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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写作的指南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写作指南，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古代文学论文写作指南1
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1、阅读能力：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2、阅读层次：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著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著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著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著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著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一人著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著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例如古代作家心灵研究。文学研究之所以要关注士人心态，是因为士人心态牵涉到当时的政局、哲学、社会思潮、以及士人本身的许多方面，如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养，以及更为特殊的一些心理因素等。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当时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作为中介来转递的。一个时代社会、政局的变动，意识形态的变化，是种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造成了某一时代士人特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态，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爱好也随之发生变化。如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董乃斌研究员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等为我们提供了古代作家心灵研究的杰出范例。
又如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古代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呢?顾名思义，就是将研究的视野和重点投向古典文学同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对历史对社会采取文化的审视。置言之，是将古代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亲缘学科、特别是史学(还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和综合的研究。从一个时代历史文化的整体运动中来审视它的价值和作用。
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在其力作《唐代科学与文学》中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作者把唐代的科学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和沟通，收集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素材。这一研究成果，为人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唐代文学现象提供了极为丰富
生动的参照。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与传统的综合研究相似，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即不再是机械地罗列影响文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哲学思潮等各种因素，而是将多种因素融为一体，找出其内在的深层联系，使历史文化背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让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学在文化的整体及其运动中得到真实全面的呈现。
再如比较研究。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不仅是欣赏的重要方法，也是研究的重要方法。
比较可以有多种类型，大多在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品立意的高低。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白居易的《新制布裘》都表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关心。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新制布裘》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於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馀温。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里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後诗正与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同。
从立意着眼，有人认为杜甫用心更好，有人认为白居易更难得。应该看到，从各自的处境来看，用意都是好的，但杜甫诗中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表白，立意更高;
二是作品艺术的高下。如陶渊明《问来使》与王安石《道人北山来》、王维的《杂诗》三诗立意相似，写法相似，王维只有四句，其他两首诗较长，不如王维诗精炼。
《问来使》陶渊明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 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道人北山来》王安石
道人北山来，问松载东岗。举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长。 开田故岁收，种果今年尝。告叟去复来，耘锄尚康强。 死孤正首丘，游子思故乡。嗟我行老矣!坟墓安可忘?
王维《杂诗》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比较必须有可比性，不可随意。运用比较的方法，必须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艺术修养，这就需要多读。
古代文学论文写作指南2
一、元明清近代文学教学改良的必要性
(一)内容繁杂与课时不足的冲突
中国文学从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发展到元明清及近代，已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体，除了传统的赋、诗、词、传奇，又出现了元杂剧、南戏、散曲以及类型丰富的明清小说等。加之随着经济的发达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到了这一阶段，藏书数量有了空前的提升。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文体类型还是数量都较前代更加繁杂。比如古代诗歌方面，提及古代诗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唐代，可是就数量上而言，“元代有数百人的诗文集流传至今，明清的诗文别集达数千种之多，一部《明诗纪事》就辑录了四千多人的作品，约为《全唐诗》所收诗人的两倍，清代的诗文作者更是逾万。”再比如古词方面，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全盛期可谓是在宋代，但元明清时期的词的数量却是远胜于宋代的，叶恭绰所编的《全清词钞》就辑录了清代词人三千余家，这比唐圭璋所辑《全宋词》收录的作家多了近两倍。那么如此繁多的内容，在教育部高教司的要求下需要112 课时来完成教学。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学校都无法做到这个要求，而基本停留在50到80 课时之间。那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将繁杂的知识点讲授清楚，按照传统的“讲授加划书”模式就很难做到了。因为时间不足只能讲授重点篇目，其余部分尤其是近代部分，只能让学生在教材上划重点。如此教学会导致学生对于本部分文学史脉络不清楚，造成学生文学史认识断层，无法进一步提升其学术意识。
(二)传统讲授式与“95 后”学生心理特点的冲突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方式多是采取单纯讲授式的教学模式，教师往往采用“一言堂”、“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由此以来，导致学生难以进行知识和能力的自我建构，往往在一学期结束时，随着考试的结束也将所有的知识全部留在了教室。同时这样也使得课堂教学缺乏应有的活力与生气，加之现在的大学课堂主体是“95 后”，95后虽属于90后，但其本质与90 后有很大而不同。作为第一批出生于网络信息时代的人类。95 后就像网络信息一样，更加活跃、多变，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力变强，但是精神集中度下降。也就是说，传统的一味讲授会造成，教师在讲台上仍旧讲得眉飞色舞，可是学生的心神早已到了“诗和远方”，所以近几年才在高校理论课程教学中，兴起了“段子式”教学。这种段子式教学就是应对95 后学生而出现的，旨在学生听课集中度下降时，教师用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段子”，突然转变教学方向，以提升学生的精神集中度。所以说面对着如同网络信息一样的95 后学生，如果依旧使用传统单纯讲授式进行教学活动，尤其是进行古代文学教学，必然不会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通用教材片面化与学术教学深度化的冲突
对于古代文学课程的教材，大量院校使用的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套教材是目前较为权威、全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单纯只使用这一套书，这套书存在着知识点流于表面的问题。例如说在本教材中，对于《水浒传》主题思想叙述部分，正文中仅采用了传统“忠义说”，引用部分简单设计到了“农民起义说”、“市民起义说”、“忠奸斗争”，但是就本书诞生时与“忠义说”同时存在，且相当重要的“诲盗说”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处理方式符合学生的固有观念，便于理解，但就其学术性而言，会显得流于表面，不够深刻。也就是说如果只使用这样一本书进行教学，就会与学术教学深度化产生冲突。学生很容易记忆这些知识点，但是没有选择学术角度的权利，进而引发学生的自主思考与研究。同时，文学史研究界的学术研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手中的教材很多部分都难以涵盖新的学术观点。例如在《西游记》作者部分的叙述中，如果还是以吴承恩作为唯一合理作者人选，就显得比较脱离与时俱进的学术前沿了，因为当代学者逐渐发现从方言角度《西游记》存在至少两种方言、吴承恩所著在明代书编中被归为史部地理类等等。可是这些观点在通用教材中往往鲜有提及，因为在其编写时此类观点尚未出现，或者未成为时代主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与非主流观点可能会有所转移。所以，依旧采取完全依托一本教材而进行教学，会使学生难以进行深度的学习研究，不利于学术的深化，不利于开拓学生的学术眼界，反而会使学生更加感觉学习的乏味。
二、推行多元化教学
(一)多元化教学要求从讲授式教师转向文、史研究型学者
要构建有效的多元化教学，教师的教学素养、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传统讲授式教学中，使得教师能够一本教案走到退休，不注重对于新兴学术观点的研究，故步自封。观点陈旧难有创新式的见解，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教学经验。所以教师必须坚持“活到老、学到老”的观点，不断深化学习，要善于接受新的学术观点和教学理念，即在授课之外，努力成为一名研究型的学者，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单纯文学文本研究拓展为文史研究，当然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自不必像史学教师那样，对于大量历史事件进行细致研究，可是由于本部分教学内容的时代特点，需要对于大的历史背景，以及具体作者人生重要经历有所掌握，并将二者联系起来，以便学生理解。也就是说要把教学变成行动与研究相结合，即讲授、文史研究、实际教学活动有机统一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心智模式和系统思维得到发展和改变，理论与实践得到深度融合。”
例如在讲授《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方面，如果仅依照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中的观点，那么只是强调“忠义说”，可是在明代便有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学说“诲盗说”，同时在建国后还出现过“农民起义说”、“市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等等，片面性的讲授会影响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层次。正所谓“教而不研则周，研而不教则殆;教然后知其困，研然后知其关。”所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教师发展的内在需要和持续进步的基础，同时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坚持教学与科学研究相辅相成，将使教师步入全新的职业生活境界之中，从而比较轻松的化解教学时面临的专业难题，使教学因之更加灵动和多彩。
同时在“元明清近代文学”讲授部分，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回到文本创作时代的历史氛围。这种历史氛围并不是简单一句话概括一个时代就能够是学生明白的，有时还要从很多细致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文学形式或文学思潮，比如元杂剧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元朝前期不开科举，中原文人无处谋生导致的;元杂剧之所以后来走向衰落，是因为元朝在“大德”后开始了科举，文人又有了靠读书得来的上升阶梯。再比如元杂剧中经常出现指天骂地影射朝廷的桥段，如果只归结为元朝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学生还是不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就需要解释“自由”的原因，因为元朝在中原90 年经历12 位皇帝，只有世祖忽必烈、英宗硕德八剌粗通汉语，顺帝妥懽帖睦尔精通汉语，其余皇帝完全不懂汉语。所以像《窦娥冤》中指天骂地的情景也就可以理解了。由此来看对于这一部分的教学很难跳脱出元代从上到下的历史社会氛围的影响。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另外作者的生活经历对于其作品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视的，例如白朴的人生经历与金国遗民身份认同，就可以解释其作品中对于金章宗的影射。而这一切帮助学生理解授课内容的材料的累积，就需要教师“文史双修”。
(二)多元化教学要求构建开放式合作型课堂
近些年的教学改革不断强调学生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并一再提出要把课堂还给学生的理念。如果将实际教学活动比作一出戏剧，那么教师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应该是导演而非主角，教师应该通过引导和组织的方式促使学生得出属于自己结论，让学生学会学习，并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术讨论当中。这就要求授课教师能够充分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所谓启发式教学方法，就是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讲授结束给予学生以思考的空间，借此调动其课下的学习。比如在讲授“三言”时，可以让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卖油郎独占花魁》，思考其间人物形象的异同、描写手法的特点等等，激发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在讲授《聊斋志异》时，与学生探讨传统印象中的狐狸精形象，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再由此推回文本，一同探讨“聊斋”中别样的狐狸精形象。
所谓讨论式，即，在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时并不急于作答，而是将问题置于所有学生中，进行讨论，最后再予以解答。也就是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学术意识。提出适合学生水平的相关问题，给予学生充分讨论的时间，在讨论前要引导学生了解需要参考那些资料充实自己的观点，指导学生理清发言提纲，以分组的形式进行讨论，在一学期中要做到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每个人在发言后，其他同学可提出不同的观点并加以讨论。当然在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对于学生的多元学术观点给予总结，从而进一步引导其进行课下阅读。由此形成一种合作式开放型教学方式，通过对话、交流、互动、合作的开放形式，完成“元明清近代文学”的教学。
综上所述提高“元明清近代文学”教学质量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这个工作中不但需要教师转型为文史双修型学者，同时也要作为“导演”组织、指导学生演好这样一出大戏。95 后学生由于年纪及经历的影响，以及阅读量的缺乏，对于文本的艺术魅力难于理解，并且很难对于文本，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审美批评。这就需要教师一方面进行有专业高度的讲解;另一方面引导激发学生的学术意识。最终使学生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充分感知文本的艺术魅力，进而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并促进其形成积极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同时也需要国家与社会的支持，以提升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使得祖辈的文学辉煌不置断送，中华道统继续得以延续。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元明清近代文学的全貌，体味传统文学的别样魅力。
古代文学论文写作指南3
第一，有助于深入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增强文化的归属感。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豳风·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柳永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这样的名篇，见证了北宋的都市繁华。究其根本，诗歌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诗作词作还有具体可考的“本事”。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
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对于今天的社会大众而言，学习古典诗词是了解中华文化精神的快捷有效且易于实行的方式。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第二，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鲜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彰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随着汉字、历史典籍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古代东亚形成了汉文化圈，古典诗词在整个汉文化圈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许多文士都酷爱诗词，并且进行创作，这些作品现在被统称为域外汉诗。例如，唐代诗人张志和曾撰有《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词，很快就传入日本，为当时日本称赞不已，和亲王大臣们一起加以追和，据说这是日本填词的开端。白居易对古代日本民众影响很大，白诗的浅近易懂和清丽忧伤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日本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受到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巨大影响。在古代朝鲜官方正史《高丽史》的《乐志》中，收录了多首柳永的词，足见当时柳永词作的广泛传播。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了古典诗歌的非凡成就与重大价值，值得我们骄傲自豪。事实上，“五四”以后的新诗也无法彻底割断与传统诗词的关联，诸多名篇如朱湘的《采莲曲》、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都是极好的例证。
第三，有助于全面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和审美水平。
中国古代有着“诗品出于人品”的文学观念，这昭示了文学的道德评判尺度。诗人们将修身立德视为内在的自觉追求，“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典诗词往往是他们崇高情怀的集中写照。屈原坚持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耕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杜甫在狂风暴雨掀翻了茅屋屋顶的秋夜，依然心系百姓，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慨叹。陆游在临终之时，仍旧不忘毕生的恢复之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他最后的遗言。辛弃疾的“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凡此种种，无不闪耀着高尚人格的光辉。善待自然、热爱国家、孝敬父母、关爱他人 .所有这些优秀品质，都成为历代诗词反复咏叹的主题。学习这样的作品，无疑可以让我们情感为之激荡，思想为之触动，心灵为之净化，增强内在的精神力量。优秀古典诗词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不仅能给人思想的启迪，更能给人艺术的享受。
例如，唐诗在用字、章法、风格等层面都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就用字而言，贾岛对“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反复斟酌，留下了“推敲”的佳话，齐己也因郑谷改动了他诗句中的一字而称郑谷为“一字师”。章法层面可以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为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首句追忆过去，次句叙写现在，三句向往未来，四句所说又是未来的过去也即现在。全诗有着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意味。古典诗歌所能给予人们的艺术体验是如此的细致入微，若能长期沉浸于其中，必然会形成高雅的艺术品位。
在中国古代，诗词不仅用于书面阅读，而且用于口头传播。我们现今除了品读、书写之外，还可以吟诵和歌唱。吟诵的本质是强化诗词固有的声韵美，更好地体味诗的情感和意境，可以说是“因声而入情”。吟诵带有强烈的自主体验性，每个人的吟诵都可以与他人不同，非常适合自主实践。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着诗乐结合的传统，现代的作曲家们也给不少的诗词名篇重新配乐谱曲，让它们可以用于歌唱。声情并茂地演唱古典诗词，能够让古典诗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部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古典诗词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古代文学论文写作指南4
摘要：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而宋代文学的辉煌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本文初步的论述了宋代文学的文化地位、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文学繁荣的原因和研究的现状。
关键词：宋代；文学；研究；意义
近年来，宋代文学也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以自身的学术背景来解析宋代文学，往往能
新人耳目。二十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属于传统国学一个部门的分支，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它的起步、发展和变化，无不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都无法完全超越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其研究成果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打上了时代烙印。文学精神作为文学的灵魂是任何时代所不可缺少的。自宏观的角度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一旦得以确立，就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面貌。一个民族的文学固然有其承续性和同一性的方面，然而，彼此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演变。宋代文学精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理性化，可以说理性化是宋代文化乃至宋代文学迥异于前代的基本特征。基于此，宋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就比前代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深刻、全面，且更加贴近现实。文学的地位因此获得了提高。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文学自觉的表现。
宋代虽是儒学高涨的时期，但同时又是最早对儒家经典提出质疑的时期，这一点尤耐人寻味。朱熹指出："旧儒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理学界也同样在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程颐说过："学者先要会疑"，陆九渊说过："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张载还说过："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这是明显的反蒙昧主义的态度。当然，这种怀疑态度还是很有限度的，儒家的基本理论并没有受到触动，但毕竟是一种怀疑。从宋代开始，独立的理性精神逐渐生长起来，迷信权威、盲从古人的习惯受到了质疑和鄙视，这是思想界走向近代的征兆，其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很深的。
宋代文学会发生、发展以至繁盛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对其首先作一番审视。宋代文学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其原因大概有四：
第一，交往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以文会友"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论语阳货》所言诗歌"兴 、"观"、"群"、"怨"四大社会职能，"群"居其一。可见古人往往结成会社，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交流诗文，切磋技艺，比试才情，同时增进友谊。而词这种可以集诗、乐(有时还包括舞)为一体的综合表现样式，比一般诗文更适用于集体性文娱活动，因而也比一般诗文唱和有更强大的联络群体感情的效用。
第二，赵宋政权的积弱使之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较量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最终导致国家的覆亡，身处乱世的文士，出于愤怒与抗争、逃避和慰藉，往往联成会社，借吟诗作赋抒解郁结。另外，建炎南渡后，流寓南方的北方文士，出于生计和仕途的考虑，也可能借助会社寻求支持；而在元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士失其业，文士更往往利用诗社的活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以缅怀故朝、彼此慰藉，又可切磋诗艺、消磨时光。
第三，宋代大开科举取士之门，赋诗作文成为广大士子博取功名利禄的重要手段，为了应付考试，不少士子相互结纳，揣测上意，研习诗路文理，为进身锻烧敲门之砖。清朝乾隆年间的黄迥谷对此种会社，深不以为然，其《锡金识小录》卷四云："诗文社会，可以见前辈流风余韵，而邑中人文中盛，亦因是可以考见，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传，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时文之会，累累不绝，然人无可称，文亦不足道，虽多登甲科，膺膝任，亦奚足齿及乎?"
第四，宋代以文立国，一方面使文化和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文化的繁荣及其多元选择的必然性，既是导致宋代文人与党争的重要缘由，也是推助宋代文人会社兴盛的波澜。当这种自觉、自主意识反映到文学创作领域时，它就成为文学会社兴起的动力。有人甚至认为宋代是文人觉醒的时期，他们认识到了做诗是文人的生命，诗社是文人的组织，而诗集的流传与存在正是文人的存在与价值形式，这是一种文人对自我的体认和觉醒。可以说是文人在诗社里找回了自我。
宋代文学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士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那种无序的、不协调的文学状况才得到改变，宋代文学至此才有了自己的灵魂。诗文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此。在这一基础上才会有后来文学高潮的到来，而所谓文学高潮，也不过是这一精神的充分展开罢了。由此可见。新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是促发文学转型的根本动力，宋唐并论而又别开局面的关键之所在，也成为推动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既是宋人的价值形态，也是他们的审美态度，由唐进入宋代，理性精神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化心理演化的必然。明辨这一点，对于把握宋代文学有重要意义。
古代文学论文写作指南5
摘要：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与“再次立言”、“成一家之言”、“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文章可立身、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等。这些文学传播思想大都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同时，上述文学传播思想在中国古代还不仅仅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还有一些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传播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传播;传播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不但体现出多样性传播方式和传播类型，也形成和体现出许多文学传播思想或观点。这里所谓的传播思想主要指鼓励、强调、号召，以及推动或扩展文学传播的意见、观点、主张，另外，有些关于文学推介、文学互动的观点和态度也属于文学传播思想的范畴。古代中国的文学传播，因为一些文学传播思想的推动或作用，无论是原创的文学还是已存的文学，其传播都会得以或加速、或扩大、或深化、或久远的实现。从传播学立场考察，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在外国文学发展史上，都有很多的体现，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尤为集中和突出。易言之，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或体现出明确的文学传播思想。下面我们择要进行归纳、提示和说明，并加以特定的评价与揭示。应该说明的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追溯，较早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架构。同时，有些文学传播思想还不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而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的。
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泛文学传播思想，产生于先秦时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孔子关于“言”、“文”关系的说法，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言语是用来表达意愿的，文采是用来完善语言的。你不说话，就没人知道你的意愿，你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到远方。在这里，被称为“文”的文采或文学性表达，尽管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称的纯粹文学，但却包含着纯粹文学的主要因素。显然，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具有推动文学传播意义的，其含义是在强调思想的传播要靠丰富或突出的文采来辅助。而这种提倡和主张以“文”行远的传播思想，又因为孔子在中国的特殊文化地位，在后来的文学传播中起到了非常权威的推动作用，造成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孔子与这个观点相近的表述还有《论语·雍也》的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也是“文采”的意思;“质”即质朴;“彬彬”就是相互掺杂各占一半。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更将这个观点解释为：“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即文与质的关系，延展到礼的传播层面，文采就不但是传播“言”的媒介，也是传播礼的依凭。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实质是强调文采对个人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
尽管在当时的语言生态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观点与今天所说的侠义文学传播有很大的距离，但在具体操作上，孔子所提出的观点则跟文学传播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他关于“诗三百”的一些阐述里得到说明。孔子主张人们要努力学习“诗三百”，而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言”得到很好的传播，他甚至极端地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是“诗三百”，是很明确的文学。由此可见孔子的这个观点对文学传播的意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思想还体现在先秦时代诸子散文的创作倾向上。先秦时期，一些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和纵横家的诸子，虽然没有像孔子那样公开提倡这个观点，甚至有人还在口头上表示轻视文采，但是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却非常重视以文采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最突出的是庄子。庄子口头上说弃却“文章”和“采色”，但他的文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却是最文采飞扬、文辞华赡的。《庄子》之文在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固然在于其思想，但灿烂的文章辞采和生动的文学表述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显然说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是被庄子实践着的。与此相类似，孟子的文章、荀子的文章也都倾向以文采增强气势、以修辞强化表达。先秦诸子散文尚文采创作倾向的影响所及并不仅仅止于当时，流波所被，是相当深远的。在这样的创作倾向影响下，先秦以后的文人学者，大多都在写作上讲求文采，因此，先秦以后的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一类的著作，尽管大都不是文学创作，却依然丽辞华章、文采飞扬。这说明在中国古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是在思想主张和创作倾向两个向度上产生着作用和影响的。
二、“再次立言”与“成一家之言”
与此同时，“再次立言”也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产生着积极作用。该观点同样语出《左传》，该书《襄公二十四年》云：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就人的成功而言，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德遍天下，以德服人;次一级的是为国家立有战功，报效祖国;第三层次的应该是著书立说，以诗书传世。这三个层次人生理想的实现都可以达到使人永垂不朽。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立言就是创制文学，把文学创作当做人生的“不朽”目标，应该是对文学价值的高度确认。这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应该具有重要的推动和支持作用。立言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目标或毕生追求，曾经被许多文人学者所实践，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自觉而明确地把忍辱含诟写作《史记》，当成是圣贤立言以传世的工作，郑重强调这个“立言”工作是一项不朽的事业。在接受宫刑处罚以后，用“立言”作为精神支撑，忍受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了闪耀着伟大光辉的历史著作。司马迁以后，“再次立言”就逐渐嬗变为士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方面，对作家起着重要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鼓舞作用，以此也勖助了文学的传播。 与“再次立言”文学传播思想相联系，是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也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因素。这种思想观点见于《史记·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傲傥非常之
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略其事……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如果仅仅局限在司马迁本人，以及他当时处身的特殊环境，“成一家之言”或许只是他想通过写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其独到的历史见解和政治思想，并流传于世。但是，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表述这个“成一家之言”的观点过程中，是将历史上许多“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文化巨匠罗列为自己的同志。结合《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其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也以第二个孔子为准的，实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的创作定位，我们可以明确地见出司马迁是以写《史记》而窃比孔子写《春秋》的。这样，他的“成一家之言”观点即可理解为要通过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一部有独到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则可理解为：创作这部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变化而形成一家之说的文学著作，也可以是一个人最高理想和毕生追求目标，这样的著作的“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也可以使作者名垂青史。
司马迁不仅自觉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实践了这一观点，或者说他用行为实践了这一思想主张。司马迁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的“成一家之言”思想在文学领域也就成为无数文学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而树立了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并以此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文学的传播。
三、“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逐渐进入自觉发展阶段，在此氛围里，许多文人对文学这一艺术形式进行了思考和阐释说明，力图揭示和探究文学的特征与本质。与此同时，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思想火花或鲜明的观点也得到表达，其中以曹丕《典论·论文》最为突出。
《典论·论文》包含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文学传播思想。首先是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要求和标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是从各种文章体裁最基本风格的角度提出了创作标准。从传播意义上说，一种信息进入传播过程是需要符合特定的质量要求的，各类文学因其体裁不同，在人们的接受观念中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而上述言论，正好是对此提出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鼓励文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文章体式来自觉担当文学使命，用多样性文学标准的实现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对历史生命的悲悯，以及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用不同的文章体式来更好地传播思想感受，在具体的文学传播信息制造中，要遵守每一种文章体式的标准和要求，才可以做到更理想的传播。
其次，《典论·论文》从文学的政治功能和人生价值角度阐发出深刻而鲜明的文学传播价值观：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与人生中的其他表现形式比较，文章创作具有无穷的、久远的流传功能。这是从政治情怀和人文关怀方面，提出了文章及其传播的价值。尽管此处所说的“文章”还不是纯然的文学，但是文学却是其中的主体。因此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有突出的使人名声传播后世的功能，即可以使人流芳百世。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曹丕的这一认识和主张，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文学家命运的深层关注。
在当时，曹丕的弟弟曹植曾对这一文学传播思想予以呼应。他在《薤露行》中写道：“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就是说：我希望恣意挥洒我的径不过寸的笔，让我的文采的芳香流传万代、永垂不朽。在表达他立志以诗歌传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气同时，也凸显出推动文学传播的含义。更可贵的是，曹植还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这一传播思想的扩展。他的诗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以致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四、“文章可立身”
作为一个与文学传播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观点，“文章可立身”语出北宋汪洙九岁所作的《神童诗》。诗云：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文学传播角度看，这段对于文章和学习的价值描述，其根本在于鼓励读书和主张以文章立世。隋唐之后，中国选官只有科举考试一种方式，而科考的主要内容是文章，因此“文章可立身”的主张，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劝勉和提示人们通过文章显身扬名、为官作宦，但在客观效果方面，尤其是文学传播意义上，“文章可立身”所表述的文章人生功用和价值，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认为是倡导文学具有提升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作用。这个观点虽然出自宋代神童之口，但一直被中国古代文人自觉地实践着。因此，“文章可立身”不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思想表达，更主要的还是一个用长期实践所体现的思想倾向。 “文章可立身”的思想观念被后人所认可和继承，因此，在文学传播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如元代戏曲作家宫天挺在其作品《死生交范张鸡黍》第一折就写道：“道统相承十二君、三圣人。皇天有意为斯文，教人从诚心正意修根本，以至齐家治国为标准。孔子书，齐鲁论，不离忠恕传心印，以此上天子重贤臣，方信文章可立身。”这也是坚持文章立身观念的。
显然，“文章可立身”是与前所述及的“其次立言”、“成一家之言”，以及“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思想观点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在秦汉之前这些思想观点还主要是就人的自然成长发展而言，隋唐以后，则与其时的选官制度有密切联系。另外，“文章可立身”在很大方面是前所述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观点的翻版或阐释，但是，它在科举考试盛行的特定时代再次强调，以及通过一个神童之口道出，其文学传播主张和激励作用又与之前不可同等看待。
五、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
以幻为真的传播思想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该文学传播思想更主要的是以文学创作倾向的形式体现出来，并逐渐带有理论色彩。众所周知，神话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实，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里，大量的幻化成分被加入。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历史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也体现出这一思想的痕迹。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对有史实根据的材料和无史实根据的内容，分别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来加工，其中的“疑以传疑”就近乎以幻为真。干宝作《搜神记》不但在创作上写了大量的人鬼相杂、幽冥相间故事，还提出了“发明神鬼之不诬”的创作动机，这也是坚持以幻为真的。到了唐传奇时代，一大批文人把许多鬼怪和神仙故事写成小说，并言之凿凿地表示是自己的所见或亲历，以证明实有其事，也是很典型的以幻为真的创作倾向。这说明，以幻为真作为一种以创作倾向体现出来的文学传播思想，在古代对于文学的原创性传播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对于原创性文学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另一文学传播思想是声律传文。因为中国古代早期诗文创作中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所以声律传文的思想尽管在先秦两汉时代既已有所萌芽，或者说是被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体现出来。比如“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活动，以及东汉时代蔡文姬创作的诗歌《胡笳十八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谢灵运、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进入自觉地以声律进行传播的新纪元，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
声律传文思想观点到唐宋诗词繁荣以后，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词创作，以及明代戏剧方面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这些有关声律与文学创作相关至切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除上所述及的几种主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外，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史书以及其他文献典籍中，还星散着很多文学传播思想的因素或成分。如“不虚美，不隐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劝百讽一”、“诗赋欲丽”、“文以载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以及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类倡导以修辞藻饰强化诗文主题传播效果的认识表达，还有小说方面的“自娱娱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学功用认识，都可以视为文学传播思想的质素或分子，这里不再一一详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的认识或结论：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范围和深度远没有现今的文学传播宽阔与纵深，而且中国古代所使用的文学概念、传播概念，也跟现今的文学、传播学使用的概念在含义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古代文人对文学传播的理解和认识，也与今人的看法和观念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过程中，所做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可能更多、更细致，也就是说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勾稽和揭示古人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观点和成分是艰难的，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归纳、提炼和研究的遥不可及。其次，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文人学者的理论表述中，通过主张要求或认识提倡所提出的思想观点或理论元素;二是通过文人学者的创作倾向或创作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这两个方面呈现的文学传播思想，往往在同一个时段或历史时期中，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再次，以上我们的勾稽和阐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只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或倾向，并非全部，要细致地、系统地阐释和归纳揭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最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传播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古代文学论文写作指南6
美学的表现形式多样，传统美学主要的传播方式为诗词歌赋，其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人物情感和内涵。《诗经》在女性美学的探究中起着重要作用，描写女性的诗篇在总诗篇中占有较大比例。因此，本文针对古代文学《诗经》中渗透的女性美学展开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一、《诗经》的基本内涵
《诗经》的主要整理者是孔子，春秋末期，《诗经》成为教师教学的主要教材，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诗经》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国风，第二部分是雅，第三部分是颂，其中雅又有大雅(31首)和小雅(74首)之分，颂又可进一步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主要用作各自朝代祭祀乐歌。作品中不仅颂赞了真善美，而且批判了传统陋习。除此之外，《诗经》记录了商周时期较多的民俗活动、民间传说以及重大事件，其史料价值较高[1]。
二、古代文学《诗经》中女性美学分析
(一)外在美
1.容貌美。《诗经》中针对女性容貌展开描写的篇章较少，大多是利用衬托手法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其中正面描写女性容貌的典范诗篇是《卫风硕人》，描写女性容貌的诗句主要有“肤如凝脂”、“齿如瓠犀”、“美目盼兮”，意思分别是：女性皮肤犹如玉脂、牙齿犹如瓠瓜籽般整齐、眼睛明亮。庄姜夫人被如此比喻之后，其庄重典雅的女性形象被完美彰显。其中《周南桃夭》是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的诗篇，每章诗句都以“桃之夭夭”开头，间接描述了新娘的娇美容貌。
2.形态美。《诗经》中不同诗篇对女性形态美的描述不尽相同，《卫风硕人》用三部分描写庄姜的形态之美，从她的出身、自身资质、出家盛况等方面能够看出古代女性的审美观念，从“硕人其颀”这一诗句中可以看出，古代女性以身材健硕为美。《陈风月出》对女性形态的`描述与《卫风硕人》中的描述具有差异性，“舒窈纠兮”、“舒夭绍兮”等诗句描述了女性体态具有轻盈性的特点，古代将优雅窈窕视为女性形态美[2]。
(二)内在美
1.勤俭持家。《周南葛覃》中“施于中谷”、“维叶萋萋”、“维叶莫莫”、“薄浣我衣”、“归宁父母”等关键诗句的大致意思是：由于新媳妇过于思念父母，为了能够早日回到娘家，仍坚持做好本质工作，积极主动的做着换洗工作。诗中全面塑造了勤劳、孝顺的女性形象。《大雅思齐》中周姜、太姒、大任这三位女性是广大妇女学习的榜样，她们不仅能够在国事上贡献力量，而且能够在家庭中照顾好子女，井然有序的处理家庭内部事务。
2.热爱劳动。《诗经》中较多诗篇的诗名含有“采”字，初中语文课本中学过《采薇》，除此之外还有《采苓》、《采绿》、《采葛》等，这其中有的是药材，有的是食物，还有的是原料和染料。古代妇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采摘完成后，还有对采摘来的物品进行加工，进而满足实际生活需要。例如，《郑风缁衣》中，主要讲述了妻子为丈夫亲手做衣服一事。又如《魏风葛屦》中，讲述了农村妇女为了维持生计，在忽视丈夫鞋子的情况下，坚持为贵族家庭做鞋和衣服。从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女性劳动美只能在贫困妇女中体现，社会上流人士的女性是不需要劳动的。
(三)情感美
1.被弃之女。《诗经》中描写被弃之女的诗篇较多，其中典范诗篇是《卫风氓》，女主人公对狠心丈夫进行无情揭露，并向旁观者倾自身的婚姻状况。《邶风日月》中主要讲女主人公不理解丈夫的薄情，女性只能被动接受事实，却没有主动摆脱命运的勇气。由此可见，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同时，也证明了女性与男性间的依附关系。
2.追爱之女。《诗经》中虽然描述女性追求爱情的诗篇较多，但是不同诗篇中女性表达爱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较为直接、勇敢，有的较为间接、含蓄。《邶风静女》中，从“爱而不见”、“彤管有炜”等诗句中能够看出，女性在爱情面前是积极主动的，这与以往传统的爱情思想不同，女性为了爱情能够大胆追求。《郑风子衿》中，从“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等诗句中，能够明显感觉到，诗篇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含蓄、委婉的，本诗采用倒序以及比兴等手法描述女性情感，主人公将心仪对象的衣饰作为思念寄托，等待爱情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内心澎湃，进而塑造了娇羞、婉约的女子形象[3]。
三、结论
综上所述，《诗经》中有关女性美学的描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探究意义和借鉴意义。《诗经》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经典文学作品，主要原因是《诗经》来源于现实生活，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对于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诗经》篇章中对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体态、外表以及内心情感等进行了细致描述，进而有利于我们掌握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当地文化内涵。
古代文学论文写作指南7
“文以载道”这个艺术命题早见于《周子通书·文辞》，其中记载：“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周敦颐在文中所谈的“道”实际上指的是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他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古代公文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管理国家、传达命令、联系公务、记录和传递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其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必须“文以载道”。古代公文作为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时至今天，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学习和借鉴。
一、政治教化
政治教化是统治阶级为巩固发展自己的阶级统治秩序,对被统治者以及统治阶级内部进行一定的意识形态上的巩固所采取的手段。古代皇帝一般都通过公文控制政府，政府通过公文控制国家。如王充在《论衡》中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汉）以文书御天下。”这是对汉代公文文书所发挥作用进行的高度概括。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也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也强调了公文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无非要求全体臣民有礼有序地遵循社会秩序，最大程度地消除君与民、君与臣在阶级地位上的对立状态。这一点在古代公文的写作与传播中体现的尤为充分。如以《明史太祖本纪》所载朱元璋的《正礼仪风俗诏》为例：“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 婚姻毋论财。 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 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此诏书从奴隶的自由、贫民的生计、孤寡残疾者的抚养、乡党礼仪、婚丧办理、流民安置、宗教秩序、富豪纳宦等八个方面对端正当时的礼仪风俗作了规定。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教化民众遵从统治阶级制订和提倡的社会规范。还有，如明代著名政治家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时发布的《禁馈赠告示》：“接受所部馈送土宜礼物，受者笞四十，与者减一等，律有明禁。……今后凡有送薪送菜入县门者，以财嘱论罪……”该公文就从习俗上明确革除了令人厌恶的陈规，为规范官吏和民众的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道德教化
从本质上说，道德真正的存在方式就是教化，如果道德理论不能对人的思想态度、意志品质和行为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道德教化正是在倡导为善的伦理价值层面上，把人从人的本性状态提升到人性状态的工作。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人性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特质。人不是天生就成为了人应成为的样子，所以，人需要教化。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社会强调的社会规范是不同的，但不管怎么变化，忠于君主、国家利益至上是封建臣子奉行的最高准则。作为时代社会道德秩序的忠实维护者，臣子一方面接受了这种正统思想身体力行地实践，热衷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又通过文学作品不遗余力地宣传，在公文写作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为维护正统愿肝脑涂地的情怀。最典型的如诸葛亮的《出师表》，该文中一个古代大臣忠君报国的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作者在这篇公文中陈述的追随先帝、扶助幼主的`艰难人生经历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才能卓绝、道德崇高的古代忠臣，一位人格高尚、气质优雅的封建名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绝唱至今仍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当我们阅读这篇经典公文作品的时，思想也受到熏陶和洗涤。简单地说，就是宣扬“仁者爱人”的精神信仰。例如李密的《陈情表》实质上就是宣扬仁孝的精神的经典。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躬亲长辈是封建名士完美人格的标准。文中李密冒着杀头的危险上表不仕而在家侍奉祖母，仁子孝心却是真真切切，给读者巨大的精神感染力。
三、审美教化
审美教化是运用审美形象的感染作用塑造人自由和谐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等实践能力的教育形式。审美教化在古代主要引用于教育领域，在孔子在其创立的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把“乐”看作审美教育的专门学科，在《论语正义》用就有语云：“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古代公文也有很强的审美教化作用，其主要体现在文采的动人和情感的抒发上。古代公文作者通过精美的文才和丰富的感情使读者在领会文章精神的同时接受“美”的熏陶。前文谈到的《出师表》、《陈情表》均是以文采飞扬、感情浓郁而传千古的名文。《陈情表》其中的一段陈情尤能令人在欣赏其美的同时被之感动：“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精练的笔触在读者面前勾画出了一幅母孙相依为命的动人画面，最终《陈情表》打动了晋武帝，于是不再勉强李密出仕。还有如唐代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先声夺人，立论严正，列武则天数罪，借此宣告天下，共同起兵，写的激情昂扬、富有文采，据《新唐书·骆宾王传》记载：“（武）后读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可见该檄文煽动力之强。此文之所以能鼓动天下人反武氏且能打动武则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文美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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