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音乐伦理思想探源

孔子音乐伦理思想探源

   论文关键词:孔子;音乐伦理;政治理想;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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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孔子音乐伦理思想在其孺家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支律和体现。究其产生的源头，音乐本身具备修身养性的“君子之气”，有着扬善弃恶的伦理功效，古代音乐在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下又与政教礼制相通，具备了集中而有效率的伦理功用，而孔子的政治理想又需要传播载体和实戏途径，由此为孔子音乐伦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孔子一生乐于学习，多才多艺。在音乐方面，不仅会击馨、鼓瑟，还会弹琴、唱歌和作曲，对音乐的学习和感悟一生都处在痴迷当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在学习音乐技艺的同时，孔子更多地追求音乐的内在“美”与“善”，把对音乐的体悟和尊祟融人儒家思想，融人一生的教育事业，融人对“仁”的修炼、传播，对“礼”与“和”的坚守、弘扬，形成了以“善”修身、辅助礼制规范、协调社会伦理关系乃至帮助治理国家的音乐伦理思想。这种音乐伦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浸润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必然性，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发力的结果。

    一、音乐的“君子之气”使然

    对于什么是音乐，儒家经典《礼记》中《乐记》有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这大概是最早对音乐进行的客观解释，意思是说，音乐是人的情感对客观事物触发后的表现，是人内心活动的体现。把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认为:“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孺家认为只有君子才是能够真正欣赏音乐的人。换言之，正是因为君子具备了与音乐相通的特质，具备了“君子之气”，才能够领悟到“通伦理”的“乐”的内涵。这与孔子的音乐伦理思想是极其吻合的。孔子一生的教育生涯中，要求学生要修身养性，修仁修善，培养君子风度，在这一过程中又常以音乐为教育内容，认为音乐是士君子的必备修养。孔子通过自身对音乐技巧的学习，对音乐内涵的把握，以及对音乐之所以产生的思考发现，音乐之所以具备伦理价值，其首要原因在于音乐自身具备了“通伦理”的君子之气。

    从孔子研习音乐的过程可以看出，音乐的君子之气对孔子音乐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启蒙意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日:‘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日:‘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日:‘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日:‘师盖云《文王操》也!’”从得其曲到得其数，从得其数到得其志，从得其志最后到得其为人，孔子把音乐的内涵进行了拟人的描述，认识到音乐蕴涵了“数”、“志”、“为人”，这与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中“君子”的核心形象十分接近。“数”我们可以理解为音乐本身的技巧，“志”则是音乐所蕴涵的客观情感和道德倾向，而“为人”则是受音乐的熏陶，感受音乐内涵后对修身处世的体会，对自身约束和鞭策的行为规范，这正是孔子在教育学生过程中所遵循的。孔子在教育学生时运用了乐的“君子”之气。如:“子路间成人。子日:‘若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下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认为乐有涵养德性，塑造完美人格的作用。孔子还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强调乐有善民心、厚民风、淳民德的作用，能够帮助安定邦国。在孔子看来，君子是具有感召力的，真正的君子应该是能够一呼百应的，这在音乐身上也得到了印证。孔子恰恰又有身临其境的经历，对音乐的“君子之气”体会更为深刻。当年他遭厄于陈、蔡之间时，“孔子弦歌”，子路“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他过匡地时，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之终，匡人解甲而罢。”

    音乐的“君子”之气让孔子深信不疑的另一个原因体现在孔子对“郑卫之音”的厌恶。“郑卫之音”是我国周代郑国和卫国一带的民间歌舞音乐，其内容多为表现男女青年互赠香草表示爱情，被贬为“乱世之音”。孔子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淫”、“放郑声”等观点。在孔子看来，正是“郑卫之音”放弃了音乐该有的“君子”之气，才使得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风混乱，甚至导致了一个朝代的灭亡。尽管这一观点并非妥当，但却坚定了孔子对音乐“君子”之气的推崇。

    二、古代音乐与政教、礼制呼应的催发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其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正因为音乐是发乎情、动乎心，所以其情感的欢快、怨恨、恼怒和忧思能够更多的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大环境。在太平社会，音乐是安详而欢乐的，其政治便是和谐的;混乱社会的音乐怨恨而恼怒，其政治是紊乱的;亡国的音乐哀伤而优思，其人民的生活也是困苦的。严格地说，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时代，社会是以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强调的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政治与礼制是相通的，而音乐又是与政治、礼制相通，并服务于政治和礼制。究其根本，从古代音乐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所承担的使命上可窥一斑。

    音乐是属于精神生活的，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大多建立在对物质生活的满足上。古代音乐与统治阶级进行歌功颂德的需要密不可分，最早使用在宗教或祭祀活动上的音乐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在文武周公时代，统治者们发现要巩固政权，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而音乐在社会精神消费品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具有极为高尚的地位，也便于流传、普及和接受，于是开始制定统一的典章礼制，把音乐纳人礼制的范畴，从国家大典到民间丧嫁都配上与这些礼仪活动相适应的音乐舞曲。把音乐的等级与“礼”的等级相挂钩，而“礼”的等级所反映的正是充满阶级性的政治制度:用等级分明的音乐来昭示“礼”的神圣，以对等级森严的“礼”的遵循来构建一种社会秩序，从而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事实上，古代音乐在这种背景下的使命远不止音乐本身的“君子”之魅，更多的是对人们是否亦步亦趋地遵循礼制规范的考察，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杆称。孔子深谙音乐在与政教、礼制呼应下，具有了辅助礼制规范、协调社会伦理关系的作用，因而坚定地践行着古代音乐的特殊使命。因此，“在孔学里，乐与礼几乎居有同样的位置”。

    《论语·八情》载，“孔子谓季氏，‘八倩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之所以发出如此愤慨的声音，是因为古代音乐所具有的政治使命和礼制规范使然。依周礼，八人一行为一借，“八份”这种音乐，是由八行组成，共六十四人，是专门给天子欣赏而作的最高级别的歌舞，诸侯享用六情即六行共四十八人的舞曲，大夫则只可以欣赏四情的歌舞。季氏只是鲁国当权的卿大夫，他以卿大夫的身份去享受天子才能享受的音乐，对于孔子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对“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孔子同样表示了不满，孔子认为《雍》应该而且只能是天子祭祀祖先时才唱的，如此违反礼制也是大大的不敬和无道。显然，音乐与政教、礼制相呼应所产生的作用，对催发孔子音乐伦理思想有着莫大的关系。

    三、孔子政治理想的诉求

    孔子对周礼十分推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认为周朝的典章制度汲取了夏商两代的精华，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更为完善。然而，孔子生活在春秋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各诸侯国纷纷以征伐手段发动战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使周朝那种井然有序的政治、经济、文化局面崩溃瓦解，更是出现了如季平子、季氏等本该更为严格遵守礼制的权贵滥用礼仪的现象，这都让孔子痛心不已。

    正因为对周礼的推崇和向往，孔子一方面想恢复西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极投身于教书育人的具体活动中;一方面极力主张恢复西周时的礼乐等级名分制度，以图尽快建立起和谐有序的新秩序。要实现这种政治理想，对于孔子来说，参与政事、辅佐国君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途径。但是孔子一生的仕途却是不得志的，五十岁进人鲁国政府，却因一场政治阴谋逼迫他下台，离乡背井，在此后的十三年里他周游列国，始终寻找着施展抱负的机会却始终无果。在这样的境况下，孔子最终放弃从仕途上实现自己理想的策略，安心开办教育，传授儒家思想。在传授儒家思想观念的过程中，孔子谨守礼制，尊崇仁德，把“乐”放在了尤其重要的位置，这从《论语》中便可略知一二。

    孔子在政治理想来上根本的是要实现等级分明的礼制，通过礼制的规范来实现统治的秩序和安定，而乐便成了孔子心中的重要途径。他认识到音乐的“君子之气”及与政教、礼制相通的社会特征，便把政治理想寄予音乐伦理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一方面，孔子努力以音乐来教育自己的弟子、感化民众，希望民众能够按照乐的内涵来修身立志;另一方面，孔子将“乐”作为国君“仁”与否的一个考量。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看似是对音乐本身的一个比较，实质上则是认为《韶》高于《武》，是对禅让德治的颂扬，对武力伐取的微词。我们假设孔子博取了政治地位，能够更加明确地在政治制度、社会举措上实施自己的改革主张，他或许便不会专注于“乐”的伦理意蕴的丰富。事实恰恰相反的情况下，孔子的政治理想与改革主张便借助了“乐”这个载体，使“乐”承担了以上诸多的思想内容和价值意义。这应该是孔子音乐伦理思想产生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孔子政治理想的一种无奈诉求，更是孔子音乐伦理思想的重要内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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