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内容最丰厚、体系最完善，对现代社会影响最为广泛，构成了文化研究基本理论。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浅析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析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 社会批判
摘要：
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的中心论题。理论家们主要从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人类文化活动的性质等五个方面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大众文化的盛行包含着对历史人文理性的摧毁。在批判中，理论家们隆重推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命题。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实现了社会批判的功能，对我们思考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处在一个从总体上说是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挺进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切都商品化了，商品观念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的商品化，从一个角度深刻表明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危机。现代社会文化呈商品化趋势的问题必然地进人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视野。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流亡美国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旅美文化批评。他们发现当时的美国有一个既非法西斯主义的却又具有操纵性的发达的流行文化网络。于是，他们开展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社会中的通俗文化，如流行音乐、通俗小说、艺术广告等。
它潜在地操纵着社会大众的思想和心理，以一种貌似温和的形式培植大众的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称之为巩固现存制度和秩序的“社会水泥”。这种大众文化是工业时代才具有的;不妨说，它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文明自我逆变与现代西方社会工具理性膨胀双重作用的结果。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把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众文化总称之为“文化工业”。或者说，以“文化工业”概念取代了“大众文化”范畴，用它来主要指称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进行复制和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工业已经同整个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连为一体;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与其在文化上的统治达成了一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在整体性的联系之中。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走向了反启蒙，它的出现标志着人们步人了大众欺骗的文化和社会阶段，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批判。
如果把大众文化大致地纳人一个从出现、生产到消费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我们注意到，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大众文化批判的。
(一)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人类文化活动的性质。
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是以下述几个方面的语境变化为条件的:大众消费趣味产生并且决定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主导精神需要，这可视之为大众文化兴起的首要前提;在此基础上，现存社会意识营构出普遍的大众化人格;文化生产卷人社会经济法则的运行之中，经济法则成为文化生产的“杠杆”;科技发展适应了文化大批量生产和即时传播、消费的大众化要求。这样，大众文化就消解了古典文化的仪式品格并颠覆了古典文化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持恒性探究倾向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大众文化通过大众潜在地扩张自己的话语权力，从而成为一种时尚。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注意到，资本对人们的统治已采取这样一种时尚的、闲暇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它已经渗透到劳动者的业余时间，这样的文化活动只是劳作的延长，人们追求它只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以便恢复精力而再次应付机械的劳作。就这样，文化活动失去了精神享受的性质，从而“快乐变成了厌烦。
(二)大众文化生产有一种标准化、齐一化的特点。
阿道尔诺指出，美国流行音乐除了只是有限地重复着熟知的主题范围之外，作为形式的流行音乐节奏的结构也被严格地加以规范，而只有最小限度的变化才被允许，但其实这也只是为了力图隐瞒实质上的千篇一律。“现代群众文化”(即大众文化)的特征，在今天“已被置于一个中心指导之下，而且从整体中业已构筑了一个封闭体系”。文化创造成了一种复制过程。文化工业取消了文艺作品的“反叛性”，文艺作品的自主精神荡然无存。在文化工业中，人们为了实现个性而诉诸的努力最终被模仿代替了。这种完全同化于现实商业逻辑的’‘文化工业”已经陷人“他律”的罗网，成为丧失了内在生命的干瘪的教化工具。
(三)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泯灭了文化的个性。
大众文化排斥了个体文化，这就导致包括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个人主体性的衰落。大众文化挤压人的个性;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在现代西方，关于文化的论争曾经围绕着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对立的主题来进行，一些讨论者认为这两种文化形态是尖锐冲突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个体文化被大众文化无情地排斥以至于销声匿迹同样是启蒙走向反面的结果。“启蒙精神在技术工具方面的发展，伴随着一个失却人性的过程。大众文化生产乃到肖费的一体化倾向是同人的主体性的衰落乃至个性的丧失联系在一起的。
《四)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拜物教特征。
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商业社会，商品化原则支配着社会的一切生产分配系统、社会权力结构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由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前提下，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融合在一起，被价值规律所统摄，具有共同的商品形式和特性。“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马尔库塞更是明确地说:“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市销售的商品而被创作出来的。由于文化商品的偶像祟拜现象的出现，大众文化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特性。本雅明就在自己的著作里直接提出了大众文化的商品拜物教性质的问题。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中，他用“拱门街”一词来指称把艺术用来服务于商业的，使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抽象的崇拜价值的巴黎文化市场。阿道尔诺则提出了“音乐拜物教”的概念。他认为，“音乐拜物教”是一个出现于经济学的范畴，它源于由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所统治的社会商品性质，表现为现代音乐生活已经被商品形式所统治。
(五)大众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支配和操纵的社会性力量。
具有强制性。“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马丁·杰伊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它是民主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不民主。他们持论，‘大众’文化的观念是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支配着一种非自然的、异化的、假的文化而不是真实的东西，高雅文化和粗俗文化之间原有的区别在大众文化‘风格化的野蛮主义’中全部消除了。理论家们看到，工商业与文化结合的大众文化产品隐含着一种剥夺个人自主意识的压抑性的操纵逻辑，而这种操纵逻辑的默默运行，实与德国法西斯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对大众施加集权控制有着本质的相像。在这种强制性力量的控制之下，人们被支配，从而缺少选择，不能对话。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深刻地揭示了大众文化的这一性质。正如本·阿格尔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留给我们的是对以虚假需求、工具理性和日益衰落的个人等概念为基础的支配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一些理论家对大众文化持一种决然的否定立场。本雅明则有些不同，他是矛盾的，也是慎重的。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过程中，他又对技术发展带来的美学变革表示赞赏;因而，我们看到，他对大众文化持一种保留态度。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他创造性地使用了“韵味”( aura)这一重要概念。在本雅明的用语中，韵味是指艺术品的原作、真迹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是观赏作品时欣赏者由作品的魅力而感受到的特有气息、氛围和意味，它由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特性所造成。他指出，韵味经验开始是由最早的艺术作品因为执行其仪式职能而产生的，“与其韵味有关的艺术品的存在，从来就不能完全与其仪式的功能分开”。
而这也就是对由文艺复兴所开创的“对美的非宗教崇拜”的自由艺术传统的反映。韵味经验显然不适合当代大众的消费需要。本雅明认为，产生韵味经验的艺术传统留下了这样一个社会后果:“文化的历史增加了积累在人类脊背上财富的重量。但是文化的历史并没有提供一种用以摆脱这一重担以便能够掌握它的力量。于是，他开始了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思索。本雅明认为，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表现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它断断续续地取得了进步，机械复制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将作品从它对于仪式的寄生依附中解放出来。当然，艺术作品的大量被复制伴随着艺术作品韵味经验的消失，“在机械复制时代萎谢的东西是艺术作品的韵味”;但随之而起的是原来只能是被少数人观赏的艺术品变成了人人都可随时随地观赏得到的东西，这样，在一定的意义上就使被复制的艺术品恢复了活力。
从而，艺术作品的全部功能就不再像早期艺术那样“建立在仪式的基础之上，而开始建立在另一种实践—政治的基础之上了”。在本雅明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艺术史上的伟大解放。如果仅据此而断定本雅明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对大众文化判断的失误，那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因为它没有注意到本雅明思想的丰富性以及这一丰富性之中所蕴涵的矛盾。事实上，在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表示首肯的同时，本雅明也深刻认识到它的根本缺陷，“即使是艺术作品的最完美的复制物，也会缺少一种成分:它的时空存在，它在其偶然问世的地点的惟一无二的存在。艺术作品的这种惟一无二的存在决定了它的历史，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它都是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缺陷导致了艺术作品韵味的瓦解。应该认识到，本雅明对艺术作品的韵味既表示坚持而又对由于现代技术发展带来的美学变革(它最终导致艺术作品韵味的消失)表示赞赏的矛盾决定着他对大众文化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说，这种矛盾与他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爱恨交织的双重情感有着密切的关联。
大众文化是流行文化。“哲学的真正功能”就“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大众文化的盛行包含着对历史人文理性的摧毁;它在摧毁历史人文理性的同时，又呈现着自我的一己状态下的理性。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认为:自启蒙时代以来的二百年，艺术日益向科学趋同，它越来越沦为理性的工具。从思想文化史来考察，历史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意志哲学以及广泛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此之后，它不可避免地没落了。非理性主义的历史文化已经逆变为在工具、科技理性统治下的理性化的大众文化，它排斥个人的包括意志冲动在内的非理性因素，一切都是技术理念下的符码的平面化操作，是工具理性的结果。于是，在文化领域，产生了西方文化的又一形态的理性主义—“第二理性主义”，它涵盖了工具物质理性的全部内容。这是一种别样的理性主义，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以人文理性为主导的“第一理性主义”;相对于“第一理性主义”，它已经黯然失色了。这种从非理性主义到别样的理性主义的转换与生成，集中体现了历史进程中人类的意志及其文化选择的更迭。在这一狭隘的意义上，我们说，大众文化是人类意志及其文化选择在历史长河中更迭的产物。
文化和意识形态间题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中心。他们重视“意识革命”、“精神革命”，扩而言之，是要进行“人的革命”。正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前提，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他们的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中隆重推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命题。他们洞察到现代人类“精神场”的巨大亏空，而在文明废墟之上做出文化拯救的努力，但这又是主观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体现出一种理性过后的浪漫主义。他们深刻地洞察到，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肯定文化，它并不真正维护大众的利益。出于对大众文化批判的需要，阿道尔诺表现出了对现代艺术的极度偏爱，他渴望现代艺术繁荣局面的出现;马尔库塞也对美学形式发出了深情的呼唤以推翻流行的意识、普通的经验，他要颠覆大众美学。但是，现实社会不可能存在他们期望中的艺术得以产生而必须具备的文化土壤，因此，这必然地具有一种悲剧意义。他们有一种找不到现实批判主体的悲凉心情，而只能把自己思想的传递托付给“想像中的证人”。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悲壮努力也表现出了他们在人道主义旗帜下对现代西方文化进行主观调整的愿望，即以想像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化对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非人”的文化。
我们需要明白，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同时实现了社会批判的功能。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奠定批判理论基础的是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霍克海默正式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著作所开创的批判传统的继承，但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批判性到科学性的转移。为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本质，他把马克思主义，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霍克海默持论，批判理论是一种以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人类活动，它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是对之进行批判。该学派理论家往往把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直接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学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著作《单向度的人》的副标题即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哈贝马斯更明确指出，批判的社会理论“采取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这样，我们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根本指向是社会批判，或者说大众文化批判只是一个中介—从潜在的思想文化领域到以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社会批判的一个中介，它在本质上是以社会批判为目的的，因而，它注重文化分析的社会性维度。由此，我们赞同乔治·斯坦纳的看法。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追随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传统上的第二条线索，这条线索源自恩格斯所开创的传统。恩格斯评价艺术时较少根据创造者的政治意图，而更着重其内在的社会意义。
正像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反映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消极腐败的某些方面;从一定的角度上说，它体现出了理论家们对由于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而加剧的现代西方文化价值危机的深刻反思。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的意义显然并不局限于西方文化领域。今天，文化的大众化已成为一种世界化趋势。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确立，一般社会状况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一前提之下，文化产品的商品化问题也日益突出了。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给我们以足够的启示，它对我们思考现实文化问题和合理地规范文化的价值取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论析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性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文化批判；压抑性文明；爱欲文明；人性解放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其批判的基本特征是人本主义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批判、社会异化的批判、新型整体学科群研究的批判，最终体现一种新的批判视角，即文化批判的意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确定了三个批判层次并逐步深入：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透过对全部文化的批判找到制造出“人被压抑的历史”的根源；揭示造成文化异化的根源，即人性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追求爱欲文明和人性解放，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压抑性文明”批判的有力武器，它为中国知识分子省思自己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话语。
一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哲学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通过两种图式进人中国的。第一，把它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之一，即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补充、修正、发展的西方社会思潮来认识的。也许正是被列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行列，因而在中国学术界有了话语的优势。第二，把它当作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加以研究。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认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了解西方哲学思潮的是与非，实现中西文化的学术交流。
研究高潮过后进行反思，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它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联系，人们从中强烈地感到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另一方面，作为批判理论，它直面当代西方社会实践，揭露社会弊端，审视社会问题，为人们正确地认识西方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想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我们面向现代化、融人全球化，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工业强国的过程。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我们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工业强国之路;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走科技兴国之路;关注和发展GDP，提高社会综合国力等等。一切都表明在现代化的视域中，我们的发展与先发型国家的发展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那就是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手段和途径实现现代文明。因此，当我们享受现代文明成果时，也会像西方那样，品尝到现代文明带给我们的代价: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会在不同的国家里以同样的双重性效应“回报”社会。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文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审视西方发展实践，学习先发国家的经验和吸取其教训就显得同等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绝不仅仅是一种书斋理论，其社会批判理论经历了从书斋研究到走出书斋对社会实际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的转向，从反思启蒙精神的两重性到对文化的批判，从分析社会危机和揭示人性扭曲、欲望被压抑的事实当中展开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批判，一切都表明法兰克福学派以面向和关注社会为使命，以“社会批判”为目的展开理论研究。这一特点，使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成为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学生运动的思想基础，在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当前，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现代文明进程中伴随产生的人的精神和主体性的颓废和堕落的种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来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有价值的社会批判思想也自然成为我们所借鉴的资料和参照系。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发出的声音日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并成为反思自己生活状态的主要话语。
二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对象是现代社会。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写的《启蒙辩证法》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启蒙理性的崛起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并使人成为世界的主宰，人的本质和价值被数字符号以及无数的工具所取代，成为量化的世界，由此造成整个社会被由科学启蒙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世界所统治，代表着人的意志并发挥到极致的物最终成为统治人的力量。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横行，是以价值理性的丧失为代价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从早期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异化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这是一个从对劳动过程异化的关注视角大范围扩展到人的全部生活异化的转变，这一切均说明，马尔库塞所处的现代文明社会与马克思的生活阶段相比，人的异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远超出生产的过程而进人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而造成人的全面异化的原因正是现代文明的推进，社会文明的进程同时也是异化成为社会常态的过程。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明显的西方哲学传统，始于西方古典哲学的批判意识。康德指出的批判意味着理性的批判，即批判“意味着关注理性与知识的条件及局限”的看法;黑格尔哲学批判转向关注特定的历史形式，即资本主义和交换过程的观点，奠定了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的学说和对社会分析的唯物主义立场，成为法兰克福学派诊断当前社会病态现象和展开批判的起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物化及阶级意识理论，成为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发展到后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以及存在主义的个体非理性思想对其也不无影响。与前人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无论在内容的拓展还是批判的程度上，由于所面对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且涉及面广;理论的整合性强，综合的话语使其表现出既源于前人又具有超越前人批判思想的鲜明特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本主义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批判。
伴随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及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作用日益加深和扩大，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及为人的解放提供可能和现实的知识体系却成为了否定和制约社会进步的力量，成为了奴役人和束缚人性的工具。科学技术使人们只是习惯于更加精确地对符号作出反应，人们只会运用数字化、符号式的表征来体现人的生存和价值;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取代了人的地位成为生产力的统治力量，不仅成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更成为统治人的工具，扮演着意识形态统治人性的角色。法兰克福学派从解放人性的根本目标出发，提出了对工具理性批判的任务，提出必须尊重人的价值理性，尊重个人的存在的意义。个性的真正解放需要回归一种人本的价值关怀，只有解放由技术理性对自然的压抑导致人在压抑状态下的人的心灵，才能使人摆脱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统治，真正达到为人的价值目标。
2、异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永恒主题。
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阶段，商品拜物教盛行，异化早已超越经济领域吞噬着人的全部生活，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及人们的消费领域。在充裕的物质生活后面，是人的精神的极大痛苦和不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正是通过指向人们的全面生活，揭露由于市场经济造成的人对商品的迷恋和无限追求使人们成为受物驱动的现象，批判商品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指出了异化造成人的单一、片面的发展以致造成单向度社会的巨大危害。
3、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语境也从以往采用一种单一的语言转向运用多种语言。
即新型的整体学科研究展开理论的批判。哈贝马斯把这种设想称为“跨学科的唯物主义”。这使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联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最终打破传统理论和具体科学只是描述和维护社会现状的局限，以一种社会批评的目光重新认识社会的图景，得出对社会总体和全面的判断。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最终体现了一种新的批判视角，即文化批判的意义。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从开展对技术理性批判到强调人性价值的极致，对人们日常生活全面异化的批判，以及采取全面、综合的学科语境来重新解读社会现象所包含的批判性话语的转换的三大特点，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价值。文化批判的价值既表现在它对社会上的各种违反人性、导致人性丧失的现象所进行的充分的描述和揭露，更证实了它从文化的深层意蕴对异化否定性的本质所做的深刻揭露。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价值使它区别并超越以往的各种批判理论，更贴进社会现实，更准确地反映社会的本质，标志着一种更有效地揭示社会和人的发展特征的理论方法和批判精神的形成。
三
从整体来看，作为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是全方位和逐步深人的，它明确了三个批判层次。
1、明确了社会批判并非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
而主要的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通过对社会文明发展的全部领域的商品化、工具化、技术主义的批判，揭示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存在方式由人来创造，但又日益反过来成为奴役和压制人的生存的统治力量。
2、批判旨在透过对全部文化的批判找到制造出“人被压抑的历史”的根源。
“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文化对人的压抑最终表现为人的生存的异化，人的本能的压抑。“文化的单一”和“人的思维程式化”现象使人无法忍受，人的主体力量造就了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辉煌，但也同时把人置于一个被动和无为的场所，失去了人的存在的真实意义。
3、开展现代文化的批判旨在从人的心灵层次揭示异化的无所不在
指出造成现代文化异化的人性异化的本原，文化批判最后落到了对人的欲望的批判上。法兰克福学派看到现代文明社会表现出许多不文明的现象，概括起来，就是不尊重、不顾及人的本质特征，把在现代文明的商品化、市场化、丰富性、大众化的文明现象制造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的人性的本真状态。把人的爱欲作为人的本质来把握，把对爱欲的压抑的批判当作对现代文明社会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贡献，真实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文明批判的特色所在。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通过改造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理论，对人的本质做了独特的分析。他把爱欲视做人的本质，指出正是因为人的欲望和心灵受到压抑，人的本质与爱欲关系发生分离，异化才得以产生。因此，克服异化就是解放爱欲，异化的批判就是爱欲的批判，把对现代文化的批判集中在对爱欲压抑的批判上，把所倡导的“爱欲革命”作为文化批判的根本。在马尔库塞看来，在文化全面异化的背景下，人的心灵和欲望变得毫无自由而言，整个社会把商品的全部强加于人，消费主义、世俗化使人的生命本能变得低级、庸俗、丑陋，使原本属于心灵和人性统一、自由和人性统一的人的本质远离了人本身。这是文化冲破了社会和人的防线进人人的生命本能，在给人的生命本能涂上一层文明光环的同时，又失去了人性的本真，使人从一种自由的意志物变成了不自由的文化商品。
笔者以为，马尔库塞对爱欲与文明分析的初衷，就是把弗洛伊德的“性欲本能”同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联系起来，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的压抑，辩证地分析爱欲与文明关系的两重性，提出了“爱欲解放”和“文明进步”的社会发展思想。他坚持从现实历史的背景以及社会发展的事实出发，对人的本能的变化进行了现实的、全面的分析。马尔库塞首先指出文明的压抑包括“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两个部分。“基本压抑”是指由于经济上的贫困与克服这种贫困所需的劳动势必造成文化对生命本能的一定程度的限制、压制和延迟，这种压抑在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表现了文化对人的本质控制的某种合理性。相反，“额外压抑”却是文明制度所致。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的身心都成为异化劳动的工具，“表征社会统治把附加控制强加于人”，使现有制度与利益成为人的支配力量，压抑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形成了人们不希望出现的“压抑性文明”。“压抑性文明”是不可取的，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马尔库塞认为爱欲(人的生命本能包括性欲，但却远远超越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是指包含性欲在内的人的整个生命体的冲动，即人的性欲望、食物欲望以及一切的生物欲望。爱欲和性欲的区别还在于，性欲的解放给人们带来的仅仅是局部的快乐，而爱欲的解放则是给人们带来持久的全身心的快乐，是一种高层次的要求的满足和实现。显然，作为现代文化及其批判的内涵，爱欲所体现的意义要全面和深刻得多。
四
在当代，“法兰克福的社会批判理论被看作是时时须进行自我反省的人类不得不聆听的清醒之音。”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对社会的关注正好对应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性的困境与疑惑。
用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审视当代中国文化，其目的就是在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中对文化进行反思。展开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所牵涉的面很广，但必须承认，文化批判的根本是为了通过揭露现代性对人性的扭曲，找到克服人性扭曲的路径，达致人性张扬，实现人的解放。在当前，作为追求人性解放的最现实的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在实现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关注性别平等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是推进文明发展、揭露社会丑恶的必然。当前我国作为现代化国家已初具雏形，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遭遇着西方文明进程中的问题，重复产生着在西方文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困境和疑惑。因此，重新认识文明与发展的关系，反省文化对社会的双重价值，认识人性与文明的冲突，成为了我们批判和反思现代文明与文化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并展开批判的重要内容。从对我们日常生活批判的层面看，马克思对劳动异化及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仍然是我们进行现代性批判的主要武器。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尔库塞的文明批判与爱欲解放的思想，对我们认识文明的本质和文化的双重价值，实现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会带来许多有益的思考。
实现爱欲文明达致人性解放，是思考当前文明发展对我们产生深刻影响的切人点。经过文明的洗礼，在倡导男女两性主体平等的价值观引导下，中国的性别文化首先实现了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本体论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男女轮回式的反叛，而是在追求男女主体平等下，以一种男女平等的新的文化形式给予女性类特性的压抑的转换。男女主体平等成为性别平等的本体内涵。它既是现代文化进步的历史需求，也是一种不可绕过的压抑的现代性。当代中国的性别平等文化虽然对封建的性别等级文化给予了暴风骤雨式的批判，但传统社会中的男性中心文化并未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出现而销声匿迹，男权文化以一种现代性别文化的方式改头换面，在“女性更有自由、更有个性”的性别平等的氛围中，使女性感到更多的困惑，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压抑。中国父权社会的定势和男性话语强势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生长出了当代社会对性别压迫的支配力量。
1、在传媒的话语中，今天的中国女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女性更具有成为附属品的可能性。
通过传媒制造的许多女性形象，如贤妻良母、现代花瓶等对以往陈规定型的复制;眼花缭乱下的大众文化产品塑造的仍然是男性的强大、女性的弱小形象;商品文化制造出来的各种美女形象定格了女性的被观赏价值，成为了被动的客体和对象物。
2、在现代道德的话语中，成功的女性在于她有美德，意指具有温柔、顺从、忘我、自我牺牲、默默奉献的品质。
按这种美德塑造的女性就是圣女，就是现代女性的榜样，是最完美的女性形象。用美德规范女性，定格了女性的心灵和形态，压抑了女性追求个性和自我的权利，有益于稳定男权文化的延续。
3、现代文化的“本质主义”形成T性别观念的二分模式。
二分模式规定了男性的特征是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独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女性的特征则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从根本上说，性别特征的二分模式“刻板之见”抹杀了人的个性的自由和主体的多样性，反映的仍然是男权中心主义境域中的男性主动、强大，女性被动、弱小的主流意识。
在开放的视野下，中国传统男性文化虽然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受到冲击，但其根基并未因此而坍塌。相反，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光环却赋予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转换为以“文明的”方式统治人的心灵，性别的压抑和不平等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文明的色彩。因此，女性不仅要承受中国男权文化的控制，还要承受现代文明的压制、监控和约束，可以说，对女性而言，现代社会的“压抑性文明”来自于传统和现代的两重压迫。男女之间的不平等造成的性别压抑最终导致人性的压抑。因此，女性在追求人的解放的过程中还要承担双重的解放任务，即爱欲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爱欲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环节和基础，只有真正实现爱欲解放，才能实现人的解放。
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探究的论文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资本主义化和消费展开批判， 形成了技术政治学、文化政治学、消费政治学等。自罗尔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发表《正义论》之后， 政治哲学在哲学界成为显学。其原因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民主、公平、正义等政治哲学主题成为人类日益自觉的要求。与此同时， 以哈贝马斯、霍耐特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 致力于交往、民主、承认等政治哲学的建构， 实现了批判理论的" 政治伦理转向" ， 并形成了具有法兰克福学派特色的身份政治学、伦理政治学等。本文试梳理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的主要论点， 勾勒出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图景。
一、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学者， 主张恢复、继承马克思主义" 哲学" 精神， 从文化、技术理性等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总体性统治， 结合资本主义现实政治统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的虚伪性， 结出诸如技术政治学、审美政治学、文化政治学等" 政治哲学" 之果。这些政治哲学从根基上揭露、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一)技术政治学
对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哲学家们从不同视角作过揭示， 如马克斯· 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席美尔对现代技术世界物化和异化的批判等。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这些先哲们对技术的负面效应的分析， 一方面肯定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分析和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的" 意识形态" 作用， 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政治学。
(二)文化政治学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 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沟通、教化、传承和启蒙等作用之外， 也隐匿地承担了政治功能。因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从经济扩展到了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 统治阶级通过文化教化这种不易觉察的方式， 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民众内心， 从而取得民众对当前社会的认同。可以说谁把握了文化的教育权和诠释权， 谁就可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三)生产—消费政治学
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看来， 资本主义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泰勒制把人当成生产流水线上的机器， 人在这种生产管理体制中完全被控制和操纵。这种生产模式向社会管理和日常生活侵袭， 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科层制， 其政治性被巧妙地隐藏起来， 资本主义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也不再是生产使用价值， 而是生产交换价值， 最终攫取剩余价值。大众消费的也不再是使用价值， 而是交换价值， 用来满足自己" 虚假的心理需要" ， 这样资本主义把其生产———消费的控制逻辑从生产扩展到日常生活直至人的内心， 形成了其生产—消费政治学。
(四)审美政治学
在西方思想家中， 韦伯较早提出了艺术的审美救赎功能。在韦伯看来， 囿于理性主义铁笼之下的现代社会， 艺术成为宗教衰落之后最值得关注的世俗文化力量之一。他指出： " 在生活的理智化和合理化的发展条件下， 艺术正越来越变成一个掌握了独立价值的世界。无论怎样解释， 它确实承担起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 从而将人们从日常生活中， 特别是从越来越沉重的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力下拯救出来。"法兰克福学派也延续了韦伯这一判断。对于如何把大众从" 物化" 的、" 单向度化" 的意识中唤醒， 激发大众反思、批判和革命的意识， 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学者， 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本雅明以及维尔默等， 都认为艺术中蕴藏着在现实中遭到遮蔽的真理， 纷纷走上了艺术、审美解放之路， 美学变成了政治学。
二、
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物质财富越来越富饶；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很多新问题， 如贫富差距加大， 文化冲突加剧， 边缘人群增多。在这种情况下， 获得" 承认" ， 达到彼此尊重， 为边缘群体、少数群体的身份、地位及利益伸张正义成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课题。批判理论的主题也由奠定政治经济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转移到了对" 他者" 权益的捍卫上， 法兰克福学派实现了批判理论的" 政治伦理转向" ， 形成伦理政治学、身份政治学等政治哲学思想。
(一)伦理政治学
交往理论是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的基础与核心内容。在对交往理论的研究中哈贝马斯形成了系统的交往伦理思想， 并以交往伦理为出发点去建构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交往伦理中， 哈贝马斯用普遍语用学重建语言的有效性， 作为主体间能够取得彼此理解的前提性、基础条件； 用交往理性克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 这是主体应具有的言语和行动的理智能力， 也是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和规范； 主体所形成的认识、语言和行为能力构成交往资质， 交往资质随道德意识的发展而形成， 必须遵循相应的伦理规范； 成功的交往， 必须遵循由话语伦理确立的社会规范， 遵循" 普遍化原则" 和" 话语伦理原则" 。
(二)身份政治学
威尔· 金里卡指出： "20世纪70年代， 政治哲学的中心概念是正义和权利……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 关键词变成了共同体和成员资格， 因为社群主义者试图证明，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为何不能解释或维系共同感情、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都需要的边界。"在法兰克福学派完成政治伦理转向后， 身份政治学也成为其中心内容之一。男人和妇女儿童、穷人和富人、高薪者和失业者、民族和种族， 这种非阶级的身份划分凸显， 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哲学也进一步围绕人的身份而展开其理论。
三、
霍耐特认为社会冲突有两种模式， 一是 " 为自我保护而斗争" ， 以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为代表； 二是" 为承认而斗争" 模式， 包括交往伦理模式和承认伦理模式。正如某些论者指出， " 我们务必辨识出两种政治哲学： 一种政治哲学深入到社会制度的内核， 通过阶级、颠覆性的政治实践、直接的革命等阶级政治之话语的阐发， 而求证人类解放的必要性与路径， 这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开出的思想范式； 另一种政治哲学滞留于社会制度之表层， 根据作为补偿性价值的正义、道德诸理念， 对财产、权利的分配进行调节与平衡， 这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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