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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骈文起源或形成于魏晋的问题论文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修订本)》：“诗歌而外，骈文有突出的发展。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孙梅《四六丛话凡例》：“骈俪肇自魏晋”。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重复孙梅《四六丛话凡例》的观点。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所谓的“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是以偏概全。中国散文有一部分向骈文发展，另一部分仍然保持着散文的特点并且沿着散文的发展方向发展。否则，沿着所谓的“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发展下去，散文岂不是就消失了?
谭家健在《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一书之代前言《历代骈文发展概述》：“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他有不少文章，整篇都用骈偶，纯粹为修辞而使文词属对的成分加多，已不仅限于内容的对照。用语力求从古籍中提取，事理的阐述多借助于典故。”
首先，谭家健反对他老师的学术观点。其次，关于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前人已有论述，并不新鲜。
《评注昭明文选》录邵长蘅评论陆机《豪士赋序》语：“自是对偶文字之先声。”邵长蘅所谓对偶文字实际上就是指骈文，邵长蘅所谓先声实际上是就起源或形成而言。邵长蘅明确提出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标志性作品就是《豪士赋序》，只是语焉不详而已。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卷上论述“骈俪文之成立”：文章家每薄骈体而不论，然单行之变为排偶，犹古诗之变为律诗，风会既开，遂难偏废。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之连珠。嗣后葛洪、郭璞辈，好为此体，如博喻广譬诸篇，辞采不逮士衡，而摹仿毕肖，风气大开。刘宋之世，颜延之、谢灵运继起，并称江左文章第一，谢文兴会飈举，颜文体裁明密，骈四俪六，又较郭、葛为工整。至后周庾子山出，遂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唐初四杰之先路。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深受四库馆臣影响，多用四库全书提要的词句。虽然四库全书提要没有明确提出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但是，我认为顺着四库馆臣的思路必然得出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的结论。张之纯《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就是顺着四库馆臣的思路而得出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的结论。张之纯《中国文学史》不仅明确提出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而且论述详细。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从西晋时期起，骈文形式的各个方面又趋向凝练的道路。一篇之中，句子几乎整个是排偶的，辞句属对的成分也加多了，使用的词语力求从典籍中提取，如《文赋》所说的‘倾群言之沥液’，而事理的阐述，更多借助于典故。”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以陆机《豪士赋序》为陆机骈文的代表性作品。
如前所述，谭家健认为，“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关于陆机的有关论述没有得出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的结论，只是严谨地认为从西晋时期起骈文形式的各个方面有趋向凝练的道路。因为魏晋骈文不可能有质的区别，谭家健此论与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关于陆机的有关论述基本相同，连举陆机《豪士赋序》为例都完全一样，却得出了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的结论。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
钟涛博士指出：“虽然魏代散文已经发展到高度骈化的程度，对句、用典、藻绘几种骈文形式要素都在文章中有突出表现。但魏代未有一篇比较典型的骈文出现。”只是到了西晋陆机笔下，骈文的体式才正式确定。
钟涛博士忽略了魏代散文也有未高度骈化的，如果魏代散文果真按照钟涛博士的思路发展下去，散文就消失了。按照所谓的学术规范，应该引用前人关于此问题的最早论述。
钟涛《六朝骈文的形式及其文化底蕴》：“魏晋：骈文初步形成时期”，“骈文初成于陆机”，“宋齐：骈文正式成立”。钟涛博士明确提出骈文初成于陆机而宋齐时期骈文正式成立，这与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所引用的所谓的钟涛博士的观点不同。
于景祥《骈文的形成与鼎盛》：
谭家健先生在《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一书的序言中说：“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仔细考察，应该说这把骈文形成的实际时间说晚了，与事实有明显的距离。不但上面所引的曹植文章已是合格的骈体文，曹魏时期其他人的文章有很多也已经合乎骈文规格，如曹丕的《与锺繇书》、《伐吴诏》，徐干的《中论·谴交》第十二、《文质论》，应旸的《文质论》，刘桢的《答魏太子借廓落带书》、《处士国文甫碑》，吴质的《答东阿王书》等等，都是骈偶体制。这无疑已有力地表明骈文在建安曹魏之时已经形成，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于文坛之上，当然，此后它又经过两晋作家，尤其是陆机的努力开掘，更为典丽富赡，而到南北朝时期则登峰造极。
于景祥《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批驳了谭家健提出的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的观点，并且提出骈文起源或形成于曹魏时期之曹植的观点。虽然于景祥指出了谭家健观点的问题，敢于批评学术权威，在当代社会和学术界令人敬佩，但是也有局限性。
我认为，确实很难说曹植的骈文与陆机的骈文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就是在骈化的比例上和体式上也很难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曹植的骈文都不算是骈文，那么两宋的骈文就更不是骈文了。如果如于景祥所言曹植的骈文算是骈文，那么汉代蔡邕的《郭有道碑》算不算骈文?仲长统的《乐志论》算不算骈文?如果汉代蔡邕的《郭有道碑》和仲长统的《乐志论》都不算骈文，那么两宋的骈文就更不是骈文了。
另外，于景祥《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却认为骈文“形成于魏晋”，这与孙梅《四六丛话凡例》所谓“骈俪肇自魏晋”的观点如出一辙，与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所谓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完全雷同。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建安致西晋——骈文形成与发展时期”，“骈文形成于建安魏晋的原因”，于景祥又认为骈文形成于建安魏晋。可见，于景祥确实不知道骈文究竟形成于何时。
孙梅《四六丛话凡例》：“骈俪肇自魏晋”。孙梅认为曹魏时期之骈文与西晋时期之骈文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之不同。程杲《孙梅四六丛话后序》：“第四六之兴，不一代矣;四六之作，又不一体矣。”程杲认为骈文之兴非为一代之事，在骈文形成之后，仍然在发展变化，在骈文之中又形成不同的体式。程杲的这一观点是相当深刻的，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常言魏晋骈文，魏之骈文与晋之骈文无质之区别，区别仅仅在量上，即在程度上略有不同。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东汉而成熟于南北朝，我们可从‘四史’的传论察出明白的迹象。”胡国瑞认为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东汉，其实，王闓运早已言及。《杨庄所藏王闓运手书册页》第十九页：
骈俪之文，起于东汉。大抵书奏之用，舒缓其词。经传虽有偶对，未有通篇整齐者也。自刘宋以后，日加绵密。至齐梁纯为排比，庾、徐又加以抑扬，声韵弥谐，意趣愈俗。唐人渐同律赋，宋体更入文心。自是遂有文、赋二派，愈益俳矣。
刘师培《论文札记》云：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连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迁变者一也。西汉之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其迁变者二也。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其迁变者三也。西汉文人，若杨、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选词遣字，亦能古训是式，非浅学所能窥。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列，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魏代之文，则又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其迁变者四也。
刘师培认为音韵是骈文的一个标准，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刘师培实际上认为骈文起源于西汉。西汉之文与荀子、李斯之文之区别几鲜矣。那么，如何研究骈文的起源或形成问题?我认为，研究骈文的起源或形成问题首先应该研究确定骈文的起源或形成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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