方美女形象。这样一个可爱纯真，令人怜爱的女孩子，难怪觉慧喜欢她。在第三章，又从觉慧的视角对鸣凤的脸部来了一个特写：“这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这样的表情：顺受的、毫不抱怨的、毫不诉苦的，向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可是她连一点吼声也没有。”[2]这就写到了人物的精神，揭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从而暗示了她不幸的命运悲剧。
的确，她是不幸的，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被卖到高公馆，从此开始了她那备受折磨的苦难生活。听命令、做苦事、流眼泪、挨打骂，这一切都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连未成年的淑华都可以随意呵斥她，可见鸣凤在高家的地位是极其卑微的。所以她终日战战兢兢，害怕挨太太们的打骂。对于这样不合理的现实，鸣凤跟当时所有的丫鬟一样，只有服从主子的安排，从不违抗主子们的意愿，总是尽职尽责的服侍她们。对于生活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以及自己悲惨的生活境遇，她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的”，并常拿这句话安慰自己，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灵安排好了的。但另一方面，鸣凤又比其她丫头多了一份勇气，她虽然相信命运但她也非常渴望改变这样的命运。
作者写到她的这种变化是在第四章，写她辛苦了一天后并不像别人一样马上睡去，而是利用她所珍爱的属于她的这点自由的时间，取下自我的人生面具，打开自己的“灵魂一隅”，思索个人的命运。她悲叹自己的不幸，虚构假想自己的归宿。她怕走上喜儿的不幸之路，嫁给一个自己不认识的男人，她认为若是那样还不如死了的好。就在她这样想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觉慧，她的心马上舒展了，一线希望温暖了她的心，她盼望他向她伸出援助的手，也许只有他能救自己。显然她把希望寄托在觉慧身上，希望他能救自己出火坑。尽管如此，以上事实毕竟说明了宿命论的命运在她哪儿开始动摇了，她也不甘心于沉沦，不能忍受悲惨的人生现实，并渴望平等的社会地位，盼望过和别人一样的自由幸福生活。鸣凤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随着与觉慧恋情的发展，更加强了她的渴望。可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却要扼杀她的这种渴望，不容许她改变这种命运，对她不能说是没有心理准备，可是万万没料到的是一个更其不幸的命运安排，即给冯乐山做小,宁死也不给那老头做小老婆。然而事实是非要她做小不可，这就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于是悲剧发生了：鸣凤拒不做小，投湖而死。
一方面鸣凤拒不做小，投湖而死的不公平命运是人为的，是权势者强加给她的。把她送给冯乐山做小，是高老太爷决定的，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她求助于太太，希望太太同情可怜她，并帮助她，太太虽然可怜她，可是如同她所说的,这是老太爷的意思，我们也只得听他的话。老太爷的话连我也不敢不听啊。你看，是如此的蛮横和专断!看来，鸣凤只能接受高老太爷的决定去给冯乐山做小。一些人也用安分守己、顺从命运的话劝她认命。但是鸣风偏不接受这个命，死也不接受。她就是以死来对抗高老太爷的专断统治，表示自己的控诉和抗议，以死来表示对封建统治者的蔑视和宿命论的否定。
另一方面鸣凤的死也是殉情的死。她爱觉慧，是真诚的、是纯洁的。她把他看成“救星”。提起他，她就似乎找到了庇护的力量，把他看成个人幸福的源泉，说起他心里格外甜美。她在纯洁的爱里找到了忘我的快乐，她为这样的爱情而欣慰。尤其是在被觉慧吻过以后，她觉得已经得到了纯洁的男性之爱，但是她的幸福是拥有了觉慧的爱，而她悲惨的命运同样来自这点。因为她们所处的环境是不允许少爷和丫头恋爱的。
鸣凤九岁被买到高公馆，觉慧与鸣凤同龄，两个人常在一起玩，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可谓淳朴。觉慧是一个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新青年，是一个对封建主义大胆勇敢的叛逆者。由于自己的这种激进思想，在高公馆这块沙漠中常感到孤单，可是漂亮、纯洁、可爱的鸣凤的爱情成了他家庭生活的安慰和幸福的源泉。于是他以一个少爷的身份去爱一个丫头，并发誓要把她从悲惨命运中拯救出来。鸣凤也很爱觉慧，她向觉慧表示：“我愿意一辈子在高公馆里服侍你，做你的丫头，时时刻刻在你身边。”这是鸣凤发自内心的感情寄托，也是她在内心追求爱情的自由状态。但他们虽然深深的彼此相爱，然而封建等级的森严意识却仿佛一堵墙阻隔在他们中间，使她们的爱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恩格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 [3]鸣凤的爱情悲剧就是自己的美好梦想和这个梦想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在那个家规森严的大家庭中她们的爱只不过是一场梦，因为她们的爱不仅违反了封建礼教“门当户对”的法规，也违反了封建等级观念。她与觉慧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一个是公子，一个是婢女，这种跨越阶级的爱，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叛逆，注定了是要毁灭的，也注定了此种爱的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丫头与少爷本来就不是同一类人，这是封建王国里无权的主人与一个柔弱的婢女之间发生的。所以鸣凤不敢对自己的爱情奢求太多，她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做一辈子丫头来侍奉觉慧，但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可怜的愿望在那个黑暗的王国里也实现不了。
在这里，鸣凤虽然能大胆突破阶级地位的界限，勇敢的爱上高家三少爷，无疑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可她的这种判逆的爱又是如何的徒劳与多余，在那种封建等级观念深重的社会中，达官贵人的婚姻都要讲究门当户对或是高攀而上，而绝对不会允许觉慧对阶级地位不顾的爱情，更不要谈什么婚姻结果。鸣凤被高老太爷送给冯乐山当老婆，就是对她这种超阶级的叛逆爱情的扼杀。作为一个叛逆者，她的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与斗争精神，可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无论凭学识还是个人力量都无力抗击这种剥夺她与觉慧爱情之恶毒的进攻，找不到一条与之抗争或自我解救的道路，而为了使自己神圣的爱情不被玷污，为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她别无选择，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呼唤着“觉慧”的名字而投湖自尽，表达她对爱情的忠诚。可见，鸣凤的悲剧具有深刻的意义，“它是一个作为圣洁美丽的审美主体遭到无情毁灭的悲剧，也是一个忧郁苦闷的灵魂得不到解脱，而被逼迫自取灭亡的悲剧，而造成这种悲剧的罪魁祸首，就是封建等级观念与门阀制度。”[4]鸣凤的悲剧意义就在于它对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强力讽刺与抨击。
二、梅芬——芳魂销陨的痴情女子
在巴金的《家》中，不仅仅是下人没有人生自由，即使那些处于主子地位的小姐们也不配有好的命运，女性悲剧也同样发生在她们身上。梅芬就是典型的例子。她与觉新早就心心相印，在封建婚姻中也是很合适的一对。然而，由于双方的母亲在玩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纠纷，拒绝了两人的婚事。就这样，由于父母之命，轻易地断送了她们的幸福。从此以后，正像梅芬自己所说的那样，她就像深秋的一片黄叶，一天天走向了枯萎和飘零。
在作品中，梅芬是一个“林黛玉式”的人物，她多愁善感，聪慧而美丽，作者对她描写的笔墨不是很重，可是对她的出场却颇费匠心，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梅芬正式出场是在十五章觉民觉慧大年夜到琴表妹家拜年的时候碰见她，在此之前，小说中有三个地方提到她，为她的出场做了铺垫。第一次铺垫出现在有关觉新命运的介绍中，文字极简略，但为以后情节的开展做了预设。第二个铺垫，是从琴的口中叙述出来的，既讲到现在守寡的梅芬的情景，又谈到当初她不能和觉新结合的真实原因，还有她对当前梅芬的形象的描述：“她有点憔悴，不过人并不十分瘦，而且比以前更好看些，只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里面似乎含了不少的东西。”[5]这只是粗线条勾勒，但就从这几笔涂抹勾勒中，已让人大约看出梅芬含有深深的痛苦。她是一个命运坎坷，哀怨忧戚的女性，已经赋予形象以病态美。第三个铺垫是觉新的叙述：他具体而细微的描述了他在商业市场门口所见到的梅芬。这里所叙述的是两人的一次意外的戏剧性的相遇，作家正确把握了这个戏剧性的瞬间的人物神态，传神的揭示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别后重逢，梅芬有好多话要对觉新说，可是因为有大姨妈在，她什么也没有说，也不能说。直到第二十一章，梅芬到高家避难时两人独对才做了说明。人物还没出场，已经通过层层铺垫让读者大概了解她所遭受的不幸及其性格特征。于是在十五章梅芬正式出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这样描写她：“依旧是那张美丽而凄婉的脸，依然是苗条的身材，依然是一头漆黑的浓发，依然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只是额上的皱纹深了些，脑后的辫子又改成了发髻。”[6]几个“依然”将梅芬的外貌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正是读者期待中的那位感伤的美女形象。
这位感伤的美女本是一个聪慧的才女，深得中国古典诗词的陶冶，因而谈吐优雅，具有感伤诗人的气质。但她一生坎坷、屡遭不幸，在她的生活中连一个跟她说话，听她诉苦的人都没有。她向觉慧们诉说自己孤苦无助的生活：我看见花要落泪，看见月缺也会伤心……你们都有明天，我哪有明天呢，我只有昨天。一个永远生活在昨天，而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的人是多么的悲哀。所以，在巴金《家》的悲剧人物中，梅芬是最感伤凄哀的一个，她本身就是一首感伤的诗。那么造成她这种多愁善感人未老心先老的原因是什么呢?
梅芬 自叹命薄，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她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没有鸣凤那种屈辱打骂的经历，按说应该有比鸣凤更好的命运，其实不然，她也不能自己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她与觉新自幼青梅竹马，可由于双方的母亲因为个人恩怨以一时的任性和赌气将这门美满的婚姻给断送了，让一对令人艳羡的恋人从此天各一方，这是梅芬在人生道路上所遭受到的第一个打击。梅芬心头伤痕累累，明明母亲对她不幸的婚姻负有一定责任，但她从未抱怨过她，反而总念叨是自己拖累了母亲。每当伤心至极，她免不了痛苦，但总是躲在房里，唯恐惊动母亲和他人。她从没有埋怨过觉新，仍一如既往的爱着他，见到他便感到无限的安慰“我很想看见他，我又怕看见他……刚才他还到这来过，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不敢在门缝里望他一眼，只有等他走的时候，我才偷偷的看了看他的背影。”[7]她没有因自己的失意而对瑞珏有丝毫的嫉妒和忌恨，反而真诚的对她表示羡慕和喜爱。但善良的她找不到爱情幸福的路，只想以死作为解脱，她觉得自己已经过了绿叶成荫的时节，现在正走上飘零的路了……在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和毒害下，梅芬精神麻木，神志昏昏，再也无力自拔，她只能在经受长久的精神上的摧残与折磨之后，在忧郁痛苦中死去，成为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
所以说，钱梅芬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当觉新娶了瑞珏后，梅芬也嫁人了，但却没有得到幸福的归宿，一年后她丈夫死了，“青年居孀”，过着以泪洗面的“尼姑庵式”的生活。当她守寡后再次遇到觉新时，虽相隔咫尺，却只是似打招呼非打招呼的点头，她自己最后也变得心如止水，“一生只是让命运摆布”，“不能自己做一点主”。梅芬未老先衰、相信命运、服从命运，而忘了幸福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年轻的梅丧失了青年人本应有的热情，在悲哀、孤寂中离开了没有爱的人世。她埋怨命运对她的不公，人们也感慨与封建礼教对她的爱情幸福的摧残，岂不知她是死在自己的软弱与顺从之中。在梅意识中，“有不可违的母命，有不可反抗的礼教，有至死必从的丈夫，念念不忘的爱人，惟独没有的是她自己应该争取的幸福。”[8]传统理念的毒害使她甘愿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只知自叹命薄，用强烈的宿命观来承受生活给予她的一切不公平。追求“婚姻自由”与“个性解放”对于她是遥远而不现实的梦，不愿争取自我，不懂自身还存在着自我的生存价值，更不知女性还应该有女性的个人自我意识。最终，梅尝到了服从命运的苦果，不可避免地结束了没有自我的短暂人生。
但我们也知道，钱梅芬是一个受到过“五四”新思潮感染的知识女性，她曾向人说到她读《新青年》等刊物时的心情，说是从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她说她羡慕这一切，话里充满了多么热烈的向往之情，可见新思潮也触动了她的心。可悲的是她获得仅是新生活的幻影，未能转化为自己的性格力量，面对自己和觉新的纯洁爱情将被封建家长无情的拆散时，她没有勇气起来反抗，主动争取幸福，却将其埋在心底，等待着双方家长的恩赐，当爱情的希望转为泡影时，她却又以巨大的痛苦接受了长辈们硬加给她的无爱的婚姻，梅芬在婚姻上始终恪守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义而不敢超越一步，正是她所维护恪守的封建教义断送了她的青春和生命。
梅毁灭了，由于封建家长的`顽固和自己服从命运的性格，她完全做了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妥协与这个社会这个家庭，把年轻人应有的的理想追求过早的埋葬了，她的遭遇让人可怜，但她柔弱，完全屈从于封建家长专制的性格又让人鄙夷。在五四新文化已经闯入了她的生活时，她应该向琴那样反抗，而不应该向旧的制度妥协，不应该甘心做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更不应该完全丧失抵抗这种重压的能力和信心，说什么只有昨天没有明天的话。这才是黑暗王国中最为可怕最为沉痛的悲剧。如果她和琴一样与封建制度作斗争，她的人生会受人摆布吗?事实告诉我们倾向于旧的制度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封建家族与现代意识的冲撞中，在这样的时代里，对于这样的旧制度，唯有叛逆才能拥有幸福，完全屈从是行不通的。
三、瑞珏——婚姻无奈的软弱女子
作品中瑞珏的身份不同于下人鸣凤和梅，她出身名门，娴熟、端庄、温柔。在这个大家庭里，她既是长房长孙媳妇，又是重孙的母亲，但她应有的权利依然得不到保障，仅仅因为长辈们一句“血光之灾”的无稽之谈而活活为一个死人断送了自己的幸福和生命。使她最终成了封建迷信和高家内部倾轧斗争的牺牲品，作者通过瑞珏的悲剧更深层地暴露出封建家庭的凶残、暴戾。
和鸣凤、梅一样，瑞珏也一个美丽、敦厚、善良的人。她体贴丈夫,爱护弟妹，同情宽容别人。她有着“亲切而丰满的面庞，灵活而充满善意的大眼睛” ，使人“不自觉从心底浮起了好感”。她在高家，上自老爷、太太，下至仆役、婢女，都说她是好人。她总是温和地笑着，宽容地对待一切。她深深的爱着自己的丈夫，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更表现在精神上。当知到丈夫喜欢梅花，就亲自跑到梅林为他折梅，在屋中所有的瓶里都插上了梅花，并且倾注心血地为觉新画了一幅梅花帐檐。她并不知道觉新喜欢梅花的真真原因，也不问为什么，只是因为觉新喜欢，她就千方百计的满足他的心灵要求。她知道觉新在大家庭中所受的委屈，就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的心，替他分担忧愁，而且为了不给他增加烦恼，总是追随他的心意而行事，她全身心的爱着他，将整个身心都交付给了他。瑞珏贤惠，待人和善宽厚。当觉慧因参加学潮被祖父囚禁在家时，瑞珏怕小叔子闷出病来，真心的宽慰他，并和他下棋，以此使他消愁解闷。还有表现在对梅的态度上。当她知道了觉新和梅的感情及觉新爱梅花的真正原因后，不仅没有责怪他们，反而非常同情梅芬的遭遇，且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她主动找梅芬谈心，竟然泪流满面地表示“我真想走开，让你们幸福地过日子。”[9]她真诚地关心她、劝慰她、同情她，两人执手而谈，相拥而泣，最后竟结成了姐妹。
在这“牢笼”似的家里，瑞珏的善良、宽容、忍让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平静和幸福的生活，相反却纵容了那些“伪君子”、“刽子手”的长辈们，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的迫害她，以至把她推上了绝路。
鲁迅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0]在梅芬的故事里，美好的东西是在宣告毁灭后，又通过反复的渲染而展现出来的，那么，瑞珏的故事中美好的东西则是在极尽渲染后又突然被毁灭的。
瑞珏与梅、鸣凤不同，在婚姻方面应该算得上是幸运的。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所拥有的人生幸福，瑞珏似乎都拥有了。她嫁了一个尊重女性的、而且对家也很有责任心的男人，在那个母以子为贵的年代里，她又为高家生了一个重孙，成了名正言顺的高家少奶奶。对她来说明天不过是今天的自然延伸，她无需像鸣凤那样通过对明天的期望来弥补今天的空虚，昨天不过是今天的铺垫，她也不必像梅那样从昨天的回忆中打捞温暖和慰藉。然而，在一个看似完美的面纱下掩盖着的却是一出令人心酸的悲剧婚姻。她和觉新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老戏码，是觉新的父亲用抓阄的方式让她和觉新结合的，这在今天看上去是多么的荒唐可笑。这种荒诞性的开始也就注定了她们悲剧性的结果。
与梅、鸣凤一样，瑞珏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的理念中只有根深蒂固的“三从四德”。从父亲的家到丈夫的家，她将自己始终拴在男性身上，生活的核心不是自己，而是以身相许的男人和终身所托付的家庭为最大的依靠。她爱觉新胜过爱自己，她对丈夫的爱就像一弘清泉，滋润着丈夫那疲惫的、焦虑的身心。当她亲眼看见觉新与梅相对而泣，互诉衷肠时，她“也不说什么，就带笑的把海臣送到觉新面前要他牵着。自己走到梅的身边，很亲密的扶着梅转过假山走出去了。”[11]瑞珏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宽容大度解脱了觉新与梅芬的尴尬局面，她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瑞珏的婚姻里丈夫给予她的同情与责任多于爱，她每天所面对的是一个整日把自己的感情沉浸在过去的丈夫，这样的婚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残酷的悲剧。
瑞珏在这个家庭中既是长房长孙媳，又是重孙的母亲，可是在封建制度下不管她的地位多巩固，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的应有的权利依然得不到保障，人们(包括她的丈夫)情愿保护死去的高老太爷也不愿或不敢去保护活着的孙少奶奶。当高老太爷死时，瑞珏正在待产。但陈姨太等人搬出 “血光之灾”的鬼话，迫使觉新将瑞珏迁到城外阴暗潮湿的房子里生产。当瑞珏得知这个消息时，她“不说一句抱怨的话”。善良、软弱的瑞珏，别人已经把她往绝路上赶了，她还在认为是自己的命不好。她唯一的反抗就是她的哭声，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的悲惨。 为此，觉慧等人劝觉新起来反抗，批判他时，瑞珏却又急忙替觉新解释:这不是你大哥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在这里瑞珏“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潜在的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只会用无尽的誓爱来体谅觉新的苦衷，而不会居高临下的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的幸福，并将毁掉她的生命。
如果说梅芬像深秋的一片黄叶，一天天走向了枯萎和凋零，那么瑞珏便更恰似一朵当季盛开的鲜花，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刀霜剑雨无情地毁灭掉了。荒唐的“血光之灾”，活人要为死人让路，有孕在身的瑞珏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不得不离开亲人偏居城外，结果接生不利，难产而死。按封建禁忌，觉新不得进“月房”，于是一道木板充当了夫妻二人的生死界碑，瑞珏任是死命地一声声呼唤丈夫，却至死也未能与近在咫尺的觉新见上一面。
瑞珏的悲剧在于她心甘情愿地为了那些可笑的封建道德和陈腐观念忍受着种种痛苦，毫不反抗地任人摧残以至落得了悲惨的结局，而且到死她也不明白正是她恪守并维护的礼教，是整个制度和迷信葬送了她的一切，使她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
可以说，巴金笔下的鸣凤、梅芬、瑞珏这三位女性身上散发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灼灼光辉，她们各自的阶级和人生道路也许不同，可得到的结果却是同样
鸣凤这个形象本身就充满了悲剧色彩，她处于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做了这个表面上还很平静的“绅士家庭”的无辜的牺牲品，却到死也没有觉悟。她是在受尽打骂、奴役等各种屈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美丽、纯洁、柔顺,对于未来充满憧憬。当她接触到觉慧的爱情时,他感到幸福、战栗以至于不敢相信。但当封建势力无情扑向她对其要进行肆意蹂躏时,她选择了平静地死去。她要保卫自己的清白、纯洁,保卫自己已经得到的那一点点爱情的幸福。她纵身投湖、殉于爱情、殉于理想,以死来祭奠她那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梦。而梅芬和瑞珏本是封建家庭中两个美丽温柔的小姐，但她们也同样被封建家庭折磨而死，成了礼教的祭品，使人在同情之余又生了无限感慨和遗憾。梅芬失去了她和觉新的爱情，婚姻生活是痛苦的;瑞珏虽然得到了觉新的婚姻但却得不到丈夫真正的爱情。梅芬与瑞珏的生活道路看似迥然不同，但命运却是惊人的相同，她们的共同点在于听任恶势力对自己的摧残和戕害，她们没有发出一声微弱的呼喊和愤怒的控诉。鸣凤、梅芬、瑞珏都是美丽善良的弱女子，她们真诚地奉献爱，从情理上无疑也应该获得爱拥有爱。然而她们却无一例外地被蹂躏、被摧残、被戕害，在青春妙龄时节便一个个香消玉殒，是谁扼杀了这些年轻美好的生命?巴金借觉新之口满怀悲愤地告诉我们：“是整个制度，是整个礼教，整个迷信” [12]面对巴金笔下的这几位女性的遭遇和结局,不禁让人想起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安忆说的:“看来,无论多少种活法,结果都是在一个固定的藩篱中。”[13]如果女性不能认识到自己受迫害的地位是封建牢笼带给她们的,不懂得自我反抗和保护,那么她们将永远也打不开令人窒息的封建枷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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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丹晨.巴金评传[M].石家庄.石家庄华山文艺出版社.1982.119.
[13]王安忆.小城之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79.
致 谢
经过半年的忙碌和工作，毕业论文已经完稿。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一直都离不开老师、同学、朋友给我热情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本论文是在我的指导老师范老师的亲切关怀与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课题的选择到论文的最终完成，范老师始终都给予了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开拓写作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范老师他一丝不苟的作风，严谨求实的态度，踏踏实实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一个学者的严谨和务实，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学生认真负责，这都让我受益匪浅，终生受用无穷。在此谨向范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同时还要感谢所有的同学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此论文才会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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