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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视域下的曾国藩家庭伦理
论文关键词:曾国藩;教化兴家;思想
论文摘要:曾国藩的教化兴家之策有二“八”传世，除骄戒傲和自克自省，自立自强。针对现代家庭出现的过分溺爱、重智轻德等教育误区，曾国藩教化伦理思想无疑是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中一种可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对其评价，尤其是上的评价，历来有褒有贬，但对其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却一致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他一生给家人修书数以千计，字列行间充溢着对兄弟子侄的教导、劝勉和关爱。更使人称道的是曾氏家教似乎卓有成效，曾国藩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共出240位英才，无一纵垮子弟，堪称佳话，其家书、家训也被士大夫奉为圭桌，至今影响深远。
一、曾国藩教化兴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二“八”传世，除骄戒傲
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世家，受高祖、曾祖父及其父的影响，他不可避免地要发扬家风教育传统。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他写信给两个儿子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话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同月初四日，曾国藩也给诸弟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一封信，告诫诸弟子侄要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
这两封信是他在“军事日危，旦夕不测”的情况下写的。在这类似遗嘱的家信中，曾国藩把曾家三代的家教法则为二“八”二“三”，各有特色，而他对祖父的“八字三不信”尤为推崇，可以说曾国藩的“八本三致祥”传承于此，他以自己的“八本”为经，以祖父的“八字”为纬，经纬连贯，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治家理论体系。
为教导诸弟子侄做到二“八”二“三”，曾国藩要求他们除骄戒傲。当他从家信中看得子弟有骄傲之举时立即去信指教，在曾国藩看来，达官富贵家庭子女的骄傲习气直接根源于家庭父兄长上的影响，克治之法，关键是父兄长上自身“警改”、“猛省”，要示范与教诫相结合。在他看来，世家子弟最容易犯奢、傲二字。自家后辈子弟，全没有见过艰苦之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蟀，已习惯成自然，骄傲之气人于膏育则自己不知道，他对此深以为虑。因此他多次写信告诫家人要“谦敬”。“谦”第一要义是求学读书要虚心，第二要义是为人谦逊，对人恭敬。要达到谦敬必须祛除“伎”心，“伎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伎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而要达到无伎，圣贤千言万语，不外“敬恕”二字，即的“忠恕之道”。按曾国藩的理解即自己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立也。自己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达也。“子侄辈须以敬恕二字常常教之。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恕则不肯损人利己，存心渐趋于厚。”总之，曾国藩认为“八本”“八字”与戒骄戒傲是紧密相关的，前者是兴家之道，后者是保家之道。
(二)自克自省，自立自强
年轻时自负的曾国藩曾碰了不少壁，在经历了一番大悔大悟之后，为人处事渐趋圆熟练达，刚柔兼济。他自己总结经验认为得力于在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养成上的自克自省。曾国藩常用自身克己反省的实例来教育子弟。对于自己的无恒之弊，他反省道:“余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列举了在翰林时、读性理书时、六部时、在外带兵及水军一事上的无恒之举并痛戒九年，克制自己看书写字从不间断;对于自己好吃烟的陋习，他对曾纪泽说:“余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曾国藩一生，勤求己过，逐日检点，将自己的过失写于日记，时时警惕自己。他的自克自省之学，使得他在穷困潦倒时坚而不坠，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他希望后辈继承其自克自省之学，能立足于而不败。
曾国藩不仅希望其子弟能自克自省，还希望他们能自立自强。他深知自立自强是生活之本，是家运长久的源泉。自己能由一介书生而办团练，天下的贤人志士应者云集，关键的原因也在于自立自强。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要自立自强，一个家庭要兴旺发达，唯有读书，“一书不读，何以自立”!“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而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梯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同时，“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网立志犹如“金丹换骨”，必须有恒，无恒则万事不成。他在其家信的《五溉》中专门强调了“立志篇”和“有恒篇”，诸弟子侄“常”是第一美德，要求他们通过立志读书并有恒来达到自立。
另外，曾国藩认为人生之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因此他教育子弟，人生当自强不息，“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耻。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所谓“在自修处求强”就是要注重自己的内心修养、素质的提高，逐斩养成高山仰止的品质。而“强字须从明字做出”，他认为“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一再告诫诸弟，先从明字做起，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明强结合，刚柔相济，“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明就是一种理智，而非固执己见。强走到极端就是蛮干，刚不可久，柔不可守。以刚为本，以柔为用，既不失存身立世之根本，又给办事应变留下充分余地，可方可圆，才是最高境界。曾国藩为教子成贤，保持家道兴旺，虽位居高官，政务繁忙，但仍用心良苦地如此重视家教，不能不教人钦佩。
二、现代家庭教育的误区
《三字经》中讲道:“子不教，父之过。”这就特别强调了为人父母的责任，教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现代家庭，受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及中心下移等方面的影响，家庭关系由传统的人身依附或等级隶属关系向现代的平等关系转化，与此相对应，现代家庭教育更能够尊重孩子，民主、平等地对待孩子，家长能够做到先朋友，后父母，这一切都更加有利孩子个性的自由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我国独生子女的出现，现代家教同时也是误区重重，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状况堪忧。
第一，父母过分溺爱孩子现象严重。因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国策，中国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目前已普遍步人独生子女家庭。在亲子关系问题上，大人持的观点大多是“一切为了孩子”，家庭生活安排的倾向是“子女偏重，子代优先”，形成大人层层包围孩子的情形，有人用“4+2<1”的公式来表示这种关系。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觉得他是天下第一，容易自私仟性，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加之父母又视孩子为掌上明珠，对其疼爱无比，管教不足，放任迁就，父母包办代替孩子的一切。上海有关部门曾选取不同类型的学校的高中生进行了抽样，结果表明，高中生起床后自己不叠被子的近六成，不倒垃圾不扫地的五成，有七成不洗碗也不洗自己的衣服，九成不洗菜做饭。更让人惊讶的是，3%的高中生不做任何家务，连整理书包都是家长代劳。而出人意料的是，82%的高中生表示愿意做家务，36%的高中生甚至认为做家务是一种乐趣。调查中，有40%的高中生这样认为，之所以没做是因为家长不让做或没教过怎么做。这不能不说是家长的悲哀。“爱之过甚，担心过度，照顾过头，造福过多，夸耀过分”是对溺爱的。而溺爱的结果，导致一些孩子形成不健康的心理和行为，以致孩子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养尊处优，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自立自理能力等，自私任性，以自我为中心。一旦家庭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就会从危害家庭走向危害。
第二，家庭教育重智轻德现象严重。现代小型家庭结构客观上使家庭教育本身存在伦理道德教育难的问题。因为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叔伯舅姑，他们对传统家庭伦理所讲的“爱由亲始”很难有真切的感受，“推己及人”失去了中介和桥梁。而父母在教育的价值取向上错误地把工具理性当作价值理性来追求，重智轻德，绝大多数父母仍把升学率作为首位追求，以至于学校在“减负”，家长在“增负”，为了孩子的学习，父母不惜倾其所有。至于对人生和生活的态度、道德善恶的选择等均“无暇顾及”。这种重智轻德的倾向，容易使孩子自私，缺乏爱心，孝道观念淡泊，社会公德总体水平低，价值观念模糊、混乱。如相当部分的大学生赞成“合理利己主义”观点，也有人直言不讳，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的目标就是追逐金钱权利，“一切向钱看”。他们津津乐道于享乐主义人生观，如吃点、喝点、玩点的“三点”主义人生观等，从中可以看出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颓废。
第三，家庭方法欠恰当。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父母应该保持自己的角色意识，具备应有的威信，而不是放弃父母之责，对孩子听之任之。但如果将父母的威信和权力超度运用，就是专制主义。现实生活中，有些家长对孩子教育方法不当，信奉“棒下出人才”。不管问题大小，不问青红皂白，用“打、骂、罚”的手段随意处罚孩子，以致使孩子惧怕回家而离家出走甚至自杀，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孩子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教育方法会给孩子的带来极大的伤害，导致他们说谎、性格懦弱、孤僻、叛逆和暴力甚至引发青少年犯罪等多种恶果。
三、曾国藩教化兴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首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是影响孩子的第一，父母必须重视家庭教育。曾国藩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非常注重封建统治者自身的教育和道德修养，这从他对家教的重视可以看出，其家教理论在他的一整套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当时官僚世家子弟的通病是骄与奢，而骄乃是病根，如果流于骄奢，家业势必中落，丧失已有的财势地位。为了“保持家运蒸蒸日上”，就必须力戒骄奢，“医治”骄奢的良方即谦与勤。在其“家书”、“家训”中，他一再叮嘱、训诫其家人子弟以习勤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为了戒骄奢，他立了八字家风，一再要求子弟千万勿忘这八字家风。官居二品，系政务、军务于一身的曾国藩能够如此忙里偷闲，时时不忘对家中子弟进行教育，这不能不使今天的家长反思自身。在现代三口之家的小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物质上有求必应，行为上百依百顺，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照顾好孩子的吃穿健康，至于教育，那是学校的事，与自己无关，因此造成人们只重视学校教育而忽视家庭教育。岂不知儿童的第一学校是家庭，家庭牵着社会、扯着人生，他们在这里接受做人与做事的最初教育，打下一生立身成才的基础。在家庭中，启蒙重于知识，模拟重于传授，而父母无疑是无法选择的首任老师。
其次，德教第一，德智并进。曾国藩特别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爱不能是溺爱，而是“爱之以德”，给子女以立身成人之本，培养子女的道德品质和生活技能，为他们今后更好地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在他看来，钱财器具都是身外之物，终有花光用尽之日，唯有道德文章才是立身之本。曾国藩不失为一有识之士，他认识到遗德遗志于子孙比遗财遗业于子孙更为有益。他不望子孙做官发财，“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由此可见，曾国藩虽居高位，教子极严，在其家信中反复告诫家中子弟要勤俭、除骄戒傲、谦敬、自立自强等，在他的谆谆教导之下，其后代至今人才不衰。因此，父母遗留给子女的不应是财物，而应培养他们各种道德品质，给他们创造财物的本领。
最后，严爱殷责，以身垂范。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虽有父慈子孝的道德要素，但长者本位的传统使得在亲子关系中往往只是片面强调孝，社会强制实行的事实上也仅仅是子孝。“严父”体现的往往是压迫子女的父权。而曾国藩在父慈方面做的要优于传统。他认识到要使家庭伦理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必须做到严慈相济，以身垂范，有爱无教或严而失爱，均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在道德品质的原则问题上，曾国藩决不姑息迁就，妥协纵容，而是寓教于爱，严格要求。另外，曾国藩认识到要使子弟接受他的训导，自身首先必须身正德好。因此，他在以家书的形式或明责或婉劝教育子弟的同时，总不忘自身的道德完善，要求子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出垂范。他撇开那个时代所极力维护的等级秩序的鸿沟，对子弟不是板起面孔，而是谆谆教导，以“诚”而教，无论他官在何位，身处何时，始终不温不火，以平和的心态规劝子弟。特别是他敢于在子弟面前反省剖析自己，如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提到其生平有三耻，希望尔思雪此三耻。他能在自己的晚辈面前如此剖析自身，足以体现其家长风范。而且，曾国藩对子弟的教育多是通过书信进行，书信本身就是情感表达的最好载体，更何况在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岁月，其意义就更加特殊。通过这些处处充满着人情味的书信，他将平生经验，所学到的人生智慧和学识悉数传授给子弟。从他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亲情的重视，有时虽也有严辞苛责，但更多的是明理劝诫。人间亲情，溢于言表。这也是他教导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他的这种严爱殷责，以身垂范的教育方法以及有人情味、重亲情的教育不乏为现代父母教子的宝贵资源。
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写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中母亲为外出的儿子缝补衣服的情景透视出深挚的母爱，在爱子离家远行时，慈母一针一线缝得那样细密，不但是怕儿子迟迟难归才把衣衫缝制得如此结实，而且把一片深情寄托在手中的针线上随儿远去。无言之中，充满着一片比春阳还暖的挚爱。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给孩子一片挚爱，愿家庭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真正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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