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逛医学伦理思想中儒、道、释的交融
论文关键词:孙思邀，医学伦理思想，儒，道，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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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隋唐奉行儒、道、释并立共宏的政策，孙思邀有机地吸收了三家思想，择优汰劣，使之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并以高明的智慧改造及妙用孺、道、释的有关理论。着重从儒、道、释思想交融的角度，在退居养志与救世济民、追求长寿与不慕神仙、不杀生与人为贵等方面探析了孙思邀的医学伦理思想。
孙思邀是汉代张仲景后至唐代成就最高的一位医家。他不仅医德高尚，医技精湛，而且学识渊博，“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撰《大医习业》列于《备急千金要方》(下称《要方》)卷首，陶冶后学。其云:“若不读五经，不知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途而生。”孙思邀力荐业医者将儒经、古史、释典及庄老著作当成必修课，其自身更是“道合古今，学弹数术。”隋唐奉行儒、道、释并立共宏的政策，孙思邀有机地吸收了三家理论，并使之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从而形成其哲学内涵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
1、退居养志与救世济民
众所周知，道家思想是出世的哲学，道家的社会政治和人生态度是“无为”，其理想人格是“真”。孙思邀精晓道学，“自注《老子》、《庄子》”，“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其思想烙上了道家的印记。他淡于名利，对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的征召，均固辞不受。孙思邀考虑到“若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嗜欲煎其内，权位牵其外”，不仅会内热致疾，更严重的是可能遭遇“身灭覆宗之祸”。这种思想与庄子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庄子认为山木被砍伐、漆树被割剥、油脂被煎熬都是因为“有用”，所以极力主张“无用”，“无用”本身就是“大用”;而“有用”却常常招惹灾祸，导致丧生而终究归于“无用”。要消除忧患，获得身心自由，应忘却名利，抛弃权势，虚己忘我，自身也随之得以保全。孙思邀曾举孔融、杨修为例，二人皆好学能文，才思敏捷，为人恃才负气，终不免触怒曹操而被杀，英年早逝。孙思邀因而终身未仕，先后隐居于太白、终南、峨嵋、五台等山区。他在《千金翼方》(下称《翼方》)中设《退居》专篇，从择地、缔创、服药、饮食、养性、种造药及杂忌等七方面论述了隐居之道，被后世奉为“孙真人”，而“真人”正是道家的人格典范。
但庄子懂得完全无用也不一定高枕无忧，鹅就因为不能鸣叫而被杀，所以庄子认为处在“有用”与“无用”之间最宜。孙思邀亦没有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而是一生坚持在民间行医。古人认为，医生是唯一能在野为国效劳的人，宋代范仲淹微时曾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孙思邀也以医国、医人、医病作为衡量上医、中医、下医的标准，这又是儒家积极的人世态度。儒家追求的人格是“善”，古代有三种职业是以谋生和行善为目的的:一是行医，二是教书，三是算命。行医不仅限于助人健康，更能救世济民。孙思邀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其中“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体现了道家的清心寡欲，“大慈”、“普救”充分显露了佛教普渡众生的理念，“恻隐之心”则反映了儒家对良知的认识。孙思邀“志存救济”，一生从事着“山林相业”，处于“无用”与“有用”之间，既保全了自己，又服务了社会;既求“真”，也求“善”。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有为”共同构成了其人生态度，佛教慈悲之情丰富了其精神生活。
2、追求长寿与不慕神仙
庄子感到人生如白驹过隙般短暂，气聚而生，气散则死，故主张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孙思邀亦认识到“人生一世，甚于过隙”，不过他并未仿效庄子，做一个看透生死的达人。他认为人生越是短暂，就越要重视养生。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追求长生不死，强调身体健康和道德修养，孙思邀将“道”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医疗卫生实践以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吸收了道教养生中合理有效的内容，如修性养神、内丹、服食和房中等，集养生理论方法之大成，为传统医学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自己寿享百岁，正是其躬行养生之道的最好例证。
但孙思邀并不盲目追求肉身不死。他借老子之“如膏用小住之与大灶”来比喻人寿命的长短，言下之意寿数是有限的，他时而亦提到“不死”，但其“不死”指长寿，非谓成仙。这与儒家对待鬼神的态度如出一辙。《论语·雍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和孔子一样，孙思邀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孙氏当然不是无神论者，否则其医方中不会保留那些道佛咒禁。可贵的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到“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教导说，活人尚且不能服事，怎么去服事死人;子路又请教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生的道理还没弄清楚，哪能懂得死。这种将鬼神与人事予以区分，引导人们关注现实的态度无疑是积极的。孙思邀始终理智地将“性命兼修”的重点放在保养身体、延年益寿等现实问题上。他把本来为了致礼于神佛的礼拜活动当作行气之道，嘱老年人日日施行，以免安坐不劳引发雍滞，足见孙氏将现实的人事放在第一位。他还在《大医精诚》中以因果报应来警示医者:“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这是承认鬼神的存在。因果报应虽属糟粕，但劝人向善、注重医德之意犹为可取，且与儒家“慎独”的修行理论亦不谋而合，所谓“慎独”，即在只身独处、无人知晓时，也必须十分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于道德准则。因为“为善为恶，夭皆鉴之”，在孤栖独处时，尽管他人不能看到你的所作所为，但天地鬼神是洞察幽微的。以鬼神信奉助教化向来是儒家的大智，如《中庸》借祭祀祖先宣扬孝道、淳化民风:“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由此可见，孙氏继承了传统儒家重人轻神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宗教神学的腐蚀。
3、不杀生与人为贵
孙思邀尤为悲天悯世，相传他曾治愈一只猛虎，老虎痊愈后为了感恩便成为他的坐骑，故现今药王庙中的孙思遮像总是骑虎而行。孙思邀认为在爱惜生命上，人和动物是一样的，此基于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六度中的持戒，首要戒禁便是杀生，不仅不伤害人的生命，也不故意伤害动物的生命，以保护众生。在中药取材方面，孙思邀耻于损彼益己，深刻地认识到杀害生命来求得生存，离生命的意义反而更远，因此表明在自己的方子当中不用活物为药，哪怕是一个鸡蛋，也须是十分紧急的重要关头，才怀着悲悯的心情忍痛用之。
孙思邀信奉佛教不杀生的戒条，拒绝以活物为药，似有“阻碍药源的开发利用和疗效的探索”之嫌，但其《要方》、《翼方》所列六千余首方剂中，动物药屡见不鲜，有动物的全体，亦有动物的内脏及各部位，可知他在医疗实践中并未严格守戒。他在《要方》卷一《药藏》中提及“见诸世禄之家，有善养马者，尚贮马药数十斤，不见有养身者有蓄人药一锚株”，认为贵畜而贱身的做法极不明智，甚至“诚可羞也”，感叹“伤人乎不问马，此言安用哉”。这是典型的儒家人本精神。儒家向来重视对人的研究，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当马厩失火被焚时，孔子只关心火灾是否伤及人，而不打听马。在儒家那里，人就天性而言虽与一般禽兽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如果仅止于这种天然的本性，也就无异于将人等同于禽兽。《荀子·王制》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孙氏亦认为“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其实，佛教虽讲“众生平等”，但又将人类称作“含灵”，即万物之灵，人与动物仍是有所区别的。佛也强调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再者，信奉不杀生往往伴随素食主义，孙思邀本身并非素食者。佛教禁肉食也只是梁武帝之后中国汉族僧尼特有的制度，印度佛教并无此规定，但强调只吃“三净肉”，即“没有看见、没有听闻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肉”。在《翼方》卷十二《养性》中阐述养老之道时，反复告诫老人要“常念生无念杀”，“肉食者，必不得害物命”，“不得杀生取肉以白养”，应以钱买。故蛇虫、水蛙一类，孙氏所用为市售，并非亲手所杀，吃尚且无罪，何况用于拯救芸芸众生。事实证明，孙思邀非常重视有效药物的发现和整理，《本草经集》、《新修本草》所记载的乔麦、糯米、动物肝脏、山韭、葱等，均是孙氏最早著录或首先选用的药物。他用药时从实际需要出发，并非僵直不化地拘泥于戒规。之所以强调不杀生，意在告诫医者临证遣方时不要随意使用动物药，一能培养医人慈善之心，二亦能降低药物的成本和寻求难度，这与其不处珍贵之药、践行忠恕之道、爱民为民的理念是相通的。
孙思邀的医学伦理思想熔儒、道、释于一炉，并择优汰劣，很多看似相互矛盾的理论都能为其所用。与其说儒、道、释影响了他，不如说他改造了儒、道、释的有关理论，使三家思想蜕变为一种新的营养。受历史条件所限，其著作难免存有一些封建礼教、迷信成份。毕竟瑕不掩瑜，孙氏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将“智圆行方”体现得淋漓尽致，博大精微而道全德备，蔚然为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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