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驭术”的道家技术伦理思想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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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驭术”的道家技术伦理思想述论

[论文摘要]在传统技术伦理思想中，道家独具一格。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技术伦理思想在理论上具有自然主义和技术批判主义的特点：由“道法自然”立论，其技术价值观以否定为基本特征，道家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反对技术异化的“先觉者”。同时，道家主张“道进乎枝”，提倡“以道驭枝”，这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好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技术伦理；技术价值；以道驭术

　　道家的技术伦理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由“道法自然”立论，反思科学技术，主张“道进乎技”，提倡“以道驭技”，在理论上具有自然主义和技术批判主义的特点。

　　一、道家技术价值论

　　道家老、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辨证分析技术善恶伦理二重性的哲学家。一方面，道家老、庄给予技术以善的价值规定，肯定技术的存在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和功效；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技术给予恶的价值规定。过去人们往往关注道家老、庄对技术的批判精神，而对他们所持的技术存在善的一面注意不够。
　　《老子》篇中就非常明确地肯定日用技术的功用：“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陈鼓应先生认为，在这里，老子举了三个例子：车的作用在于运货载人，器皿的作用在于盛物，室的作用在于居住。这是车、器、室给人的便利，所以说：“有之以为利”。然而，如果车子没有中空的地方可以转轴，就无法行驶；器皿如果没有中间空虚的地方可以容量，就无法盛物；室物如果没有四壁门窗中空的地方可以出入通明，就无法居住。可以见得中空的地方所发挥的作用了。所以说“无之以为用”。
　　庄子也肯定了技术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技术的物化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所谓“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庄子·徐天鬼》)；技术的使用工效快、成效高，如《天运》中提出“水行莫若用舟，路行莫若用车”，抱瓮人井的寓言表明庄子也看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技术——桔槔的作用；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判断力，如《人间世》中社树虽大，“观者如市”，而“匠伯不顾”；技术的交易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如在《逍遥游》中记载客与宋人买卖不龟手药方的寓言；技术的拥有便于处理事物，获得精神愉悦，如《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
　　老、庄一方面赞叹技术在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顾忌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人为的物役和生态平衡的破坏，进而对技术提出了诸多的批判。李泽厚提出，老、庄的这种观点表明他们是反对技术异化的“先觉者”。老子认为：科技发展导致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堕落，道德的沦丧。“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老子·五十七章》)人间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陷入混乱；人们的技巧越多，邪恶的事情就会连连发生。技术用于制造兵器，带来的后果更是严重：“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老子·二十章》)军队所到过的地方，荆棘就生满了；大战过后，一定会有荒年。战争的惨烈，令人触目惊心。老子的技术致恶论思想比比皆是：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童》)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童》)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在《缮性》篇中庄子描述了这样一个机械技术愈发展，道德就愈堕落的场景：“道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琉，离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却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感乱，无以后其性情而复其初。”这幅图景就是钻木取火，结网渔猎——发明耒耜，从事农耕；发明舟车文字，实现物资信息交流——制定历法，掌管时令——选拔贤才，治理水利……那从渔猎时代到农耕定居时代的科技进步图，然而庄子与之相对的却是技术革命节节胜利之下，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末日图景。在《庄子》诸篇中，同样处处可见技术发展对道德的负面影响。
　　“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庄子·人世间》)
　　“知为孽。”(《庄子·德充符》)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
　　“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槌玉毁珠，小盗不起。”
　　“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庄子·肱箧》)
　　“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多知为败。”(《庄子·在宥》)
　　在这里，知为“凶器”“、知为孽”即是说知识和智慧是罪恶的、不好的东西，而且“多知为败”，智慧和知识会导致失败。发明技术是“工匠之罪”，因此，庄子提出要“绝圣弃知”，“堕肢体，黜聪明”，要求人类社会达到原初“结绳”的素朴的境界。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道家老、庄在技术价值观问题上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他们观察研究了大量科学现象，记载描绘了众多技术画面，并且高度赞扬了科学技术在实际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而另一方而，他又猛烈抨击了科学技术对现实社会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那么，为什么道家对于技术持这种矛盾的态度呢?
　　李约瑟提出了一种解释框架：他认为．第一，道家否定的“知识”是“虚假的社会知识”或“经验哲学”；第二，因反对与技术发明携手并进的阶级分化而否定技术发明本身。

　　李约瑟的上述两种解释是富于启发性的，他提出了从知识论与社会历史观两方面说明道家反知识反技术的研究框架。不过，朱亚宗先生对李约瑟上述解释提出了怀疑。认为李约瑟对老子与道家反知识的第一种解释“是难以成立的。”而第二种解释“是违背历史的。”他提出：“既不能笼统地说老子是科技价值的肯定论者，也不能简单地说老子是科技价值的否定论者，而应该说，老子主张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老子所持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协调发展观。”

　　笔者认为，朱亚宗的解释似乎更具有说服力。综观《老子》、《庄子》可以发现，老、庄针对三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提出三种不同的技术要求与之相匹配：(一)当时现存而尚未变化的国家中，现有的技术已经足够应付，因而不需要发展新的技术，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以无扰为上策，“是以胜任之治，虚其新，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使智者不敢为，也即不允许智者发明新的技术来扰乱这和谐的社会秩序。(二)当时因铁器的推广使用而使生产力、生产关系及政治体制发生急剧变化的“昏乱”国家中，老、庄预感到新技术发明的广泛应用将使旧的社会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大声疾呼“绝圣弃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扑，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在老庄看来．在这种错乱的国家中，智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技术技巧不是欠缺，而是多余而这种过剩的智慧与技巧是导致国家国家错乱的重要因素。为使国家安宁，就必须“绝学”、“绝巧”、“弃智”。(三)对于当时某些地处偏僻的小国寡民，已经为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许多技术似乎足多余的，在发达国家里必不可少的许多技术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可以弃置不用，“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不用舟车，废弃文字，使技术水平退回到与小国寡民的社会恩化环境相协调的程度，也即只需要保留最原始简朴的生产生活技术，同样也能使社会和谐美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暴露了老子科技价值观中最隐蔽、最深刻而又最重要的部分，不要舟车，甚至不要文字．同样可以过上美满幸福、其乐融融的理想生活，这无异于说：技术的价值一无所有。这对于技术价值的否定作用比起那些“绝学”、“绝巧”、“弃智”的文字无疑更厉害百倍。
　　总之，老庄的技术价值观是以否定为基本特征的技术价值观，换言之，老庄深通自然奥秘，懂得技术，但是并不看重技术。
　　二、道家的道技关系论

　　在道技关系问题上，道家同儒家一样，提出“以道驭术”的观念，但是，老子的“以道驭术”和庄子的“以道驭术”观有所不同。

　　1．老子的“以道驭术”观
　　“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老子赋子“道”多重含义：或指构成世界的实体；或指创生宇宙的动力；或指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又或指人类行为的准则。“道”蕴涵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性是：自然无为、致虚守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柔弱、不争、居下、取后、慈、俭、朴等观念。而对世事的纷争搅扰，老子提出人事的活动，包括对技术的应用，要符合“道”与“德”的基本精神和特性。
　　老子要求在发展技术的同时要有相应的伦理道德，即“道”来制约。技术离不开人类的良知与善性。技术只有被纳入与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协调发展中，才能对社会进步作出贡献，才能摆脱由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滑落甚至沦丧的人类厄运。

　　老子看到技术一旦离开了道德制约，就有可能破坏人性，造成危害。他苦苦寻求种种途径试图消除技术导致的反道德效应。老子不是一个悲观的哲学家，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道”生成万物，“德”善畜万物，万物呈现各种形态，环境使万物成长。所以万物没有不尊崇“道”而珍贵“德”的。“化饿欲作，合将镇之以无名之朴”。(《老子·二十七章》)当人的贪欲萌发时，当人滥用技术时，就应用“道”来镇住它。老子用来规范技术发展的“道”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技术伦理。所以，老子用“道”来规范技术的发展，不是要阻碍技术发展，而是要达到在允许其发展有最大的自主性，而特殊性、差异性也能得到发展的前提下使其负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目的。也就是说，发展技术要顺乎于“道，不可强力作为，“为者败之，”(《老子·十九章》)更不可妄为，“妄作则凶，”(《老子·十六章》)“无为”之道就是顺其自然而不加以不必要的人为。老子的“无为”，不仅不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人的积极的主观能动性为基础。无为看似消极实则积极。如果没有主动的对道的认识和把握，就不可能达到无为的境界；没有得道的有为看似积极实则有消极的因素在里面。可见老子的“无为”倡导的是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兴作万物却不自恃己能，长养万物却不为主宰的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这也正是掌握高新技术的现代人类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因此，要“知其雄，守其雌”。(《老子·十八章》)深知强劲，却安于柔弱。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掌握先进的技术，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要遵循客观规律，更应“守雌”，“不妄作”，“清静无为”，合理应用技术。这样，才能“人将自正”。(《老子·二十七章》)

　　2．庄子的“以道驭术”观
　　庄子也主张对技术进行道德约束，即“以道驭术”。不过，庄子的“以道驭术”观与老子有所不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道进乎技　　道进乎技是庄子“以道驭术”观的第一种注解。“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蹄，砉然响然，奏刀瞻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日：‘嘻，善战!技盖至此乎矣。’庖丁释刀对日：“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

　　“梓庆削木为镰，镰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日：“子何术以为焉?”对日：“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镰，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镰，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由是与!”(《庄子·达生》)

　　上述两个事例是庄子对技道关系的第一种注解。“道”、“技”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庄子技术伦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庄子之“道”既是本体的，又是本源的。“技”就是指技艺，更进一层的理解则是指体悟“道”的艺术或方法。庖丁解牛，如一场艺术表演，经历由“见全牛”到“不见全牛”；由“目视”到“神遇”；由“割”、“折”到“游刃有余”的转变过程。梓庆制作乐器，具鬼斧神工之技也非一蹴而就。在时间上有由“三日”、“五日”到“七日”的过程；在主体精神状态上有一个由忘功名利禄、忘是非好恶到忘却自我的历练，用自然无人为的眼光去选材，以忘却自我之心去对待待加工的材料，即“以天合天”，这样制作出来的乐器有如自然天成。
　　如果说，庖丁解牛主要侧重于对技艺所指向的对象的透彻认识，而梓庆为镰则侧重于主体精神状态的调整与修养，高超的技艺要充分地发挥出来还要靠全神贯注、忘利害、忘物我，用志不分的精神状态来作保证。在《庄子》中，我们，我们随处可见“心斋”、“坐忘”、等，它们同“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是彼此呼应，互为映证的。“技”在这里很明显地成为达到“天”的境界的阶梯，“技”成为达到“道”的铺垫或媒介。换言之，技艺以具体的创造制作活动为基础，使普通的生活实践提升到可以与终极实在相贯通的高度。庖丁等人的劳动过程并不是“苦心智”、“劳筋骨”的痛苦过程，而是一种艺术的展示，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2)道在技中　　道进乎技是庄子“以道驭术”观的第二种注解。如前所述，“技”是低于“道”的，是通向“道”的桥梁或媒介，但“道”又在“技”中。《天地》篇谓：“能有所艺者，技也。”唐成玄英疏日：“率具本性，自有艺能，非假外为，故真技术也。”现代学者陈鼓应先生解释为“才能有所专精者是技艺”。才能专精者才是技艺，且技艺不是孤立自为的存在、技艺至少关涉到以几个方面，即对象、主体、手段或工具。

　　其一，技艺作为一种专精之才能是主体所具有的，离开了某一主体，技艺是不可能存在的。庖丁解牛之技，吕梁丈夫游泳之技，佝偻者承蜩之技，津人操舟之技，梓庆作镰之技，工锤画圆之技，轮扁断轮之技，等等，这此技艺都是某个人或某类人所掌握的。庖丁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硎”，其行为如舞蹈，其声音如音乐；驼背老人以竿取蝉，准确、轻巧；吕梁丈夫在高崖急流中蹈水如履平地。如此高超奇绝的技能是他们经过长期刻苦磨炼，反复实践获得的。在这里，没有主体顽强的意志和执着的追求精神，没有主体对对象之物的精深钻研及具规律性的把握，没有主体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精神凝聚状态也不能获得如此奇技绝艺。

　　其二，庄子讲“技兼于事”，成玄英注释为“不滞于事，技术何施也。”这也就是说技艺的展示总是指向某一对象之物。解牛之技必须指向牛，佝偻老人取蝉之技要指向蝉，梓庆为镰必须选取合适精当的木材。对象之物的性状、规律、特征构成主体奇技的一个方面。技艺的凝结就是主体的劳动成果。

　　其三，技艺的获得和展示离不开工具或必要的物质手段。劳动工具是连接主体和劳动对象的媒介。主体的奇技绝艺是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获得，并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传达到劳动对象身上的。不通过刀，庖丁无法解牛，无法把他的奇技展示出来；不通过刀，梓庆就无法制成木簇；不借助船，津人就不能操舟如神。由此可见，技艺所关涉的主体、手段和对象都是“物”。

　　庄子认为“道在物中”。《知北游》云：
　　东郭子问上庄子日：“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日：“无所不在。”东郭子日：“期而后可。”庄子日：“在蝼蚁。”日：“何其下邪?”日：“在梯稗。”日：“何其愈下邪?”日：“在瓦甓”日：“何其愈甚邪?”日：“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日：“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
　　庄子从正反两方面都揭明“道在物中”。正面言之，道无所不在，在缕蚁、在梯稗、在瓦甓，甚至在屎溺，因为道生万物；反面言之，庶物失道则死，为事逆道必败。“道”统摄了物，而“技”又是“物”之“技”，“技”凝结于物之中。要而言之，“道”并非虚玄不实的东西，“道”在“技”中，“技”的化境即是“道”的展现。更转进一层的析解则是即道技合一。

　　(3)道技合一　　道进乎技是庄子“以道驭术”观的第三种注解。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谓“天人合一”，从技术伦理的观点看，就是人和工具的合一；而人和工具的合一从道家的观点看，就是“道技合一”。
　　《庄子》一书中200多则寓言，不少都涉及到“道”与“技”的问题，庄子多以“技”喻“道”，借“技”体“道”，实际上即“技”即“道”。庄子所谓“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只是因为人们往往执着于“言”、“筌”、“蹄”而忘却了真正的目的，故作是言也。其实，“言”与“意”、“鱼”与“筌”、“兔”与“蹄”，目的与手段，目的与工具，如何能破裂为二呢?
　　《庄子·外物》日：“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动物可以捕鱼；动物可以捉兔，人也可以捉兔。同样的行为，动物的“活动范式”和人的“活动范式”是不同的。动物的“活动范式”是类似于禽一一鱼、兽——兔的两项关系；而人在活动中，由于使用了工具而变化成人——工具——劳动对象的三项关系。这就是动物的“活动范式”与人的“活动范式”的根本区别所在。也就是人的生产技术范式在最重要特点是劳动工具的参加或介入。庄子“得鱼忘筌”说明在生产性三项关系的技术活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实现目的后工具的被“遗忘”。用现代技术哲学的观点看，庄子已经看出了生产过程或生产技术关系的不足就是目的实现后工具或中介的“退隐”。而庄子要求消除工具在目的实现后的退隐现象，实现目的与工具合二为一，也即实现“道技合一”。庄子的“道”“技”合一至少有如下两层意涵：

　　其一，指与物化。庄子在《达生》篇中讲到：“工锤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小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工锤以手画圆的技艺超过了圆规，手和物象融合为一了，不用心思计量，所以其心灵专一而毫无滞碍。忘记了脚，鞋子是舒适的；忘记了腰的存在，带子是合适的；忘了是是非非的争论，心灵也会是安适的；心灵内不从欲念而动，外不从物而动，则是处境的安适、达到本性常适而无往不适者，是忘适之适也。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工锤能够达到如此技艺，乃在于他已经消泯了主体与对象之间一切差别，打破了物我之间的隔障，指与物化，心物相融，主客一体。

　　其二，得心应手。《天道》篇云：“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轮扁在谈到自己制作车轮的体会时说：斫制车轮，慢了就松滑而不够坚固，快了就会滞涩而难入。不快不慢，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虽然无法用言语说出来，但有奥妙的技术存在于其问。“数”者，“道”也。技艺的化境不是靠口头传授就能获得的，必须以“手”为依托、为起点，“技”是“道”的外在表现或激发因素、手到要心应。一般人往往心身不一，或手到而不能心应，或意有所欲而手不能到，这样如何能创造出“惊犹鬼神”之作呢?换言之，求道者要想得道、求道，只能保持心身的高度和谐，只能通过自觉、自证，而不能靠客观法式的传授、身心合一、手到心到，也就是“技”“道”合一。

　　三、简要的评价

　　与其他诸子相比，道家关注科学技术与人的本性即自然性的关系，而对于技术的社会作用不太关注，由此与儒、法、墨诸家在此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水岭。道家思想是一种最超脱的隐士思想。庄子反技术的心理是源于他力求超脱社会，超越功利的无为主义。

　　以为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技术就是善的，有价值的，而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科技就是恶的，是无价值甚至是负面价值。儒、法、墨诸家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角度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认为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幸福的科技就是善的，是有价值的。如果说道家是自然的技术功利主义，那么，儒法墨就是社会的技术功利主义。道家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得出了不合符人的技术就是恶的技术，没有看到人是社会的动物，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技术才能是真正善的技术，是片面的，但是又是深刻的。道家对于技术的恶的片面放大，发挥，的确对今天技术的发展有预见性和警示作用，这种原初的人类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把握真与善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道家的技术伦理思想告诉人们要理解技术的两面性发展技术一定要顺乎于“道”，人类的幸福生话只能存在于人与自然、技术与伦理的协调统一之中。道家要求用“道”来认识、规范、评价一切事物，包括技术在内，乃至由于技术破坏了自然本性而反对它。因此，对于技术与伦理的关系，一定要持平发展，不能偏颇于一方。人类的文明毕竟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我们既不能像中国古代那样让伦理单方面发展而置技术于不顾，也不能像当今某些高技术所引发的诸多伦理问题那样，让技术单方面发展而无视伦理价值观的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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