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与本体指向文学论文
摘要：《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以新诗研究中少见的问题意识，从现代汉语、现代语境与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相生关系出发，探究百年中国诗歌演变的本体问题，打破了以往新诗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和写作模式，实践了诗歌史写作在问题意识和本体指向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现代汉诗；问题意识；本体指向
由于诗歌文类的特殊性和纯粹性，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进行审美形式和诗学观念的反思，从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出发探讨现代汉诗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它与周遭语境的对话和互动，无疑可以在新诗研究的主导性范式之外，重新开放新诗的问题空间。王光明教授将自己在这个方面近十年的思考凝定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以下简称《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引文只随文标注页码)，这本书有如一面“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把住了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在导言《从问题出发》中，王光明列举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怎样现代和如何文学?新诗近百年的上下求索，有何文学史的意义?”等(第3页)这些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新诗写作和研究的两端。提什么问题，如何提问才能打开新诗发生与演变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才能开放新诗领域的众多关联话题?伽达默尔认为：“被提问东西的开放性在于回答的不固定性。被提问的东西必须是悬而未决的，才能有一种确定的和决定性的答复，以这种方式显露被提问东西的有问题性，构成了提问的意义。被问的东西必须被带到悬而未决的状态，以致正和反之间保持平衡。每一个问题必须途径这种使它成为开放的问题的悬而未决通道才完成其意义。每一个真正的问题都要求开放性。”囝面对新诗提问，因而也就是指向新诗中悬而未决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大多与新诗变动不居的价值和规范问题相关。王光明认为“与其把未完成的探索历史化，不如从基本问题出发，回到‘尝试’的过程，梳理它与现代语境、现代汉语的复杂纠缠”。
虽然这种反思源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自律性想象，带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味道，然而他的研究并没有将新诗的演变禁锢于形式主义的牢笼之中，而是在一种审美现代性支撑下的文学基本观念，即文学是在一定语境中显现的语言艺术这一共识性前提下的探索。这种探索本身的未完成性和对话色彩不仅彰显了研究行为本身的难度和新诗理论探讨可以到达的深度，更因为新诗就是在与现代经验、现代汉语和诗歌文类的磋商与辩难中寻得自己存在的领地，因而要对新诗的合法性进行建构和探求，开放问题空间的梳理与辩驳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新诗的历史中，“尝试”一词不仅能昭示新诗发生期胡适的实验精神，也可以作为后来新诗变化过程各个阶段的关键词。回到“尝试”的过程不仅是在历史语境中重新遭遇现代汉诗发生期的各种口号、主义与称谓的过程，也是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还原那些可能性和回到诗歌基本观念的过程。从黄遵宪的新派诗开始，现代汉语诗歌从发生至今有着诸多的称谓。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称谓的某些相似之处，这些称谓大多并不直接指向题材，却都又分得了时代的光芒。或许问题在于包括胡适在内的很多诗人、批评家和研究者都因受进化论历史观的影响并没有抑止其求新求变的更名冲动。历史性的“新诗”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联通我们内心深处的现代性冲动，但也能阻塞我们对于传统的延续，并且无法呼应基于现代汉语形式与结构的诗学观念。王光明从“新诗”这一命名开始提问，逐步敞开新诗写作和研究过程中的问题空间。正是新诗的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了某种特定的背景之中”，王光明在新诗本体反思中的问题意识所具有的特殊阐释效果，使新诗的命名呈现于晚清至五四这一新诗发生的原初历史场景之中。
首先对新诗的“新”这个词进行知识考古，在近现代中国求新话语体系中考察出：“‘新’这个词在近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原也是可以作为具有心理意义的动词来看的”。这不仅在我们对“新”一词习以为常的形容词理解中别开新路，也展现了由于新诗这一概念的稳定所遮蔽和忽略的发生期症候。因为“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还是从文学史的立场看，‘新诗’这一名目都过于浮泛，只能是中国诗歌寻求现代性过程中一个临时的、权宜性的概念。”至此，一个能够与“20世纪的中国诗歌现象展开对话”的文类概念“现代汉语诗歌”在命名过程的梳理中得以呈现出来。 “现代汉语诗歌”这个合成词也可以读作“现代一汉语一诗歌”，“现代汉诗”指向的是现代人的经验、汉语(以现代汉语为主体也包蕴古代汉语的风调)的韵味和诗歌观念相生互动。正是在对上述三个方面张力性结构的历史性梳理中，王光明勾勒出了新诗自身的学科体系，建构着现代汉诗写作和研究的合法性。
无庸讳言，《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是一部史论性质的著作，这一史论性质，孙玉石先生已经通过它与史述性质著作的比较得到了区分。作为一部几乎每章皆可成为专论的史论性著作，王光明对百年演变中现代汉诗合法性的建构并不是直接从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开始，而是从晚清黄遵宪的新派诗理论和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开始。
王光明这样写道：“‘新诗’这一名词既不是在五四时期才有，有关诗歌革命的论述，梁启超等人的主张也不见得比胡适更守旧，晚清诗界革新、实验的'冲动也并非不如五四强烈，何以‘新诗’史不能从晚清，而非得从五四写起?如果文学史摆脱思想史分期的笼罩，是否会出现另一种书写格局。”文学有它自身的传统和历史，思想史的方法也许会给文学研究许多帮助，然而，它的分期与历史真实中的文学分期经常会有些许的错位。韦勒克认为：“哲学与文学问的紧密关系常常是不可信的，强调其关系紧密的论点往往被夸大了，因为这些论点是建立在对文学思想、宗旨以及纲领的研究上的，而这些必然是从现存的美学公式借来的思想、宗旨和纲领只能和艺术家的实践维持一种遥远的关系。”因而，真正的文学史都应从自身的历史出发进行分期，而不应该简单地挪用思想史的分期。“分期只是文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管理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在这种建构过程中，王光明认为：“如果把近代以来中国诗歌变革潮流作为现代性寻求的过程的话，黄遵宪可以说是直接的起点。”由于从诗歌自身的现代性寻求出发，而不是从思想史分期中的时代更迭开始，新诗史写作中往往只起间接启发作用的黄遵宪诗歌实践与理论，在王光明这里被当作起点重新认识，就显得理所当然。
将黄遵宪作为中国诗歌变革潮流的起点是《演变》的一个创见，但《演变》的重心还在于对疑窦丛生的新诗本体的建构，梳理新诗的诗形和诗质问题，塑造新诗的自我形象，从而寻求现代汉诗自身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王光明用“诗形”和“诗质”这两个与诗歌自身更相关联的概念代替以往研究中的惯用词汇“形式”与“内容”并非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明确的概念指向可以避免我们的研究滑回机械反映论的泥潭，能够更为有效地关注于现代汉诗的本体问题。另外，从“诗形”与“诗质”的角度进行具体的提问，也可以避开浮在历史表面的流派、思潮和诗人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史有别于同类诗歌史的叙述模式，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写作的主体性得以确立。
《演变》对于诗形问题的梳理从讨论黄、梁诗界革命和胡适的白话诗运动以及新诗革命时，就已隐约闪现于字里行间，但集中性的讨论还是从第五章“形式秩序的寻求”开始。作为对早期新诗从写作实践到理论主张实行反拨的新月诗派，在王光明这里，它的出现不仅是对于早期新诗不讲求艺术形式满怀革命激情的青春期写作之简单纠偏，它还具有独特的意义。他认为：“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语言与内容的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特殊的说话方式。”为什么与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诗人同样可以在精神气质上归入浪漫主义谱系的新月诗派能够“重视形式对情感的节制，强调诗歌这一想像世界的方式和把握经验与日常语言的特点”?王光明认为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白话不白话是次要的问题，‘新诗’首先必须是‘诗’”。为什么同样以留洋学生为骨干，前后二者却有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追求?难道仅仅因为激情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和对西方的了解比前代诗人更充分?时间虽是一个很好的量器，但不能解释一切问题。胡适在国外也接触到了新月派接触到的西方诗歌，为什么他却转化利用了另外一种西方诗歌的资源，难道仅仅因为诗歌的时代任务转变了方向?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闻一多、徐志摩和胡适、郭沫若同时走上文坛，同样的浪漫倾向是否有可能使闻徐与前者走上同一条诗歌道路?如果说郭沫若还能在同龄的功名焦虑中跟上时代的浪漫风尚并成为诗坛的主角，那么闻、徐作为后来者是无法在重复前辈的同时又获得诗坛的认同的，这是就诗人而言；就新诗自身而言，它也不可能在膜拜“自然”的写实主义和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道路上永远地走下去；从阅读的角度看，破坏旧的诗歌体制的快感和追逐新的诗歌形态的渴望被满足后的读者和评论家也会对诗歌产生新的欲求，即经过艺术沉淀后的诗歌。因而，当闻、徐走进新诗时，他们心中“影响的焦虑”实际上是一种如何进入新诗场域并确立诗坛位置的实践性焦虑，而他们消除这种焦虑的办法却对整个新诗史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因为他们(尤其闻一多)充分认识到了诗形构建对诗情表现的重要性，并在诗歌实践中努力地追求着。
王光明通过比较徐志摩早期《康桥再会罢》和后来的成名作《再别康桥》，从丰富的历史中发现了问题，认为前者“泥实、散漫、平铺直叙，不过是记忆的钩沉，是感情的直写”，后者“却能通过整饬的形式和节奏来提炼内容，使主题非常单纯而意境又非常曲折幽深”，并且通过《康桥再会罢》在发表上从散文到诗歌的变换这一趣事，使这一点得到了具体有力的说明，从而也使我们相信“诗歌讲究形式和韵律，不是妨碍诗意的表达，而是诗意的解放和规律化。”
虽然后来由于“新月诗派”骤然陨落，但格律诗探索的可能性并没有被新月诗派穷尽，而且由于新诗格律的寻求基于诗歌本体，后来者虽在创新中会对前辈构成一种反动，但同时格律的观念在创新中却得以坚持。王光明以卞之琳、何其芳、冯至等受过现代主义影响的诗人的创作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并且认为“虽然他们更多接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但由于能把现代主义对诗质的追求，自觉纳入诗歌的形式秩序之中，就比单纯追求内容现代性的诗人更具有诗歌的本体意义。”当然，王光明对于新诗形式秩序的梳理更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对于新诗史上几乎已被埋没的诗人吴兴华和批评家林以亮的重新阐释和评价。如果我们将他对吴兴华、林以亮的这种“价值重估”与1980年代诗歌研究界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重新认识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诗学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也反映了王光明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边缘立场的认同。王光明认为：“林以亮所以能在混乱的岁月里做出许多同代知识分子不能做出的文化贡献，一是他有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于潮流之外的自觉边缘意识，二是他边缘身份的认同恰好取得了边缘环境的配合。边缘意识其实就是坚持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
在诗质的梳理方面，王光明认为“从象征派到现代派所致力的，是现代‘诗质’的探寻。”并且进一步阐明：“这种现代‘诗质’的探寻，一方面，是体认现代经验的性质，寻求诗歌感觉、想像方式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把诗歌外在形式灵魂化的追求，从而使‘新诗’弥合现代语言与现代意识的分裂，真正成为一种新的感受和想像世界的艺术形式。”从波德莱尔NT·S·艾略特，西方诗歌尤其现代主义的诗歌不断地以现代的抒情表现现代人内心的分裂与异化。现代社会中人的普遍异化，不仅体现于生产者与占有者的分离，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为现代语言和现代经验的异化，即能指和所指之间单一对应的超稳定状态，使现代语言难以抵达人的内心深处。因而，也许只有锻炼现代汉语的内质与外形，恢复它的繁复与歧义，扩展它容纳现代人经验与意识的多种可能性，创造出一种区别于一般日常用语和科技用语的同时，又转化古典诗语的词汇和意象的现代汉语诗语，使不同的人都在语言中重新安下灵魂的家，在日常生活的紧张笼罩下敞开一种诗意化的存在。也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生存体验和他的内心话语才会因为彼此向对方开放和展开对话而在诗歌写作中重新合为一体。王光明在对《中国新诗》发刊辞的进行阐释时也说道：“这种‘双向互动’具有世界与个人的互相激活和同时向对方开放的意义。”
《演变》如其他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呈现出一种论大于史的风格。如果说这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那么王光明在书中不时闪现的精深明敏的批评感觉和他基于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开放与包容的胸怀似乎又可以与本书的风格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在“现代‘诗质’的寻求”这一章中，他通过比较处于民族抗战的共同语境中徐迟“抒情的放逐”与穆旦“新的抒情”，不仅认识到二者同是寻求诗歌的现代性，而且能深刻地阐明二者方向性的区别，认为“徐迟所持的现代性是与社会现代化潮流相一致的‘现代性’，而不是感觉和想像方式的现代感。”认为穆旦的说法包含着对非个人化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反思，触及到诗的情感与境界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诗学观念。王光明这种细致区分的深刻性也来自于他对徐、穆二人诗歌的敏锐理解，他认为徐迟的《二十岁人》与《都会之满月》是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单向认同，“尽管描写了摩天大楼和握着网球拍子的城市青年，但并不能深入现代人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而穆旦的《春》“也写到‘二十岁’，‘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二十岁，犹如‘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一样的二十岁，然而却一点也没有前面提及的徐迟(-十岁人》那样单纯和快乐。相反，当‘紧闭的肉体’被打开，当生命的热情被点燃，却如同被抛到一片荒原，无处藏匿，无处归依。”这样恰如其分的比较性解读就使理论阐释有了根基。
《演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会使评论者产生困惑：它一方面以开放的问题空间反对线性的时间神话，而“百年演变”一词是否又会限制写作的自由与触摸新诗陌生地带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凸现了现代汉诗本体指向在理论探讨方面的艰难，当然这种指向的艰难也来源于现实中文学边界逐渐模糊、艺术灵光逐渐发散所引起的紧张，而《演变》毕竟不是一部新诗通史，它有自己特殊的追求。韦勒克关于演变概念的论述也可以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他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现代的时间概念，这种概念不是依照历法和自然科学所用的十进制年代排列，而是来自经验与记忆之间相互渗透的因果顺序。”又说：“文学内部发展史的问题即演变这个中心问题必须根据下面这种理解重新加以研究：时间并非只是整齐划一的事件序列，而价值也不能只是创新。”因而，文学史的写作有必要在价值和历史之间寻求平衡，重要的是这种平衡的寻求必须从文学自身出发。
《演变》一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开放对话中反对扩张主义。这一点与著者对于新诗本体的寻求和新诗合法性的建构是相一致的，这种新诗的本位追求吻合了他不同于一般新诗史家的文学史理想。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容易走上扩张主义的道路，将文学漫无目的地扩张到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等各个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学边界，但同时也往往会漠视文学自身的追求。开放与对话是从文学形式文学语言出发的开放与对话。韦勒克就反对在文学史中的扩张主义，他说：“我们必须精心制定一个新的文学史理想和使这一理想可能得以实现的新方法。如果这里概略地提出的理想由于强调了应作为一门艺术来写文学史而显得有点过分‘纯粹’的话，我们可以公开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其它的方法曾被认为是无效力的，集中似乎是对扩张主义运动的一种必要的矫正方法，而过去几十年来文学史都是在这种扩张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过来的。”王光明对于扩张主义的反对在他写作的本体指向中已表露无遗，其写作中的开放与对话则不仅体现于问题空间的开放，也体现在他别具一格地接纳两岸三地的现代汉语诗歌。他将港台诗歌放在本书的第九、十两章，分别命名为“‘现代诗’的再出发”和“从‘望乡’到‘望城’”，而不是以港台诗歌这样无法准确召唤对象的名称命名之。因而，他的这种接纳一方面来说是一种基于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自身的接纳，一方面也可由此看出他的现代汉诗大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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