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人学归趋论文
悲剧(Tragoidia)，字面意思为“山羊歌”。各家解 释不一，归纳起 来大约有 这 样几种意思：“(一)比赛的奖品是山羊，(二)演出时歌队围绕着作为祭品的山羊，(三)歌队由扮作山羊的萨图罗斯组成。”总之，与艺术表演中的歌队和山羊分不开。悲剧作为一种典型的艺术形式大概产生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雅典，闻名于世的悲剧作者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都活跃在这一时期。在哲学领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于自身体系的需要，赋予悲剧以不同的地位。长期以来，学界都将他们的悲剧观乃至文艺观看作是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但笔者认为，从表面看，柏、亚二氏在悲剧问题上态度迥异，但这只是他们认识论上差异所致;在最深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彻底摆脱柏拉图的影响，毋宁是一种温情的超越与人学的归趋。
一、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中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论述集中在《诗学》里，这里先检讨《诗学》的经典化历程，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亚氏悲剧观的接受情况。《诗学》被看成亚里士多德未经正式发表的著作，学界一般认为它还有一个散轶了的讨论喜剧的部分。和《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比较起来，它较晚进入学者们的视界。长期以来，它和《修辞学》一起被当作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组成部分，连贺拉斯、维吉尔这样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都没有阅读过它，当时学者们甚至混淆了它和贺拉斯的《诗艺》。然而，15世纪文艺复兴之时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先是G·瓦拉提供拉丁译本，罗伯泰罗是首先撰写《诗学》评论的意大利学者，其《亚里士多德诗艺诠解》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接着朗巴第和马吉分别发表关于它的研究著作，意大利著名文艺思想家卡斯泰尔维特罗就是用意大利语撰写《诗学》评论的第一人，并且就其中的某些观点大胆地提出反驳。罗伯泰、明托诺和斯伽里格等其他的意大利学者也就其中一些重要观点投入研究。随后法译本、希腊本和拉丁本纷纷出现，甚至德国莱辛的《汉堡剧评》也深受其影响。
二、悲剧摹仿行动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相对于柏拉图的“摹仿说”，亚氏已经将视角转化到了现实“人”的层面。在柏拉图的“床喻”中，画家的床摹仿的是工匠做出的床，如此以来，“他就像所有其他摹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柏拉图从知识或真理的可信度方面否定悲剧的价值，并胶着在他的三重世界(理念—现实世界—艺术)上。
三、悲剧的人物在于实现
在柏拉图看来，悲剧诗人必须被逐出理想国，因为：“诗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甚或习惯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那么，哪些东西是合格的呢?柏拉图认为，我们灵魂中内涵着“激情”、“智慧”、“勇敢”三种组成因素，如果一种艺术作品有损而不是积极协调这三种核心素质，则它就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在和格劳孔的辩论中，正义一直被定义为一种协调能力———对内协调灵魂的三大构成，对外协调城邦中劳动者、士兵和管理者。以“健壮的身体，高尚的智慧”为标志的城邦守卫者是柏拉图追求的人格理想。
四、悲剧摹仿中的可然律与必然律
亚里士多德悲剧观固然在形式上走出了柏拉图“摹仿说”，但在深层次里还是和柏拉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温情的超越折射出了亚氏诗学思想巨大的包容性。亚氏强调“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可然和必然”就意味着悲剧的素材有逾越现实层面的可能性，这与亚氏一向主张的对人的行动的摹仿似乎存在分歧。其实这正是他悲剧观的出色之处。
五、结语
总之，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乃至整个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强调诗人要摹仿行动中的人按照可然律必然律推进的实现活动，相对于柏拉图而言，“人”被置于文艺中心。但这种超越只能是温情的人学归趋，因为亚氏体系的圆融辩证特征只能部分地顾及到人的生存。梳理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古希腊文艺思想的演进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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