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维度及其现代践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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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维度及其现代践行价值

　　论文关键词:官德建设;　德践行　先秦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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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先秦儒家人性善恶趋善思想为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维度为何可能与何以可能提供了逻辑理论前提。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维度中:以贤示官是从为政者内在道德建设的角度建设官德的，是官德建设中的“软”着陆层面;以废惮官和以刑待官则是从外在角度敦促为政者之官德建设，是官德建设的“硬”措施。先秦官德建设的三个维度反映了先秦官德建设重德治、轻法治的思想倾向。先秦官德建设的模式为我们当代官德之践行提供了可行性价值标准。

先秦是我国古代哲学的辉煌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开创了我国道德哲学时代。先秦道德哲学的一个重大创建表现在官德建设方面。先秦官德评建模式有一个逻辑前提:即官德评建模式中的三个维度为何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维度才能在逻辑上成立。

1.儒家人性论思想为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维度提供了逻辑前提

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抑或是荀子的性恶论，其价值指向为善，儒家人性论思想解决了官德评建维度为何可能的问题，内圣外王则解决了评建维度如何可能的问题。

孟子道性善，目标指向为四端，要想真正成为圣人，达到至善，须后天努力，将四端加以扩充。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具有“四端”之人，如果把它扩充起来，就会如刚燃烧的火，不可扑灭，象刚流出来的泉水，不可终竭。假如能扩充“四端”则足以安天下，否则，连父母也难以赡养。孟子将善的潜能形象地比喻为“火之始然”和“泉之始达”，只有将人善端加以培养，才能造就燎原之势，沛然而成江河。由此，孟子既讲内在善性的扩充，又十分重视后夭的道德修习。他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泵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一个人能否发展自己的善性，决定于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行动，舜就是因为如此而成为圣人的。

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恶，但他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而趋善的。荀子之所以明确提出性与伪之分，目的在于强调后天努力对人性的改造，通过后天的环境和学习，以改变人性之恶。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哲学命题，即通过人为努力转化所谓“恶”之本性，获得所谓“善”的品质。在他看来，人之性恶，并不意味着不能为善，相反，性恶正是人欲为善的动因，激励着人性趋善。他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即是说，人性恶只是人性趋善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源动力。荀子日:“可以为尧舜，可以为莱环，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注错习俗”即指环境的训练和积累，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注错习俗”对人们的影响。荀子肯定人性是可以改变、改造的，最终和孟子人性为善思想殊途同归于“善”。表面看来，孟子和荀子人性思想决然对立，但其最终指向为善，这为先秦官德评建模式中的三个维度提供了逻辑前提，回答了评建维度为何可能的问题。

那么先秦官德评建模式三个维度如何可能呢?关键在于“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天下篇》中:“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此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代表作者的一种人格理想，讲的是成圣之功夫，作者认为内圣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庄子·天下篇》)外王代表一种政治理想，作者认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庄子·杂篇》)在法家之政治思想和儒家之经济思想的支配下共同形成“外王”之道。儒家政治思想学说简要地概括为“内圣外王”之思想，不过儒家做了进一步发挥:儒家首先讲求个人的道德修养，讲求的是成圣的渐修功夫，然后由己及人，推己及社会，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由此，先秦官德评建模式中，人性趋善为评建维度提供了可能，内圣外王则回答了评建维度何以可能的问题。

2.以贤示官:官德评建模式之“软着陆”

以贤示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德导官，暗含着先秦官德建设德治为本的思想。“以贤示官”的官德建设有两种基本含义:其一，为政者应该尊崇、重用贤能之士，选贤授能，不让平庸之辈滥竿充数。让真正有才识的贤能之士“在其位，谋其政”，真正做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尊贤使能、选贤授能的思想是官德建设必不可少的。其二，各级官员应该以贤官、贤吏作为自己的榜样。“以贤示官”所重视的是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即教化。孔子一向主张以直正枉，如哀公问日:“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日:“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以贤官示范道德品质恶劣之官。因为“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先秦官德建设讲求以贤官、善政引导、感染各级官员，以达官德建设之目标。孔子特别强调示范之作用，在季康子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中表明了这一思想:“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日:‘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问孔子，要使老百姓恭敬、尽忠和互相行善，应该怎么办?孔子认为如果人对老百姓态度端庄，他们就会对你尊敬;如果你孝顺父母、慈爱百姓，他们就会对你忠心;如果任用品德高尚的人，教育能力比较差的人，百姓就会勤勉了，这充分说明了示范机制之魔力。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一批以卿大夫为主体的有修养、有德识、有才干、有思想的贤人，他们或在政界、或在学界频繁交往，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贤人群体。他们的言行，思想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社会动态以及文化潮流。从政治上讲，他们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参政;在文化上，他们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以往的经典文献了如指掌，并能在政坛上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在思想上，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能够不断地创新思想。具有这些素养的人，可谓圣人、贤人。诸如尧、舜、文、武、周公、孔、孟等贤人，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官员门学习的榜样。他们富国裕民的经世思想、为政以德的理政谋略，宽猛相济的施政策略、礼治德教的吏治方略、尊贤使能的用人手段，都给先秦官德建设提供了有益的道德资源。此外，“以贤示官”之官德建设思想一直在先秦传播与示范: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孔孟都对先贤之官德称赞有加，并把先圣们的道德品质、为政措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孔子日:“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大同》)说明了先秦官德建设圣贤们自己也在不断努力，凸显了“以贤示官”乃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软着陆”层面。

3.以废惮官:官德评建模式之“硬”策

以废惮官是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另一层面，“废”的目的是为了“建”，其目的有二:一是对犯有错误的“孺子不可教也”的官员予以处罚，避免他们为政带来更大的损失;其二，评建模式的出台，有利于震慑其他百官，从而使整个官德向良性方向发展。何谓“以废惮官”?所谓“废”，顾名思义，就是废除官职、削职为民。广义“以废惮官”包括降级、降职、换职、免职等。惮:就是使害怕，为使动用法。“以废惮官”本是通过对不能循名责实之官员进行降级、降职、换职、免职等责官方式，对那些滥竿充数、鱼目混珠的庸才、祸国殃民的贪官从官位上降下来或罢免之，以此震慑其他官员，并以此加强官德建设。

一句话，以废惮官的途径是通过降默等惩戒途径，目的是为了督促官员不误政事，建功立业而不贻害。事实上，先秦“以废惮官”并不是为惩戒而惩戒，而是遵循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只有在这种较为公正的视角下才能树立起法律的公正与严肃，才能真正做到“公法行而私曲止”。(《管子·五辅》)国家法律能够贯彻执行，不公正的事情自然停止，惟其如此，才会有“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好官得到赏赐，官德低下之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此国家就会自然得到治理，真正达到了以废惮官、惮之以废的目的。其次，以废惮官讲求“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秦策一》)对官员的降级、降职、换职、免职等惩罚要不畏避势力的强大，奖赏不偏私关系亲近者。做到了这一点，就会让人感觉到法律面前的残酷与无情，因为有“伤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韩非子·伤令》)整顿法令并贯彻下去，法律就不会轻易变更;法律公正，官吏就没有邪恶的行为。执法有力，执法严格，国家强盛;执法无力，执法不严，国家衰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进一步在执法力度上凸显出以废惮官之价值。因此，在以废惮官、惮之以废的官德建设制度方面，先秦“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三国志·魏武帝纪》)，作到奖惩有度、奖惩分明。“当赏不赏，是谓沮善;当罚不罚，是谓养奸。”(清·周镐《上制军条陈利弊书》)因此，“以废惮官”通过震慑百官而加强是先秦官德建设，成为官德评建模式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4.以刑待官:官德评建模式之极刑策

在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环节中，以刑待官是最为严厉的官德评建方式。由于人的天生察性不一，在儒家所倡导的明德慎罚思想的约束下，在前两种官德评建方式仍然不能强化官德建设之时，此时以刑待官必不可少:“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荀子·王制》)以此来加强官德建设。

“德主刑辅”思想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核心。儒家主张德政，反对严刑酷法，主张道德教化。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儒家所倡导的“德主刑辅”思想的实质是想通过教化，使人人皆为尧舜而自觉不违法犯罪，以实现“胜残去杀”。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但他并不反对使用刑罚，只是主张慎杀而已。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杀无道之人，亲近为政有道之人，孔子不从正面回答是否该杀不该杀的问题，而是绕开问题，实际上主张慎杀。那么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该杀，什么情况下不该杀呢?孔子认为只有在“化之弗变，导之弗从”的情况下，进而发展到“伤义败坏”的地步就可以施用刑罚，表现出官德建设时慎罚之倾向。

当然，从实施仁政的角度来看，古代以刑待官目的是加强官德建设，并不主张滥杀无辜，实施暴政。荀子曰:“赏不欲潜，刑不欲滥，赏潜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荀子·致士》)意思是赏赐不要过分，刑罚不要滥用;赏赐过分就会使小人得利，滥用刑法就会伤害到君子。因此有“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荀子·君子》)的说法，其大意是刑罚不要超过应罚之罪，爵位不要超过德行，只要能够起到加强官德建设之目的就行了。“刑罚之要，在于明当，不在于重。”(《资治通鉴·齐纪五》)实施处罚关键在于明察事实，处分恰当，而不在于用刑严酷，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以刑待官的官德制度之“度”的问题。其实以刑待官的责官制度，只不过是通过对部分官吏在施政过程中极度偏差而采取的一种杀鸡骇猴的措施。通过对部分不正官员之惩治，力图让整个官员都了解有责官之实，了解以刑待官之真相，让自己对号人座。如“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荀子·富国》)即是说，不履行奖赏，有才能的人就得不到奖赏，不执行刑罚，卑劣的人就不会被斥退，通过以刑待官，起到杀一做百、加强官德建设之效果。故此赏罚分明至关重要，“妄赏不劝，妄罚不畏。”(《宋史·宋琪传》)，故此，以刑待官虽是一种外在的官德评建模式，却是官德建设必不可少的。

5.先秦官德评建模式在当代官德践行中的价值

先秦官德建设模式的三个维度，对我们社会主义官德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从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维度可知，现代官德建设亦存在着内在道德层面与外在的法制约束层面。在道德建设层面，主要是以德导官、以贤示官，说明在选拔官吏方面，主要依据官员道德层面，要以道德之高低来决定官吏之人选，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选择出合适的官员，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中国，官吏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具有德行之人，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古代以德导官对我们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以贤示官也即以德导官中的“德”是官德建设中第一要义，是官德建设的“软着陆”。先秦官德建设中的以贤示官，其本质是主张以德示官、以德促官，这种以贤示官的道德导向所汲取的是官员道德示范作用，通过某些现任官员崇高的道德品质去感化他人，也即通过部分官吏道德品质的高尚，通过内圣而开出外王，达到官德建设之目的。因此，社会主义官德建设，以德导官、以贤示官是第一步，部分官吏达到崇高的境界以后，以联、帮、带来实现官德建设之目标。先秦官德建设以废惮官、以刑待官是官德建设的外在层面，强化的是他律措施，亦是我国官德建设的“硬”的层面，这是我国官德建设的有益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故此，在当代官德建设中，我们可从先秦官德评建模式中汲取营养，通过先秦官德建设的“软着陆”与“硬”措施，巩固加强现时代中国官德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凸显社会主义官德建设之特色，进而实现为官一方、执政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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