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校训论文
先前的学校未必每校都有校训，岳麓书院算是“千年学府”了，门口是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楹联，但显然算不上校训，只是对荆楚之地的评价而已。民国时就连北大都没有字面意义的校训。我们也不曾见到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有什么校训。
改革开放之前，学校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校训的。写在墙上的大都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之类大而无当的口号。近几十年，据说校训成了必不可少的校园文化要素，有的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还硬性规定：学校没有“三风一训”则一票否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学校是否把校训作为师生的行为准则和办学追求，反而不予考量，关键是必须写在墙上，挂在嘴上。求新，求异，求吸引眼球，求花样翻新，求念起来朗朗上口，是不少学校杜撰校训时的首选。
一次，参加一个关于校园文化的研讨会。问一位所谓“百年名校”的校长：贵校的校训是什么?那位校长当然不能脱口而出，翻了半天材料也没有找出，其后尴尬的她许诺：回去后从电脑里找吧??
多年的老校长大脑里没校训，竟然需要从电脑里找，说明什么?不怪那位很敬业的校长，该怪的是一套僵化的行政管理模式!
“只做第一，不做第二”，是某市第一小学的校训，杜撰者颇为得意——一箭双雕，既隐含校名，还有励志效果。就是没有想一想：一千多个学生都做“第一”，谁做“第二”?差异化教育的原则还要不要了?
“修君子人格，育绅士淑女”是某知名高中的校训。本想对仗一下，却编得很不对仗，这姑且不论。但这几个概念确实值得推敲一番——“君子、绅士、淑女”这三个概念产生于等级社会的背景下，前者是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论语》中出现了一百多次“君子”，后者似乎是西来的。尽管内涵上与“君子”和“现代公民”有交集，如彬彬有礼、尊重女性、规矩、担当、高雅、教养、文明等，但总体上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何也?君子对应的概念是“小人”，孔子所说的“小人”其实不同于今天的语意，不是“卑鄙的人”，而是“下层、普通、世俗化、无远大理想追求”;“ 绅士、淑女”对应的概念是粗人、仆人、下层、庸俗等等。
今天我们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现代公民。试问：淑女能不能踢足球、举重、长跑?能不能喂猪、割麦子、开拖拉机?能不能在大街上一边吃冰激凌一边嘻嘻哈哈地溜达?倘若能，岂不违背了淑女的定义?倘若不能，我们的教育观不就停留在“前现代”或者说是农耕时代吗?说一千道一万，校训不是供参观、检查之用的，不在花样翻新，不在朗朗上口。它必须内化为师生的人格追求，否则，毫无意义。不站在这个高度想问题，不仅显得没有文化，也难免堕入“做戏的虚无党”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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