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比较文学的论文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下面是关于用比较文学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
[摘 要] 在中国比较文学繁荣的背后，有些基本性、原则性的概念和认识依然存在分歧，其学科性质等依然有争论，我们认为，比较文学属于普通文学范畴，是对人类所有文学现象的分析与研究；其学科目的与其学科性质相关，即在关注文学“普适性”的同时，也应给予“差异性”相应的地位；其研究范围应仅限于“文学领域”，过度“泛化”不仅不会拓展学科生存空间，反而会使学科陷于尴尬；从我国比较文学发展的阶段来看，当务之急，是注重理论建设，加强学科“实”的建设，而非“名分之争”，“名实相符”时，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自然就会确立。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性质 范围 目的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全球信息化时代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政策的国别研究”（2010JK011）系列成果之一。
自歌德(1827)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到波斯奈特(1886)提出“比较文学”的名称，如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业已走过100余年的历程。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自19世纪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强劲，以至到了20世纪中期差不多成了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每况愈下，几近死亡，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比较文学却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有学者断言，“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移到了中国[2]”。但在分析考察这些大量的成果之后，我们依然“能看到明显的分歧，由此也隐含着若干争论，并反映出众学者认识上的一些困顿[1]”。
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
在一门学科已经发展了近百年还在探讨其学科性质是不得已的，“这是因为它‘患’有一个自它诞生之日起即有的‘病’，一个与生俱来的‘病’：学科地位归属不明。众所周知，作为一门新兴的、年轻的边缘学科，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归属不定:在美国的某些大学，比较文学本来已有自己独立的系，但近来却被归属于英文系了；在中国，自80年代初起，比较文学一直是归属在‘外国文学’学科下的，但是从前几年起它却被划归到了‘中国文学’学科的门下。比较文学被如此划来划去，不是基于对这门学科的科学论证，而是出于人们对这门学科的主观印象，即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觉得，研究比较文学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的事，而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又觉得，研究比较文学是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事，于是比较文学成了我国人文学科中的‘蝙蝠’”[3]。
我们认为：比较文学属于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学科，也不属于中国文学学科，严格讲来，应该属于普通文学，（就这一点看，与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语言学的关系相当），是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上位学科。
此外，比较文学与翻译学，译介学的关系也值得探讨，张旭（2007）对此有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
比较文学的学科目的
如果前文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判断正确的话，那么，比较文学的学科目的就会相对清晰。这一点从比较文学的命名上也可略窥一端，运用“比较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或同或异”。所以比较文学的宗旨就是“探求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乐黛云先生（2009）认为：“没有差异就不成其为世界。但是差异在世界上并非各不相干，而是在某种普适性之下共存……应该说，普适性寓于差异性之中，正是有了差异性，普适性才有意义，反之亦然。只强调差异，把差异变成了各个互不相干的孤立存在，而排除了差异之间对话、沟通、互补的共同基础，结果只能是既取消了普适性又取消了差异性……人为地使差异性和普适性之间发生深刻的断裂，片面强调差异之间的“不可通约”显然是不可取的。特殊性与普适性之间的断裂，影响了各方面的和谐，使对话难以进行，社会难以发展。重新沟通和弥合这种断裂，回返普遍与特殊的正常关系是发展多元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缓解文化冲突，更是使比较文学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环节。[4]”
法国学派偏重于“法国文学给予其他民族文学的同”，美国学派则侧重于“没有影响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同”，相对而言，对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关注不够。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则在关注文学“普适性”的同时，给予了“差异性”相当的地位。
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
“范化”与“窄化”，即文化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比较文学的泛化肇始于美国学派的诞生，在对法国学派进行批判之后，美国比较文学家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不仅仅是研究“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它还要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其他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5]。美国比较文学家的定义，尤其是它的“跨学科研究”，即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文学与其他科学、宗教等之间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研究前景，但与此同时它也种下了日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泛文化研究的祸根。对这把“双刃剑”，学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黄念然先生（2005）[6]结合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大背景，认为：“当代文学的泛化有深刻的现实背景或历史文化语境的支撑，无视这一背景而固守文学理论的独立性或'不可通约性'，只能使文学理论的研究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在文化的互融性中去寻求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开放，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也必将为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拓宽视野或道路。”
而更多的学者则坚持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北京大学孟华教授在谈到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界存在的泛文化研究趋势时,批评了“有不少的研究不仅脱离了具体的作品和文本，而且脱离了文学本身，完全进入了宽泛的文化领域”[7]。刘象愚教授则针对“比较文学向漫无边际发展的现状”强调“在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上，坚持文学的虚构性、想像性等基本特征;在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问题上，则要在承认比较文学跨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前提下特别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3]谢天振先生[8]强调“文学性，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线。”孟昭毅先生则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30年，是“从文学、文化逐渐回归文学的30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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